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高等教育是一个国家、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健康发展的保障性工程，教育质量则是高等教育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只有确立起完整、高效、合乎人性、追求正义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高等教育才能在国家各种“崛起”命题中负担得起自己独特的使命，源源不断向社会提供国家所需要的各类价值性人才和输出民众所需的道德、伦理、概念等思想性知识，成为人才培养的高地和思想激荡的圣殿。
关键词：多维视角 质量保障体系 创新
中图分类号：{G40-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882（2012）10-021-04
在当下中国，高校、教师个人经济价值追求和学生对社会、政治、人文的冷漠与“虚无”中，导致高等教育内容的空洞化、衡量标准的金钱化、管理体制的行政化、学术追求的痞子化、专业学习的功利化、办学导向的纯市场化和大学机构的国企化，沦为社会的“舔燥”。因此，经过十多年“大规模定制生产”的大学教育有必要向“精益生产”转变，与“刺激经济”之类的功利性思维隔绝，重新审视教育发展规律，多层次、多视角创新高等教育，构建质量保障体系，找回高等教育应有的社会“尊重”和推动社会“前行”的胜任力。
一、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创新的多维视角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在追求“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功”现行教育管理体制下寻求创新的边界有多宽？以及因教育资源的垄断性、教育程度的分化而使高等教育不应有地承担起界定个体的生存发展路径和固化阶层的利益分化格局的“不能承受之重”角色，其创新的阻力有多大？这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创新不可绕开的两个根本性问题，涉及大学自主办学需怎样的运行机制保障和如何实现特色发展适应社会多元需求两个发展命题。因此，从多视角全面阐释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创新，有利于厘清高等教育改革的种种误解，重新厘定质量保障体系创新的价值、趋向和发展意义。
1、教育创新主义视角
教育作为一个公共政策和对社会特别是个体发展甚至命运影响深远的“政治”命题，质量保障体系创新政策不仅影响高等教育未来发展，更直接与间接冲击现存的社会结构。
1912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首次提出“创新理论”，认为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相应地，经济发展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个变动”，并特别强调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社会创新和技术创新之间的联系。作为“知识创新、传播和应用的主要基地，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摇篮”的大学教育也就应该是一个“新的或重新组合的或再次发现的知识被引入社会经济系统的过程”，通过创新回归教育的本真，即给所有阶层提供突破权力、金钱、人脉等方面的阶层封锁、提升自我及为社会贡献价值的机会。
经历“扩招”狂欢的高等教育遵从的教育范式，既源于从西方引进的适应工业时代需要的学院教育理论，又交织着尚未在思想上根本消失的“科举”和“传道授业解惑”的中国式书塾传统；教育思想融刻了农耕时代“传承型”和工业时代“标准件型”的双重烙印。显然，在高等教育遭遇全民“吐槽”之际，熊彼特创新理论与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致力于通过提升大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来全面提升教育质量的努力不谋而合。2012年4月教育部发布了《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就是对高等教育质量下滑的理性纠正，其中一措施是停止本科扩招，摒弃原有的以数量换质量、盲目大众化和市场化利益驱使办学思维，趋于理性，全面走向创新主义思维。
高等教育创新应该是一场教育的彻底变革，首先是教育思想与价值观的创新，应从社会本位向社会发展和个人全面发展相统一转变，从急功近利向追求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相结合理念转变，从片面知识观向素质主导的多元化质量观转变；其次是教育概念的创新，应从关门办学向大爱育人转变，培养大学生高端的“读书观”，学会如何做人，成长为社会人，学会如何思维，成长为理性人，学会掌握必要的知识及运用知识的能力，成长为自我实现的人；再次是教育模式的创新，建立多元化的人才培养环境，打破学科和专业限制，培养学生多领域的知识结构体系，打造数字校园，建设共享型的知识资源平台，引进高端师资，鼓励教师与学生“走出去”，树立教育全球化视野；最后是运行机制的创新，学生评价标准真正要从单纯的考试成绩与僵化的思想考评相结合向学业成绩与社会服务能力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式转变，避免“冰山一角”式评价，教师评定应从奖惩型评价与情感管理向形成型评价与制度管理相结合转变，避免绝对化科研导向评价。
2、新制度主义视角
经由经济学说史的研究路径，美国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等人在上个世纪70年代提出了新制度主义理论，建构起对制度的反思及制度与个体之间关系的重新思考的新制度主义分析范式。新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本质上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并提供“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构成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大学、高等教育就是典型的正式制度安排，存在于一定的教育合约权利制度环境中，而教育的制度创新是非正式制度安排，是高校教育变革的最主要内容，是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动力。
在当前的高等教育系统中，多元化的层次结构、多样化的表征结构、跨学科的专业结构、非均衡的地区结构、金字塔式的资源配置结构同在，使得高等教育形式在性质、内容、结构、功能上差异巨大，导致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存在巨大的层次、地区差异。因此高等教育质量创新要以教育分类为基础，开展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是在教育市场失败和不完善的教育市场非均衡发展的结果，当内在约束成本大大超过预期的净收益时，通过克服“风险的恐惧心态”，产生创新的内外部动力，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安排，从而增加教育的投资收益。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创新在经由“四重过渡”，即高等教育在性质上从精英教育向后大众化教育过渡、服务对象从不发达的封闭的农业和产品经济向面向全球的外向型经济过渡、高等学校的地位从社会边缘向社会中心过渡、体制化背景从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后，旧有的体制红利、人才红利、政策红利、人口红利、特权红利逐渐式微，在政府社会教育投资一定的情况下，随着扩招和教育成本的高企，教育质量无可避免遭受前所未有的危机，而由教育质量的下滑直接导致高等教育的信任危机。因此制度创新势在必行，但又面临多重制度逻辑的制约，一是高校既得利益者的功利性行为保守选择；二是基于梯度发展的社会、政府、家庭、个体对高等教育的层级化投资、评价价值判断；三是基于阶层流动、分层与封锁判断的高等学校合法性认同危机。因此，当前的教育质量创新应遵循均衡投资——重塑大学——变革体制——创新模式——朝向市场——公众认同制度创新逻辑，使得政府主导的强制性教育制度变迁能准确切入民间推动的诱致性教育制度变迁中，形成一种“恰当性逻辑”的教育制度安排。 3、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
20世纪80-90年代，发端于爱德华·戴明、约瑟夫·朱兰两位质量管理大师所倡导的质量管理革命席卷了企业和公管领域，引爆了企业管理的革命，特别是日本，在企业经营领域全面引进全面质量管理后促进了日本企业在80年代的繁荣。质量管理的基本出发点在于对于顾客等相关利益群体利益的持续关注，服务于组织内外的所有个人、群体、机构，为他们提供满意、合乎道德、符合审美情趣、合格的产品与服务，并结成忠诚的利益共同体。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利益相关者理论是质量管理变革的先导性理论命题。教育作为一个影响广泛的公共政策领域，教育质量的好坏不仅直接影响到高校本身的声誉和发展，更涉及多领域的群体利益，特别是高等教育走向社会中心舞台，被动地成为社会阶层、利益分配的“标尺”，近些年“清华”、“北大”热持续高温不退，因为清华北大在某种程度上给个体披上了不同的生命发展路径，谁进去谁就能进入体制内，否则只能体制外挣扎生存。所以，政府、家庭、社会、个体都是高等教育质量的相关利益群体，政府关心的是高校是否能有效利用公共教育资源，改善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教育处境，实现“帕累托改进”；家庭关心的是通过不菲的教育投资能否在毕业后换来更好的工作并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改善家族的“非强势”命运或巩固强势地位；个体关心的是通过纠结式的教育学习能否按照自己意愿实现匹配式就业，实现自我价值的提升；社会关心的是教育能否实现更好的人才分布，促进国民财富的生产和增长，优化整个社会的智力结构和阶层结构。
事实上，中国高等教育和高校本身不断受到公众挑剔式的批评，质疑其教育质量，社会渴望得到易于理解的、关于是什么造就了一所好的高校的信息。从实然角度看，高校利益相关者思维还集中在市场化经营领域，功利色彩比较浓厚，而且由于高校本身的非透明化、功利化，阻隔了公众对高校的信息获取、认识判断与利益参与。普通民众、政府机构等对高校的评价、判断与选择都是非理性和直观的，认为“好”的大学只有“学”与“学后”的好处，没有“术”的价值要求，一所高校有多少院士、博士点、顶尖科研成果成为衡量一所学校的最主要标准，教育主管部门的评估主要是大学学术生产力的评估，而不是大学教育核心竞争力的评估。因此，高等教育质量创新首先要建立社会问责机制，向利益相关者负责，提升教育的价值质量、过程质量、结果质量和服务质量，才是应然之举。
当然，学生是高校质量保障体系的关键一环，也是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是高校的当然主体。高校应高度关注学生在高校中有什么样的权力，获取权力的方式与途径是否易得，学生能否参与大学的各项教育改革决策，学生参与获得怎样的政策和运行保障等，而不是因为热衷批项目、搞经费、弄课题而只关注高校外部教育资源分配者等外部利益相关者。
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创新的政策选择
中国高等教育已经经历了两次革命性的变革，一是概念性变革，从应试教育走向素质教育；二是技术性变革，从以“教育扩招”导向的教育规模化发展走向以“教育评估”为导向的教育指标的技术量化。高考人数的连年递减、大学生的退学风潮及大学生的冷漠式学习等无不暴露了大学教育的脆弱质量，既保证不了学生“学的好”，也无法确保学生“学而优”，学生用脚投票放弃大学教育无疑是一种现实的理性选择，因为大学无法改善大学生的发展境地。因此，即将开始的第三次变革必将是一次理念性变革，改变高等教育长期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向内涵式发展模式转变，实施全面的高等教育质量管理。
社会问责——高校内外部的持续关注
亚历山大·阿斯汀认为有两种高等教育质量观，一为质量的声誉与资源观，二为最好的高校能够最大限度促进学生的学习与发展的“才能发展”质量观。但囿于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大学普遍处在一种公众的不信任发展处境中，公众对高校普遍存在发展的焦虑感。在此情况下，提高大学的质量声誉与学生的才能发展是当务之急。而通过建立社会问责机制是重塑公众对高校信任的唯一路径。首先，要创建一种强劲的问责制和透明文化，改变高校半封闭的运作方式，规避“象牙塔”腐化为“蛀牙塔”的可能性，为外部群体审视和检查大学内部的财政状况与教育活动开启方便之门，在问责制的要求下，大学必须就诸如成本、价格、学生学习结果等事务进行报告和证明，与学生及其家庭等利益相关群体分享信息，使高校时时有一种紧迫感与压力感。其次，改变“公报”式的总数据发布方式，建立从市——省——教育部建立统一的高校发展综合数据网，包括各院校的特性、毕业分类数、人力资源、毕业率、财务、学术项目等，弱化原有的综合性数据，完善各级各类各省市的完整的教育详细数据，具体到每一个教育单元、财政微支出、科研单元、人事变动、学生注册，为社会公众的监督与择校提供详实的数据支持，使社会问责“落地”。最后，建立自愿式社会问责体系，包括学生特征、财务状况、院校特性、学科发展、教师特色、学生经验与感受调查的结果及学生学习评估的结果，鼓励各高校资源加入，政府对其实施一定的倾斜性财政支持，同时，由于政府与公众给予的更高的信任度，实现“”信任的外部化”，社会奖赏性评价更高，使高校在学生择校与就业市场更具竞争力。
政府行为——从行政管理走向战略管理
随着教育在国家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不但深化，突出表现在以财政梯级配置建构起各级高校的“财政依赖”，以教育立法和教育行政手段实现政府公共教育权力向高校内部的延伸，以科研项目差别化分配建构起各高校及内部的“学术依附”，以教育评估建构高校声誉层次体系，政府行为体现在高校生存与发展的方方面。应该说，政府凭借社会制度优势和资源占有优势，具有承担发展高等教育重任的天然优势。但是，高等教育除了公共性质，更多的是自治性质和私人性质。因此，政府应重新定位自身的教育管理角色，尽可能地减少对教育的行政干预，更多的战略管理。首先，重新制定教育发展目标，如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的报告《学习——财富蕴藏其间》所提倡的“改变人们对教育的作用的看法”，“教育的任务是毫不例外地使所有人的创造才能和创造潜力都能结出丰硕的果实”，高等教育的目标应从当前的“寻找与培养下一个打工者”向“寻找与培养下一个未来领袖”转变，不能矮化教育的作用，要以信息经济时代为着眼点，以培养适应未来社会需要的创新人才为基本价值取向，以劳动者在未来社会的“角色需要”为出发点，高瞻远瞩制定《中国未来教育发展战略》。其次，规范发展社会各种高校评级机构和认证机构，使之成为真正的脱离政府、高校直接管治的第三方独立运行组织，政府通过对第三方认证、评级机构的注册管理实现对高校的监督，建构起政府、市场与学术的三方配置力量，“在中心——边缘之间合理化并大规模重新分配职责”。再次，落实高校自主权，除了科研项目自主申报权、教材选用权、培养方案设置权教学事务决策权继续全部下放外，尽快推动学科发展的自主权包括学位授予权、学位文凭决定权、二级学科研究生学位点设置权、重点学科设置权、二级学院设置权及本科专业设置权的下放，改变学校在政府与高校之间的严重失弱状态，给予学校相应的自我发展的空间与自由，使高校自主权限的边界不断得到拓宽。最后，充分发挥政府财政援助的杠杆调节作用和公共教育资源的配置作用，建立基于学生学业成绩和就业能力为导向的财政援助机制。 学生参与——被动接受者到主动参与者
传统的国家中心与行政中心的治理模式中，政府与高校之外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往往处于被忽视、被边缘，而由于缺乏回应性机制和利益表达机制，利益相关者的公共教育权受到侵害时缺乏正当的利益诉求渠道。在当前公共教育不断市场化的过程中，适当引入学生参与模式区别于学生参与管理长期缺位的行政管理模式，对学生赋权与分权，有利于教育权利的“归位”。一是“学的自由”，学生可以在学习内容与大学生活方面拥有自由选择权，包括学生选课、学生择师、转学、转专业和使用图书馆、课本的自由，“从而在知识和追求生命的热情之间架起桥梁”。二是明确学生的地位与作用，应修改《高等教育法》中的关于“学生”的管理色彩浓厚的内容，增加学生的详细参与管理的具体内容事项，使学生参与有法理基础，并在“总则”中增加一条：“学生是高等教育的正式成员，是国家高等教育区建设过程中有能力的、积极的和有建设性的合作伙伴，应鼓励学生全面参与高等教育治理。”三是丰富学生参与的内容，而不仅仅是与学生日常生活学习的职能管理，如教育管理、后勤管理、图书馆管理与教学管理等，应着重提升参与的层次，对学校发展目标战略规划、学科发展定位、专业设置与课程体系的优化、课程改革与行政学术权力变革的决策等进行深入的参与，不能停留在摆设层面上。四是整合高校学工处、团委、青志协、学生会等参与职能机构，理顺关系，避免这些机构退化成学生评奖评优、入党、评干的逐利场合，特别要增强青志协、学生会等纯由学生组成的组织的独立性，弱化其依附性，使其成长为评教议事、利益表达的校园内第四方监督评估组织，从根本上保障学生的参与权益。
制度创新——建构现代大学制度
“大学从来都不是静态的，而是随着环境改变和调整的机构。”大学成长于大学制度的建立，大学发展于大学制度的创新。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人才培养的多样型、科学研究的社会化、大学责任的厚重化、办学方式的国际化与高校管理的多元化，各高校在建构现代大学制度基础上，都应朝向建立“进取性大学”这一新型大学而内化为自身的发展使命。在当前，由于现有的行政体制的强大束缚力与管理惯性、经济体制的强大诱惑力与功利导向以及大学制度变革的脆弱动力基础，应着眼于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推动举办权、管理权与办学权的分离，教育行政部门不能直接参与高校的管理，从关注“做什么”转向关注“怎样做好”即只管教育公平与教育质量，高校自身通过三权的分离，逐步去行政化，实现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分离，并组建教授治校委员会及评议委员会，明确学术权力的主导地位，形成对行政权力的有效约束；二是对大学制度进行章程式立法，西方国家大学章程普遍是在法律框架范围内根据自身的发展特点由立法机关量身打造的，使章程成为国家立法体系的组成部分，从而在法理上赋予高校独立法人地位，实现高校管理的人格化，当前，中国各高校应根据法律制定有特色的章程并经人大讨论通过从而具备法律效应，高校按自己的章程运转，确立办学自主权；三是完善校长的生成与退出机制，高等教育法规定我国高校实行校长负责制，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实行是“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管理架构，只是一种模糊的校长负责制，应改校长委任制为选任制或聘任制，既可以从全校正教授中择优选择校长人选并经教工大会表决通过，也可以根据学校的地位有选择地在全国或在全球公开招聘校长，校长只对高校本身发展负责，而不对政府高校宏观管理负责，形成大学强有力的领导机构。
参考文献：
[1]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90 .
[2]叶平.创新教育新论[M].上海：东方出版社，2001.7.
[3]潘懋元 肖海涛.改革开放30年中国高等教育思想的转变[J].高等教育研究，2008-10.2-4.
[4]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25-226.
[5]王一兵.走上四重过渡立交的中国高等教育 [J].高等教育研究，2006-11.1-6.
[6]曹如军.制度创新与制度逻辑——新制度主义视野中地方高校的制度变革 [J].高教探索，2007-5.7.
[7]威廉姆·耐特.院校研究与质量保证——以美国高等教育为例[J].高等教育研究，2008-8.19.
[8]杰夫·惠迪等.教育中的放权与授权：学校、政府和市场[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46.
[9]刘亚荣.我国高校学术自主权变迁的实证研究 [J].高等教育研究，2008-7.39.
[10]怀特海.教育的目的[M]. 北京：三联书店，2002.137.
[11]菲利普·G·阿特巴赫：21世纪美国高等教育——社会、政治、经济的挑战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8.
Study on the Innovation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from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He-Yonggang
（Politics and Law College Yichun University， Yichun 333600 jiangxi China）
Abstract：Higher education is a Supportability engineering ensuring health development of politics，economy，culture and society in a country， and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is basic condition of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only setting up the full， efficient ， humane and righteous 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higher education will be able to undertake own unique mission in various "rise" proposition， providing society with all kinds of value talents country needs and exporting moral， ethics， concept Etc ideological knowledge people needs stably， To become personnel training Highlands and ideological agitation temple.
Key words：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Innov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