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0月17日，五条大汉持枪闯进上海一处民宅，绑架了正吃晚饭的张元济，索赎金30万元。一个绑匪看见张元济毛衣上面有一个破洞，就问：“你这么有钱的人也穿破衣服呀？”张元济真的不是有钱人，被绑架后，全家变卖了股票、首饰，仅凑5000元。绑匪的赎金一降再降，6日后只好以1万元放人。
张元济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出版商人。他是光绪年间的进士，曾任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
1902年，张元济到上海闸北一个小印刷工厂―商务印书馆当主管。这一年，朝廷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他深感新式教育缺乏一套新型而统一的教科书，就与蔡元培一起设计。两年后，《最新教科书》国文第一册出版，几个月内销售10余万册，成为全国各地学堂代替四书五经的唯一新式课本，也把只有一个石库门房子的商务印书馆推上了成功的天梯。
20世纪20年代，张元济等中国出版人创造了一个迄今叹为观止的奇迹：上海一年的图书出版量，大于美国全年的图书出版量。
张元济一生所嗜唯有图书，他在家门口挂了一个小木牌子，上写四字：“收买旧书。”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商务印书馆宝山路总厂被投掷6枚燃烧弹，工厂全部化为灰烬。日军还放火烧毁了张元济建造的远东最大的公共图书馆东方图书馆。据当时报纸记录，当时，浓烟遮蔽上海半空，纸灰飘飞10里之外，火熄灭后，纸灰没膝，五层大楼成了空壳，其状惨不忍睹。时年65岁的他痛不欲生，但很快振作起来，提出“一息尚存，仍当力图恢复”。半年后，印刷工厂就恢复了正常生产。
“孤岛”时期，张元济拒绝与日本人和汪伪政府合作，生活窘迫之际，他宁可以卖字为生。一次，两位日本学者求见，他在对方名片背后写下八个字：“两国交战，不便接谈。”
又有一次，汪伪政府的浙江省长傅式说送来一幅画卷，请他题字，还附有11万元的支票。他退回支票，修书一封曰：“是君为浙省长，祸浙甚深……以是未敢从命。”
晚年，有后生问他：“你是文人，还是商人？”张元济面如枯色，不作一语。
（杨敏摘自《跌荡一百年》，
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