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反法西斯四大指挥中心 [老照片凸显重庆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的地位和作用]

  当200余幅高度清晰、内容丰富的关于重庆抗战时期的珍贵老照片在网络上流传,一个个猜测与探寻随之而来。这些照片来自何处?照片呈现出的场景与人文风貌,可以告诉我们些什么?……所有表象背后的谜底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2009年2月中旬,一则来自网络上的消息牵动了整个重庆学界、新闻界、网友和广大的重庆市民。这,就是网友将美国华纳集团旗下《生活》杂志拥有的有关反映抗战时期重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社会、市井生活及个人活动、重大事件的200余幅珍贵老照片分批上传到了开放的网上论坛。
  
  这些老照片,大多来自美国专职摄影记者之手,他们不仅拥有当时最先进的摄影器材、过硬的专业拍摄技术,而且因为其身份特殊,能够出入众多高级场所和私密地方,因而其所拍摄、上传的这批照片,不仅数量众多,取景深远,清晰度高,而且内容丰富,所反映的人物、事件、场景独特,许多珍贵照片都为国内第一次所见,具有极高的保存、使用与研究价值。而这批老照片所反映出的重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更值得我们深究。
  
  中美英三国联合军事会议
  
  
  二战时期同盟国在重庆举行的第一次国际军事会议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政府组织了较为积极的军事抵抗。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为止,中国人民独立支撑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已达4年之久,先后投入抗战的兵力多达1198万人,将士死亡达2,421,772人,抗击了日本军队7,714,000人,打死打伤日军1,978,056人。中国人民在独立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中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和承受的巨大牺牲,赢得了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关注、同情与尊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抗战渐次纳入世界反法西斯战略体系,并在此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如何规划同盟国在这一地区的共同作战,成为同盟各国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迁驻重庆的中国政府于最短时间内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特别会议,讨论日本攻击美英法诸国后中国政府“应负之责任和应取对策”。会议决定:1、太平洋反侵略各国,应即成立正式同盟,由美国领导,并推举同盟国联军总司令。2、要求英、美、苏与我国一致实行对德、意、日宣战。3、联盟各国应相互约定:在太平洋战争胜利结束以前,不对日本单独媾和。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分别约见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高思、卡尔和潘友新,告以中国政府决不避任何牺牲,与各友邦共同作战,以促轴心国家之崩溃,并提交了关于同盟各国联合一致、共同对德意日轴心国宣战、订立军事同盟、不单独与之媾和的书面建议函。12月9日,蒋介石又以中国最高军事长官的身份,分别致电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邱吉尔和斯大林,建议立即在反轴心各国间组织某种联合军事会议。12月10日,蒋介石分别邀请美、英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邓尼斯等,商讨中英美荷澳五国联合军事行动问题。会谈中,蒋介石向对方提出:(一)中英美荷四国应速制定联合作战整个计划,以便行动一致;(二)四国应速成立联合指挥部或军事委员会,其地点在重庆,美国为领导者,派员指挥,或先为委员制,协议一切,决定共同作战之行动;(三)四国应速成立军事同盟协定,并不许单独媾和;(四)并请苏联随时参加”的建议。蒋介石要求马格鲁德、邓尼斯将此意见分别电告其政府,“请其一星期内决定实施办法”。
  
  当时,日本与法属越南订有军事协定并在越南驻有重兵,有随时偷袭英属缅甸的可能,因此英国政府首先对倡议作出回应。14日,卡尔致函蒋介石,转呈英国外相艾登来电,首次表示英国政府愿对蒋介石有关“缔结同盟”的建议,“予以慎重与同情之考虑”。第二天(15日),邓尼斯也转呈英国参谋本部给蒋介石的回电,内称:“麾下慨然以贵国全部物资协助本国政府及美国政府推进战争,本国统帅部至深感谢。彼等深信:得此与国共同作战,对抗我等之暴力必败无疑。已嘱印度军总同令威佛尔将军与麾下取得联络,互派高级军官,尽速讨论两国军队如何可以合作,以完成共同的任务。”16日,卡尔大使拜见蒋介石,说明英国政府对中国政府所倡议的在重庆举行军事会议一事,“将欣然与美荷两国政府相商讨”,并“赞成在渝就情报与意见两点先作充分之交换”。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作出了积极并带决定性的回应。16日,蒋介石收到了由马格鲁德转呈的罗斯福总统的复电,内称:“立即发动步骤,准备一致行动以御共同敌人,应视为异常重要之举。为达成此项目起见,本人敬建议,由麾下最迟于12月17日,在重庆召集联合军事会议,交换情报,并讨论在东南战区最有效之陆海军行动,以击败日本及其盟国。本人并建议:参加该会者应为英、中、荷、苏及美国之代表,同时本人可立即派定勃兰德将军为美国代表,由马格鲁德副之。”罗斯福总统的复电与建议,对中、美、英三国联合军事会议的召开,起了重要的决定和积极的推动作用。
  蒋介石在得到罗斯福的支持后,即于17日起频频约见潘友新、保斯(荷兰驻华代办)、马格鲁德、邓尼斯、崔可夫(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以及何应钦、徐永昌、刘斐、董显光等,报告此次会议的缘起,交换组织联合军事会议代表团的意见,征询各国出席会议的人选。17日晚,蒋介石将其亲自拟定的对五国军事会议的若干建议分别交给马格鲁德、邓尼斯和崔可夫,请其立即将此建议电达各该国政府,并希望在19日以前得到各国政府的明确答复,俾便及时转告罗斯福。
  12月22日,英国驻印军总司令魏菲尔将军、美国陆军航空总司令勃兰德将军及其随员由仰光同机飞抵重庆。当晚,魏菲尔由卡尔大使及邓尼斯将军陪同,勃兰德由马格鲁德将军等陪同,一同晋谒蒋介石,作有关重庆军事会议的最后商洽。
  1941年12月23日下午4时,“中美英三国联合军事会议”在重庆曾家岩蒋介石官邸正式召开(此次会议原拟为中美英苏荷五国军事会议,因苏联未派代表参加,荷兰无军事代表驻华,澳大利亚代表虽应邀参加,但作用不大,故一般称之为中美英三国联合军事会议)。
  会议由蒋介石主持,首先由魏菲尔介绍上午与何应钦、勃兰德等举行预备会议的有关情形,蒋介石随后致词,报告了此次会议的动机和缘起,强调说明此次会议为太平洋各国的第一次正式会议,其主题是“研究在东亚最有效之陆海军行动,以击败日本及其同盟国”;会议的主要任务除讨论魏菲尔提出的三点建议外,更重要的是“按照罗斯福总统建议,拟定整个计划及组织永久机构。换言之,应研究太平洋与欧洲之战略,及在华盛顿成立一永久组织”等重大战略合作问题。会议经过长时间的讨论、磋商乃至辩争,最后达成以下协议:
  1、同意成立一永久性的分区军事委员会(总机构设于华盛顿),地址设重庆,其委员由蒋介石、麦克阿瑟、魏菲尔及苏联西伯利亚总司令所派代表共同组成,此四统帅所辖的作战地域,即为该委员会的区域范围,必要时还可邀请荷属东印度及澳洲代表参加。蒋介石、魏菲尔、勃兰德并当即派定何应钦、邓尼斯、马格鲁德为其驻会代表,以马格鲁德为秘书处秘书长,拟具有关计划,供各国代表执行。
  2、通过由勃兰德将军拟具的向罗斯福总统报告会议结果的电稿――《远东联合军事行动初步计划》。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甲、使仰光及缅甸全境免受敌方攻击,为当前要着。盖中国继续抗战与从中国境内扩展联合军事行动,缅甸与仰光之关系皆甚重大。目前应尽现有实力,对日本根据地及建筑物发动空军攻势。乙、继续以器材供给中国,以支持中国之抗战,俾中国军队得作对日最后反攻之准备及训练。丙、中国军队应继续以攻击、或攻击之威胁,以及对日军交通线弱点发动军事行动,牵制日军于其战线。丁、俟实力充实之后,即发动中、英、美可以抽调之军力,对日改取攻势。戊、在重庆之联席分区军事委员会应随时开会,并将资料及建议案送交联军军事委员会,俾该会得拟定东亚战略。己、希望在美国组织之总机构能早日实现。”24日上午9时,魏菲尔、勃兰德一行完成其在重庆的使命,离渝回国。
  
  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的成立
  
  重庆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战场的指挥中心
  与“中美英三国联合军事会议”在重庆召开的同时,英国首相邱吉尔也率领英国军事参谋人员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与罗斯福总统及美军参谋人员从12月22日开始,举行了一连串的军事会议,商讨同盟各国联合对轴心国的作战问题。12月25日,罗斯福总统与邱吉尔首相共同拟定《联合国宣言》,约定“加盟诸国,应各尽其兵力与资源,以打击共同之敌人,且不得与任何敌人单独媾和。”1942年1月1日,由美、英、中、苏4国领衔,其余22个国家依次签署的《联合国宣言》(即《二十六国宣言》)正式发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由此正式建立。
  1941年12月27日,罗斯福面告新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宋子文等,称他已与邱吉尔首相在华盛顿“决定组织军事会议,并在战区设立联合指挥部。渝军事会议已毕,此后南太平洋局面,由中、英、美、荷、澳组织共同机构,协力保卫。”罗斯福还表示:英美两国希望能使用中国的空军基地轰炸日本本土,同时还希望中国能够提供有关日本的气象情报。12月31日,罗斯福总统致电蒋介石,首次正式、明确地提出了设立中国战区统帅部的建议。电文称:
  “为立即完成我等共同抗敌力量之联系与合作起见,今正在南太平洋战区成立一最高统帅部,指挥全部美、英、荷军队。此项联合国在中国战区之共同活动,亦需有同样统帅部,事属当然。予今征得英、荷政府代表之同意,建议麾下负指挥现在或将来在中国境内活动之联合国军队之责;予等并建议,该战区包括联合国家军队可以到达之安南及泰国国境。予等并信欲使此统帅部发挥效力,应立即由中、美、英三国政府代表组织一联合计划作战参谋部。倘麾下认为可能而苏联表示同意者,苏联代表亦应参加。此参谋部应在麾下指挥下服务。印度军司令及南战区司令,当命其与麾下统帅部取得最密切之联系。该三总部间应互派联络员。上项办法,足使麾下之意见与势力影响及其所有各战区作战一般战略之策划。”
  接到罗斯福来电后,蒋介石即于1942年1月2日复电罗斯福,表示愿意接受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职位。复电还希望英、美两国迅速派定代表来渝,以便早日组成联合作战计划参谋部。
  1942年1月3日下午,美国白宫正式发布通告,称:“在西南太平洋区设立一统一指挥系统,所有该区之海陆空军,悉由一最高统帅指挥作战。……蒋介石上将已承允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职,指挥现在及将来在该区作战之陆空军,所辖区域包括越南、泰国及将来可为同盟国所控制之区域在内。其统帅部之设计部分,将有英、美代表参加工作。”
  1942年1月5日,蒋介石正式在重庆宣布就任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一职,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正式成立。自此,重庆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与伦敦、华盛顿、莫斯科齐名,成为反法西斯战争四大名城之一。
  
  蒙巴顿将军两次访问重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远东反法西斯战场两大战区的合作
  1943年8月19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邱吉尔各率其参谋人员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重要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是,商讨收复缅甸的作战问题。会议决定:“为缅甸军事活跃起见,决定在印度统帅部之外另设一统帅部,以海军中将路易・蒙巴顿为统帅。”“东南亚盟军统帅部”(也称东南亚战区)成立的主要任务,就是会同中美军队,反攻、收复缅甸,以达到既重新打通中国对外交通线,又保证英属印度不被日军占领的目的。所以它必须要和邻近的中国战区在军事上进行协商,取得一致,以达到协同作战的效用。为此,英皇乔治六世、英国首相邱吉尔分别于1943年9月23日、10月2日致电蒋介石,推介蒙巴顿来重庆会商一切。
  1943年10月16日,就任仅1个多月的蒙巴顿将军,偕美国陆军后勤部部长索姆威尔由印度飞抵重庆,与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当局商讨中英两国军事合作诸问题。在重庆期间,蒙巴顿将军先后拜谒并访问了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孔士德、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美国驻华大使高思,美国驻中缅印军总司令、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史迪威及其他各国驻华军事代表,以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外交部长宋子文、财政部长孔祥熙等,并与他们就双方军事合作的问题先行交换意见。
  10月18―19日,第二次世界大战远东反法西斯战场的两大战区司令――东南亚战区司令蒙巴顿与中国战区司令蒋介石在重庆首次晤面并举行数度会晤,就中国战区与东南亚战区范围的划分、中英美三方军事合作、反攻与收复缅甸、中国远征军指挥权的归属等重大问题,反复交换意见。三方经过协商,最终达成如下协议:①一致同意中国方面提出的1944年1月中旬反攻缅甸的建议;②中国方面同意由蒙巴顿统率在缅作战的全部中国军队,史迪威将军副之;③为加强东南亚战区与中国战区的合作,决定由蒙巴顿派遣魏亚特将军,作为邱吉尔首相的私人代表,也作为蒙巴顿将军与史迪威将军的下属,长驻中国战区司令部内,负责两战区的联络工作,同时,中国战区也派遣一高级军官赴东南亚战区司令部担负同等任务;④同意由中国战区与东南亚战区司令部派出共同代表,组成“中英美参谋会议”;⑤入缅部队之给养,“由西面入缅之部队应由印度给养,由中国入缅之部队应由中国给养”;⑥由英美方面帮助中国方面加强情报组织,以加强对敌情报工作,便利盟军作战。
  蒙巴顿将军对重庆的首次访问,时间虽短,但取得的成效颇多。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东方反法西斯战场两大战区司令的第一次晤面,晤谈的地点,就在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对于此次会谈取得的成果,中英双方都感到满意,蒙巴顿将军更是将10月19日称为“历史上之纪念日”。
  历史进入到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巨大变化,轴心国的失败已成定局,同盟国的胜利指日可待。在此历史背景下,为与中国战区及中国政府全面协商收复缅甸的全盘作战计划,蒙巴顿将军又偕夫人及参谋长布朗林中将等,于1945年3月上旬第二次访问重庆。
  3月7日,蒙巴顿将军抵渝。当天晚上即与其派驻重庆的代表魏亚特会谈。9日上午,中国国民政府为表彰蒙巴顿将军在打通中印公路时的突出贡献,特授予其“特种大绶云麾勋章”。此间,蒙巴顿还数度与蒋介石会谈,就有关中英两国协同作战、收复全缅及攻击日本本土战略、战后中英关系、英属印度的独立等问题全面交换意见;同时还在重庆召开了有中美英三国重要军事将领参加的专门军事会议,讨论缅甸作战及对日本的最后一击诸问题,并取得了一致性的意见和决定。3月11日,蒙巴顿将军离渝返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重庆作为中国战时首都、世界反法西斯远东指挥中心,成为战时中国对外交流的窗口。同盟各国的各种代表团以及众多的知名人士,频繁地往来于重庆与世界各地。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多次派出其私人代表或特别代表,如居里、孟斯菲尔、威尔基、赫尔利、纳尔逊等来渝访问。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美国助理国务卿格拉第、罗斯福总统的长子杰姆士・罗斯福、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著名教育家孟禄、《时代周刊》发行人鲁斯夫妇,印度国大党主席尼赫鲁、法国巴黎东方汇理银行总经理罗伦等,也曾到重庆参观、访问。英国议会访华团、英国财政经济代表团、瑞士经济考察团、缅甸访华团、缅甸记者访华团、缅甸政府访华团等,也相继到重庆进行访问,并对重庆及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赞扬。与此同时,同盟各国为商议远东战场对日作战事宜,先后派遣美国军事代表勃兰德将军、安诺德将军、马格鲁德将军、索姆威尔将军,英国军事代表魏菲尔将军、邓尼斯将军、蒙巴顿将军、亚历山大将军,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将军、法国驻重庆代表贝志高将军等访问或驻节重庆,共商同盟各国特别是远东地区的军事合作事宜。美、英两国政府还专门派出军事代表团长驻重庆,帮助中国政府和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
  
  历史青睐重庆,使重庆得以在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正是由于重庆作为中国战时首都这一特性,才有众多的外国官员、记者来到重庆,并用他们手中的笔和相机,记录、拍摄下了相当数量的、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重庆作为中国战时首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战区指挥中枢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图文资料,见证了重庆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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