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威廉斯说:“纯然虚构的小说就是novelette（即中短篇小说）或是不好的小说,而严肃､非娱乐性的小说可以告诉我们有关真实人生的事情｡”①看来,这位文化研究的重要奠基人,20世纪中叶英语语境最具实力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虽对虚构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却对直面时代的长篇纯文学创作充满敬意｡陈力娇惯于倚重日常现实,从不向商业文化妥协,《草本爱情》（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年4月版）虽然上了畅销书排行榜,却始终是一部严肃作品｡陈力娇近年几乎脱离了中短篇的陈述方式,将创作视线移向新的端点,凭借长篇小说写作迅速崛起,这一切都像是对雷蒙・威廉斯文学主张的主动践行｡《草本爱情》是陈力娇继《戏园》､《平民百姓》之后的又一部重要的小说著作,可以看作是她小说理念和创作技巧新变的动人文本,作家有意用反讽的“草本”来修饰和界定,貌似随意的点�其实是借爱情话题书写对当代文化实况的诸多诘疑和焦虑｡
一
在文学史上,爱情小说同其他题材的小说比起来无疑是晚生儿,只有女子走出弹压她的工具属性,大致能够抬眼同男子平视时,才会有真正的爱情文学｡今天在我们终于可以大张旗鼓､名正言顺写爱情的时候,不断被商品经济推搡的它却在太多的场合只丢下一个背影｡《草本爱情》不是写“爱”的,而是写“非爱”的,是写爱情的被遗忘或无力抵达｡小说中的爱情处境尴尬,是草本而非木本,正说明它是易碎品,越不过冬天的门槛｡埃・弗洛姆所强调过的“爱某人不仅仅是一种强烈的情感――它是一种决策,一种鉴赏力,一种承诺”,②被这部小说中的人物一一倒置,而作品中人们对爱情的态度也大致不出三种范型:
一是对其不屑一顾,甚至弃如敝屣｡作品中不乏以各种面目出现的两性关系,但大多与爱情无关｡杜马与小地因为相互利用聚首,他们的关系是对爱的反动;杜马与他的第二个妻子虽受社会契约保护,但婚姻却只剩一层外壳;万里震撼被美色迷心,每以重金包养之,与他自己女儿同龄的尼泊尔在婚内,肖长在婚外;尼泊尔与周四是愈发赤裸的利益交换,尼泊尔付出的是金钱和肉体,周四承诺为她杀死肖长,只为获得二十万的报酬;网名千里冰封的大学教师程宇桐和他的妻子也是一桩无爱组合,否则后者也不会抛夫弃女与情人一起提着赃款离家出走……维系这样一些两性关系的东西其实都不是情感,人们只是性政治或是金钱政治的臣仆,爱情徒有其表,有时甚至连外衣都不是,它已被各种各样的利益抵押､掩埋或置换｡作家陈述的是一串串不谈爱情的故事,人们本无需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但爱情仍是时常被拉来作遮羞布,明眼人一望便知,出入他们唇齿之间的“爱”字显然早被弄脏｡“在直接商品关系中隐藏的人们相互之间以及人们同满足自己现实需要的真正客体之间的关系逐渐消失得无法觉察和无法辨认了,所以这些关系必然成为物化意识的社会存在的真正代表｡”③这部小说让我们看到了现代人被物化的一则又一则生动的案例｡
二是爱情成为无望的守候｡作品中也有几桩看似动人的等待,走近了才知道都带着病状｡初念老人对一个死去的女人（也就是万里飘飘的母亲）的追怀令人过目难忘,她死后他为之立了衣冠冢,每天都要去看她,刮风下雨时为她送伞,渴了饿了给她送吃喝,当她托梦要一条裙子的时候,他就把被面儿拿下来为她做一条裙子｡杜马的前妻离开杜马已经多年,当年八岁的儿子如今已经长大（堕落成了一个杀人､贩毒的恶魔）,而杜马已经再娶,中间又有了情人小地,但当他得知她因贩毒被捕,却是那样地焦躁神伤,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监狱里寄钱,不过曾经的一切都如同一只断线的风筝让他无法掌控｡满克对小地与杜马的关系是毫不介意的,他就是愿意为小地做事,愿意无限期地等下去,他就是要把小地娶到手｡这不是作家故事编辑的疏漏,而是现代人精神现状的写实,小地已是满克的一个人生目标,至于目标的实质已无关紧要｡小地接受杜马也不接受满克,满克拥有的也只能是无望的守候｡辛德明对小天的无条件的爱也是同样的一往无悔,即使最后他主动选择了自我毁灭而不是毁灭他人,也始终无法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他们都把爱情当作现代人退守的最后一座城池,可是他们只能隔岸远眺自己的心事,只能醉心于乌托邦想象,听任自己的生命在爱情的岸边枯萎｡
三是偶然留存的本真｡万里雪飘和西蒙可以说是作者最为赏识的一对恋人,不但从外观上是俊男靓女的组合,在人品才智上也相得益彰,他们的交往基于纯然的感情,少有世俗欲望的参与｡应该说,他们身上寄寓着作家心目中最多的理想人格｡但他们也是俗人,他们的品性之中少有崇高,少有英雄情结｡西蒙执意舍弃“个体户”身份去当警察,为的不过是与万里雪飘的干部资格站齐,爱情在他们中间好像也因此讲了条件｡书中另一桩看似美好的恋情来自万里飘飘的母亲和初念老人之间,他们有着二十岁的年龄差距｡这段感情在女人与他人结婚生子后不能改易,在女人死去近二十年后也不能被男人抹去｡这段感情超越了时间,超越了俗世,能够跨越几十年的距离而一步步进逼两个生命的永恒,但这感情的本质却是虚妄的｡不但因为现实的土壤缺少使它萌芽的养分,而且因为女人所在的秀水家族有着世代遗传的“恋长癖”｡因此我们只能说,这种感情不是来自于心灵,而是来自于疾病｡肖长对前夫胡节的怜悯很像是一则颇具现代意味的寓言｡当肖长在7号水果店发现虽然落魄却仍然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前夫胡节后,以买水果的名义慷慨地留下九千九百元钱偷偷地溜走了,并为此在家里躲了好几天｡可当她带着准备好的几套说辞再次出门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胡节已经携妻带子在那天夜里就搬离了此地｡而此后胡节对她的抢劫（未必没有预谋）也进一步明证爱情的弱不禁风｡
小说中的男女关系更多的没有指向“爱”而是指向“性”,这也是对消费社会的一种归结,一种拷问｡“性欲是消费社会的‘头等大事’,它从多个方面不可思议地决定着大众传播的整个意义领域｡一切给人看和给人听的东西,都公然地被谱上性的颤音｡”④只要留意一下周围驳杂的社会信息,我们就会服膺陈力娇的一语中的｡
二
“人类文化分为各种不同的活动,它们沿着不同的路线进展,追求着不同的目的｡”⑤毫无选择,作为万物的灵长,人类只能被文化养育｡小说为我们带来的是现代文化的杂糅景观,政治文化､商业文化与日常生活文化夹缠一处｡一方面我们在现代化中不断获益,一方面铺天盖地的网络､大面积滋生的婚外情､腐败､艾滋病……这些现代化的伴生物也让我们吃尽了苦头｡
商业文化对人情､人性的冲击,是《草本爱情》中的显性论题,没有它的存在就没有小说文本的铺开｡万里震撼雄厚的经济基础派生出了他的两儿两女独特的生活方式,也决定了他与尼泊尔和肖长这样的风尘女子的特殊关系｡但这个卖报纸出身的人不是人们概念中的“奸商”,他的成功靠的“是骨子里那种闯劲和万劫不倒的坚定信念”,他的出场是在政协常委会上,而会议的主要议题则是让他出资办厂和出头招商引资,这足以证明他是个有社会地位的企业家｡尼泊尔的红灯笼大宅门舞厅和米尤的背水一战舞厅是秀水园中争奇斗艳的街景,两家舞厅以女色和男色为依托而进行的争夺客源的拉锯战,正展现了现代社会的灯红酒绿与道德滑坡,也正是类似的土壤生出了肖长､哨所､小男孩Q之类的时代怪胎｡米尤和尼泊尔的经商之道并不光彩更不正当,但她们和她们的生意之所以有生存的空间是转型期的社会现实决定的,是一种世俗生活的反映,也是一种文化失常的反映｡
曾经劫持万里雪飘的小地的男朋友满克也是商人,只是他的生意小得多,以卖手机和修手机维持生计,购买三十几万的丰田佳美和爱钱的小地最终下嫁都说明他有着不菲的收入｡他丢车的痛心疾首一方面在于钱,另一方面则在于爱,因为偷车人正是新娘小地｡以西蒙的儿童用品商店为轴心展开的故事,尤其是关于蚕沙婴儿枕的段落充分地显示了人性当中的善与美｡西蒙的儿童用品商店效益不错,但他偏偏不惜以此为代价从一个成功的商人转型为公安局的刑侦科干事｡对商业利益的放弃也说明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之下,同政府官员相比商人仍是弱势群体｡在官与商的关系中,从来都官在前,商在后｡
所有的社会都是政治社会｡《草本爱情》是对一个城市人事局财务科故事的透视与延展,平和的叙事中让我们见识了机关中人的勾心斗角与利益之争,但作家轻轻宕开的笔墨拉长了我们的视线,让我们知道,政治的触角并不仅仅局限于政坛,有时它对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单位――家庭的撕扯也是血淋淋的｡小天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政治之家,无论是娘家人还是婆家人都有过“众星捧月的大好人生”｡小天的母亲当过市委秘书长,因为在清查“三种人”时被降职,她很自然地就把自己不能用到工作上的“聪明才智”用到了家庭中｡“那是个玩弄权术之家,谁被招为女婿都早晚有一天要陷进去｡”这是满克为自己的朋友辛德明所生出的担忧｡当小天夫妻因为迟迟未能生育而闹出矛盾时,何芳的“借种计划”让小天感到羞耻,让发觉真相的辛德明痛苦不堪,并在愤激的情绪中选择了以死逃避｡当政治文化还仅仅局限于政治舞台时,人们之间进行的还只是大体势均力敌的较量,人们能够体验到的还只是某种约定俗成的生存方式,但当它愈演愈烈进而无所不在时,人们就只能等到更大的悲剧的诞生｡
日常的道德文化体系可以包容很多东西,但关于信任与不信任的话题却是最难作答的,这似乎也暗示了一种伦理危机｡老年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即将退休的人,续娶的后老伴住在秦皇岛,因为不肯来色拉市又不甘寂寞终于还是和老年离了婚,孙子成了老年所有的希望｡因为不得已的情况,老年经历了为儿媳接生的尴尬;为了更好地照顾孙子,老年因为夜里进入儿子卧房取孙子的用具而遭到儿子和媳妇“偷看房事”的怀疑,这是亲人间心与心的交流遇挫｡初念老人的瓜地是一块有着象征意义的田园,他请过往司机免费吃瓜,而那些司机再次经过时,也总会给初念老人带点儿吃的,用的,哪怕只是一斤花生米､一瓶老酒,一本好看或是不好看的书｡这种投桃报李式的交往无疑会让我们想起农民的单纯与质朴,进而想起城市的一些芜杂与伪善｡小男孩Q在米尤那里被逼离开后,谋生之余还开始了对那个黑暗中与自己发生关系的女人的寻找｡任何人都不会把他的行为与爱情相提并论,其动机只是对肉体快感的一种生物性追忆,只是对自己狡黠程度的可怕测试｡
机关生活里的苦辣酸甜,家庭生活中的鸡飞狗跳,关于地位､名利,关于爱情､婚姻与人性诉求,小说里的一切都着了现代文化的颜色｡文化不该只是对特殊生活的记录,更应留存人类永恒的精神价值,小说中混乱的文化局面令人担心｡
三
上演《草本爱情》的人们首先是衣食无忧的一群,他们有着相对优越的物质生活｡用常规的观点看,当人们满足了基本的物质需求之后,就应该油然地生出更高层次的精神渴求,但《草本爱情》展示的恰是一种精神世界的坍塌现实,人们先是陷在物欲中茫然无措,最终则走向自己内心与灵魂的反向｡他们此前的一切持守,似乎都被否定了,小说很像是一部后现代的文本｡“后现代主义书写是人类交流中的某种新东西:它是以书写为基础却又破坏并颠覆书写的一种书写”｡⑥
看到“小男孩Q”这一符码式的命名方式,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鲁迅笔下的阿Q和时下极为流行的网络QQ,而它们所包含的麻木与虚幻也正是小男孩Q形象的喻指所在｡精神失血似乎已使现代人无法避免符号化的命运,西蒙商店里的“服务员小1”和小男孩Q一样代表了现代人的失名与无名｡老年是不关己事不开口,凡事没主意,只信万里雪飘的一个人,他面目模糊,形同影子,这样的人社会上似乎越来越多｡杜马性格软弱,没有立场,在家里怕老婆,在单位又唯小地之命是从,毫无血性可言｡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万里雪飘算是个有些理想的人,可她的灵魂在高山上舞蹈,肉身却不得不在人群中左冲右突｡她甚至总疑心自己不是处女,疑心自己的不洁,实为已失去了对自己精神和肉体的双重信任｡小说的情节在这样一些人和他们的同事､亲人､朋友中展开,我们看到了人物在消费时代颠簸起伏的各色生平｡
精英文化一直都是推动进步挽救人心的佳方良药,但《草本爱情》中精英文化的代表们却大多表现出了不合时宜的失语与迷狂｡海棠师专中文系教师程宇桐,也就是万里雪飘的网友千里冰封,只在与万里雪飘网聊时表现出他的一点儿文化品位――机敏､睿智又不失幽默,而在大学课堂上却语无伦次｡他因为妻子携款与情人私奔而大受刺激,加上对知识分子处境的焦灼,终于精神失常而杀死自己的学生,他的归宿只能是精神病院｡作为一个文化上的被阉割者,他的脆弱与离开让人们空留痛惜与叹惋｡妓女哨所出身不俗,家里有一座小洋楼,父母旅居国外,本人还是大学毕业,她“出来做”只是因为“闷得慌”｡米尤的父亲是茶庄的老板,精于茶道的米尤也曾开过一段时间的茶楼,可后来还是改成舞厅,“背水一战”的这个名字恐怕也凝聚着米尤的某种无奈与辛酸｡“时代变了,人的观念变了,在秀水园欣赏茶道的人少了,欣赏女人的多了｡舞厅比茶楼生意红火,这是天经地义｡”中国文化中的“茶”历来是与君子隐喻紧密相连的,“茶”的淡出自然标识着作家的胸中块垒｡
小说中多次触及人物“无父”的惶恐｡作品里的父亲都是事实上的缺席者,著名企业家万里震撼“白手起家搞了个物资大市场,方圆一百二十万平方米｡里面的物资包括水泥､钢筋､煤炭､白灰､石材､陶瓷､玻璃等,底金不下一千万”,但他的私生活十分不检点,对子女的教育也缺乏应有的力度;千里冰封清醒时照顾女儿,糊涂时由六岁的女儿照顾他:老年被聋哑的儿子儿媳在精神上遗弃;一身力气的周四竟想以做凶手的所得来养家……虽然小说写到不止一个父亲的角色,但从万里震撼的自娱自乐到老年的一筹莫展再到杜马的客观缺位,作者指给我们的其实是这个时代的刚性/雄性力量的丧失,至于被米尤包养吃软饭的小男孩Q更是另一种阴柔的代表｡作品中颇有几个女性患有“恋长癖”,畸恋年长男人,她们实际上是在寻找某种意义上的父亲,她们的企图注定是无果的｡无父的恐惧,几乎已是一种现代性精神疾病｡
在人们的观念里,年轻人､幼小者往往昭示的是理想和希望｡但无论是万里飘飘还是小男孩Q,无论是程宇桐六岁的女儿敏儿还是小天刚出生的孩子,他们都不具备这样的光彩｡万里飘飘与小男孩Q是同龄人,他们是电脑学校的同学,走的却是不同的路,我们惊骇地发现两条路都走不通｡而不论敏儿还是小天刚出生的孩子,他们的未来都早早地被着上了一层灰蒙蒙的颜色,难以预料｡小说中有一幕余味特别悠长:老年为孙子买的带风铃的床让万里雪飘想到“生命的钟”并有一大段人生感慨:“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可以敲响的生命的钟,这钟蕴藏着支撑人们活下去的力量,可是它什么时候能被敲响,却不能一概定论,有的人生下来就被敲响,有的一辈子都不会敲响,有的半响不响,也就半死不活,一生碌碌无为｡”几乎所有人物的钟都没有被真正敲响,这是作家告诉我们的全部真相｡
在消费主义偷偷成为一种民俗､一种节日,甚至是一种处世伦理的时候,“艺术成为商品生产的又一分支,艺术家失去所有的社会地位,面临着成为一个‘令人讨厌的诗人’或一个记者的选择,与公众的关系也出现了问题,后者实际上变成一种‘找不到的公众’｡”⑦太多的人从文化舞台边退场,正是现代人精神现出赤贫的表征｡《草本爱情》从爱情切入,旁及其余,演绎了一场挥别真爱的苦涩仪典,作家并非杞人忧天,因为一切危机都曾真实地发生过或正在发生,有的还在恶化,这样说来作家的提问就是急切的､唤醒式的,也必会富有成效｡
(作者单位:绥化学院中文系)
①《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英]雷蒙・威廉斯著,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3月版,第184页｡
②《爱的艺术》,[美]埃・弗洛姆著,康革尔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页｡
③《历史与阶级意识》,[匈]卢卡奇,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6页｡
④《消费社会》,[法]波德里亚著,刘成富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9页｡
⑤《人论》,[德]卡西尔著,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90页｡
⑥《审美的人》,[美]埃伦・迪萨纳亚克著,户晓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92页｡
⑦《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识》,[美]詹姆逊著,王逢振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