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我受上海外国语学院的派遣，随上海杂技团出访东欧，担任俄文翻译，也因此有了一段不寻常的经历，多年来一直封存于心间。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我终于把它写了出来，以兹回忆与纪念。
按照我国与东欧一些国家的文化交流协定，1956年4月，由上海杂技团组团赴东欧罗、波、德、匈等国访问演出。全团由43人组成，年龄最大的是演员田双亮，岁数最小的是尹国明，其余绝大多数是中青年演员。出访期间，文化部艺术司副司长张国础同志任团长，兼党支部书记，原上海杂技团团长刘金堂同志任副团长，兼任秘书长。
我们直接访问的第一站是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在罗马尼亚约一个月的时间，每天访问演出一个城市，夜晚就住宿在火车专列上，每到一个地方都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演出取得了预期的效果。结束在罗马尼亚一个月演出，接着赴德国（即东德）访问演出了两个月，后来在波兰也演出了两个月。10月3日，抵达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5日起，开始了在匈牙利为期两个月的访问演出。
先后大约有6个月的时间，中国上海杂技团是在平静而热烈友好的气氛中度过的，然而，没想到，树欲静而风不止，1956年10月23日这天，布达佩斯气氛紧张，预示着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了第20次代表大会，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开了“反对斯大林”的序幕，赫鲁晓夫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在东欧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内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匈牙利首当其冲，该国各大报刊发表了反对“斯大林主义”和诋毁当局的文章；10月23日，在首都布达佩斯，由于匈牙利斐多菲俱乐部的煽动，大批学生和群众走上街头示威游行，一场有预谋的政治暴乱发生了。
当天晚上，杂技团即将在布达佩斯进行第25场演出。下午约三时许，匈方马戏院的接待人员尼克斯来到我团下榻的旅馆，对我团领导说：“街上正在游行示威，高喊要求民主、自由的口号，情况很不好。”他问我团今晚是否还愿意演出？团长对他说：“演出照常进行。”
傍晚七时许，尼克斯邀请张国础团长和我前往斯大林广场看看，这时，一些人正将几十吨重的斯大林铜像推倒，据后来了解，他们还将铜像的头部切割下来拉到大街上示众。广场上一片混乱，团长和我开始担心，当晚的演出是否能正常进行，会不会受到影响，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然而，就在这不平静的夜晚，前来看杂技表演的观众，仍然十分踊跃，杂技场内座无虚席，观众对每个节目都报以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观众的热情对我团全体演职人员是极大的鼓舞。
当晚演出结束后，接待人员安排我们返回旅馆，当我们刚走出剧场，第一眼看到的是，剧场前的场地上一个面积不小的五角星装饰的花坛被捣毁了，这个不祥之兆顿时引起了我们的警觉，这意味着暴乱的人已来过马戏院的附近。待我们登上返回旅馆的客车，车子尚未发动时，匈牙利接待人员向我们建议：希望我团的少先队员不要佩戴红领巾，以免发生意外，也许他联想到了花坛中红色五角星被毁的情形。这位接待人员一直陪伴着我们，为我们的演出工作服务，非常友好。他这样建议，表明了他对我们少年儿童的担心。然而，我们的少年儿童没有接受他的好意，依然佩戴着鲜艳的红领巾回到了旅馆。
这一天晚上，我们在旅馆依稀可以听到从远处传来断断续续的枪声，大多数同志都没有安心入眠。
次日一早，匈方接待人员尼克斯来旅馆看望我们，他详细通报了外面的情况：示威群众昨晚包围了电台和议会大厦，所有要害的单位进行了激烈的争夺。为平静事态，当局宣布今日戒严，苏军应匈牙利政府请求进入布达佩斯。尼克斯接着说：“情况越来越严重了，今晚起就无法再演出了，非常遗憾。”
昨晚是中国杂技团在布达佩斯的第25场演出，也是访问匈牙利的最后一场演出，据不完全统计，演出25场共有3万多观众观看了我们杂技团的精彩表演。
事发后，局势日趋恶化，情况日益严重，紧张气氛与日俱增，饭店给我们的伙食供应也发生了变化：饭菜的数量减少了，每人只供给一片面包、两薄片肉和一些土豆。我团成员都很理解，有几位饭量大的年轻人也不予计较。有一天晚餐时，有几名持枪人进入餐厅，抓起餐厅里的面包和肉饼，争抢着往嘴里塞。看来，他们真是饿极了，好在他们没有伤害我们。气氛是异常紧张的，但杂技团的老少演员都很镇静、沉着，没有显露出惧怕的神色。
匈方马戏院的人来看望我们，他们说：“没想到你们会遇上如此糟糕的事情，你们应该赶快离开这个混乱的地方，但是现在又无法送你们回去。”因为当时匈牙利的国际交通处于瘫痪状态。此时，我们在旅馆里已呆了五天，情况丝毫没有好转。接待人员告诉我们：“暴乱已经从布达佩斯蔓延到全国其他城市和乡村，原来被人民政府勒令解散的反动组织又恢复了活动，而且还新成立了各种反动政党和组织。他们公开叫嚣要收回被剥夺的土地和企业。原先逃往国外的反动分子，这时也纷纷回到布达佩斯参与暴乱活动。”
第六天，匈方马戏团负责人来旅馆，问我们是否同意回国，我团领导表示同意。至于何时动身，他说明天早上就走，匈方用一辆大客车和一辆道具车，把我们送至捷克，再从捷克乘火车经莫斯科回北京。他说：“明天，苏军撤离布达佩斯，以后情况如何难以预料，估计明天会是平静的。”双方约定：10月31日离开匈牙利。
当天，副团长刘金堂同志和我来到大使馆汇报请示，郝德青大使接待了我们，郝大使听取了刘副团长的汇报，同意中国上海杂技团明日离开匈牙利。
10月31日中午十二点，我们乘车离开。马戏团负责人员对我们说：“这次让你们不欢而走，实在抱歉，你们还没有机会看看匈牙利的马戏表演。希望匈牙利的马戏团能去上海演出。”他又劝告孩子们拿下红领巾，以防不测。但我们的少先队员依然端端正正把红领巾戴在胸前。
当我们在旅馆门前准备上车时，吸引了许多过路人的关注，有位中年妇女在胸前画着十字说：“感谢上帝，他们真的走了。”有一位男子从怀里掏出一张戏票说：“我买了票，还没来得及看呐，你们就走了，希望你们下次再来，这戏票我留着作纪念了。”另有一位妇女说；“匈牙利人民爱你们！”听了这些话，我们都很感动。
满载着中国人民友好使者的车子缓缓启动了，布达佩斯市民以及前来送行的我使馆代表向我们频频挥手欢送，我们怀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向他们挥手告别。
古老美丽的布达佩斯，再见了！你的英姿，你的好客，还有你的不幸，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中国上海杂技团1956年的这段极不寻常的经历，据说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因为经历过“匈牙利事件”，就有人拿它说事。对于这段历史，当年驻匈牙利大使郝德青同志如实说：“中国上海杂技团的同志们对匈牙利事件的立场是正确的，态度是鲜明的，表现是出色的，在匈牙利的访问演出取得了圆满成功，加深了中匈两国人民的友谊，为祖国争得了荣誉。”郝大使实事求是的评价为在文革中被诬陷和迫害的同志洗刷了冤屈，为上海杂技团恢复了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