高的个子，板寸头，温和而略带一丝亲切的微笑，一袭黑色的风衣――典型的林毅夫的“标准”形象出现在公众眼前。 “呼拉拉”一声，顷刻间，里三层外三层的记者将林毅夫围了个密不透风。
“林委员，您认为如何才能建好新农村?”
“林委员，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近日，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开幕前，在人民大会堂台阶外的广场上，当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刚一出现，便犹如巨大的磁场吸引了无数的记者。现在，林毅夫担任着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要职，同时也是温家宝总理的主要智囊之一。
从下车到踏上人民大会堂的台阶，短短一百来米的路程，由于记者的围堵，林毅夫足足花了近半个小时，这其中蕴含着无尽的深意。
从台湾叛逃
1979年5月16日夜，台湾海峡中的金门岛被沉沉的黑暗笼罩着。台湾陆军金门防卫司令部连队长林正义看了一眼约两千米外福建厦门的海岸，跳进了海水中。
他的神秘失踪在台湾军中引起了很大的骚动。台湾方面曾拼命寻找这名26岁模范军官的去向，但没有成功。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人间蒸发”了。一年后，台湾军方宣布林正义失踪后“死亡”。
而实际上，林正义冒死从金门泅渡，成功地登上了大陆，并改名为“林毅夫”。“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毅夫”，要追求的也是这样一种精神。
北大情结
林毅夫出生在台湾东北部一个民风淳朴的小县城――宜兰市。谈到自己结缘北大的情怀时，林毅夫说：“第一次听到北京大学的名字是什么时候？是小学四五年级上历史课的时候吧！在我的心中，北大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学府。”
念初中时，学校有位生于北京、长于北京的地理老师，把枯燥的地理课上得津津有味，在干巴的地理名词间穿插着许多历史典故，他的课让林毅夫了解到许多京城旧闻、北大轶事，从而产生了对风云于“五四”时期的北大学生的无比崇敬。
“我1971年考进台湾大学，台大学生的思想特别活跃，一进校没有多久，全校班代表联谊会主席的竞选把整个校园搞得热火朝天。”林毅夫说，3位候选人中叫得最响的一个口号是“继承北大传统，发扬北大精神”。
1979年，林毅夫终于进了神往已久的北京大学。燕园3年，正值改革的春风吹起。当时，国门初开，身处中国文化中心的北大学子，充满民族存亡的忧患意识、祖国复兴的强烈愿望，和对各种新思想新学说的迫切求知欲。林毅夫从周围的老师、同学身上，深深地受到了北大传统和精神的感召。
至今，他还对北京大学能够接收他这样一个“来历不明”的学生心存感激。因为他首先准备就读的中国人民大学就以“此人来历不明”为由把他拒之门外。
诺贝尔奖得主的关门弟子
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西奥多・W・舒尔茨在北京大学作了一次演讲。林毅夫受学校指派担任舒尔茨教授演讲的翻译工作，不但出色完成了任务，他的才气也给舒尔茨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舒尔茨教授回国后立即给北京大学经济系和林毅夫本人写信，盛情邀请他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于是，1982年，林毅夫在北京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之后来到了芝加哥大学。当时舒尔茨教授已经退休10年，未再带博士生，林毅夫入学后，舒尔茨教授破例将其招为关门弟子。他的博士毕业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教授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同时，在美国留学期间，林毅夫与留在台湾的妻子实现了团聚。
1986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林毅夫到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博士后研究工作后回国，成为祖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从西方学成归来的经济学家。当时的中国大陆和美国相比，各方面条件都相对较差。然而，与毅然从台湾到大陆一样，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再次支配了他的行动，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回国效力。
林毅夫说：“大陆当时有10亿人，台湾只有两千万人。以前孙中山国父曾经讲过，一个年轻人，如果你有千万人的能力，那你的心就应该为千万人服务，如果你有亿万人的能力的话，你就应该为亿万人服务。中华民族的复兴肯定是要亿万人的复兴，而且我认为亿万人的复兴对这两千万人的复兴或是兴盛，也会提供一个更好的条件。所以，我到大陆来，能够为亿万人服务，也同时为台湾的两千万人服务。”
回国后，林毅夫主要都在从事中国农业问题的研究工作。这一段时间是他潜心从事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段，也是他在国际经济学界崭露头角的重要阶段。1990年，他关于中国1959―1961年大饥荒问题的论文《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在世界最顶尖的经济学杂志之一《政治经济学期刊》上发表，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争论，从此以后，“中国饥荒”成为了国际经济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
但是林毅夫的志趣还不止于学术研究，也许是因为他对于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研究的落后深有体会，1995年，林毅夫与张维迎等几位“海龟”通过各种努力，筹建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目前该中心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研究的大本营，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林毅夫的许多政策建议也受到了高层的重视。
六年力倡“新农村”
从倡导了六年的“新农村运动”被写入“十一五”规划，林毅夫，自然成为今年两会最值得关注的人物之一。在林毅夫看来，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在农村。
“我在1999年提出，由我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场以实现农村自来水化、电气化、道路网化为核心的新农村运动，加快农村地区和生活消费有关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来启动广大的农村市场。”林毅夫认为，这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一石数鸟”的效果，既可以刺激国内消费需求，使我国早日从通货紧缩的陷阱中摆脱出来，也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改变农民观念，移风易俗。
那么，出生在台湾的林毅夫，又是在西方接受的经济学教育，何以对农村有如此浓厚的情愫？其实，林毅夫与“三农”结下的不解之缘，算起来已经跨越20个春秋。
在林毅夫的记忆中，自己第一次下乡，就是在台湾时帮舅舅家收稻子。第一次来到大陆农村，那还是在1984年，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博士期间，利用暑假回国到安徽考察。在这位芝加哥大学博士的眼中，中国的农村“距离现代化的目标非常远”。无数次下乡的经历，让林毅夫印象最深的是农民的眼睛。“记忆里到处是他们的眼睛，他们的眼睛瞪着你，希望能给他们解决各种问题的答案。”这一直激励着林毅夫努力工作，而希望9亿农民过得越来越好，是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林毅夫立志要做的事情。
最大的荣耀
是累死在书桌上
和二十多年执着农村研究一样的是，林毅夫在学习和工作中同样执着而勤奋。从1982年到 1986年，林毅夫仅仅用4年的时间就完成学业，拿到博士学位，而一般人拿到博士学位需要5-7年。芝加哥大学曾经出过9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公认是经济学的麦加。同时，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也是“宽进严出”的典型，每年有1／3的博士生在没拿到学位的情况下离开。而林毅夫在同一届三十多个博士生中，是惟一一个4年就拿到博士学位的。
林毅夫曾经给他的学生一个座右铭――“成功等于机遇加上努力，而机遇属于平常就做好准备的人”。他在跟学生聊天时曾说过，“将军最大的荣耀是战死疆场马革裹尸还，学者最大的荣耀是累死在书桌上”。
如今已经抱上孙子的林毅夫还是没有放慢脚步，每天工作从早7时到晚12时以后，很少休节假日。林毅夫从不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他说他之所以取得了一些学术成就，不过是因为付出了比许多人都要多的努力和心血。在他看来，惟有勤奋、敬业才是成功的捷径。
他本人被经济学界看好是近年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人。
（资料来源：《朝日新闻・中国观察》、《中国证券报》、《特区青年报》、“网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