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的小区的外沿，有条未完成的路。一半已混凝土上通汽车，另一半，还是破砖败瓦，荒草烂泥。在这一半和那一半之间，有棵大树，它最高的枝丫，可以摸到四层楼，树身有脸盆那么粗。但是，我从春季到秋季，无数次经过它身旁，总没见过它的枝头挂有绿叶。光秃秃的树枝，偶然有三两只小鸟歇一歇，马上又飞走了。没有了绿色的殷勤，连小鸟也留不住。
这是一棵香樟树，我们习惯叫樟木树。对樟木树的认识，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给我说过。他说樟木是最好的家�木材。它不笨重，但却算坚实。坚实中又不失柔和，因而加工起来并不累木匠。风干之后不管多少日子过去，不会开裂，也不会变形。它还带有一股永久的香气，这香气能驱虫，樟木家具，虫蚁不敢蛀。记得邻居有个女孩，头上生了虱子，难受得要命。母亲给了她一些樟木油洒在头发上，然后用毛巾捂了半天，虱子就没了。
少年的时候上山打柴，最喜欢的就是获得樟木树枝了。我们是不敢砍树的，砍树真是一种罪过。但那时候经济困难，郊区的农民顾不得许多了，把勉强成材的树砍下来，偷偷地卖给城里做家�的人。大多是杂七杂八的木材，樟木就金贵了。我们把农民削下的树枝“偷”来做柴火。如果碰上拳头粗的樟木枝，则格外高兴，必收藏起来。这樟木树枝，没准以后会成为一条椅子的腿，或是一根桌子的脚。
这棵樟木树死了，如果砍下来做家�，一定非常优秀。把它的树干开成木板，有两尺宽，在木匠眼里，会视为宝贝。但为什么没人心动呢？我曾经心动过，但自知力不从心。就算白送给我，我也没有力气把它做成精美的家具。虽然如果有钱，可以请人做，但现在还有那么精细的木匠吗。谁还愿意把粗壮的树杆小心地开成木板，把稍细的枝劈成木方。斧砍刨削，开榫眼，拼接成一个原木的家具。我想即使有，可能也要价不菲了吧。
我没有钱，也没有力气，只能望着这棵香樟树兴叹。一叹它死在这混凝土世界里没人问津，二叹它遇不上一个能把它变为艺术品的精细木匠。树木这样的生命，是最值得敬佩的。生，它能为世界带来绿荫，调节风雨。死，也能献出身躯，在木匠手里变成家具，长久地为人类服务。这期间，是多少岁月的辛劳和奉献。
因而能把好木材做成好家具的匠人，也值得敬佩。我想他一定对树木怀有一颗虔诚的心，才能把自己的手艺看得神圣。我不禁又想起父亲，想起了他留给我的遗物，就有一对真正的樟木沙发。
有一次女儿问我，我们李家有没有传家的宝贝。我说有，但你未必看得上眼。现代的家具琳琅满目，随便到一个家�城去看，高档家具林林总总，似乎美不胜收。但是我家换了三次衣柜，只有我自己打的衣柜，女儿承认是最好用的。我家也换了两次沙发，只有一对陈旧的木板沙发，没有支离破碎。
这是一对樟木板做的沙发。靠背一件板，两尺见方。座位一件板也两尺见方。侧面从扶手到地，左右两件板更是略大。前面脚下的挡板，也有一尺高两尺宽。扶手四寸多宽，从背后前伸到腹部，再弯弯垂到地面。这些板，包括做加强用的边，全都不到半公分厚。翻开后面看，整个沙发，没有用一条木方。仅靠薄板之间的衔接，能上百年而不散架，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手艺啊。
女儿惊叹了，这沙发上百年？是的，差不多上百年了。如果她的祖父还在，已经110岁。他年轻时打的，没一百年也有八九十年了。我仿佛又看到了父亲做木匠活时那种神气，那种静心，那种专注，还有一种力量，那是虔诚给予的力量。他磨工具时，对光看看刃口平直否，用拇指试试锋利否，很是耐心，耐心得如敬神灵。他只对我说过一次：“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那年我十岁，就永远记住了。
文革武斗那场大火，把我的家园毁了，但这对沙发却没有毁。在那晚大火之前，母亲令我和二哥搬家，只有一部板车，一次机会，出了城，就回不来了。搬什么好呢？棉被、衣服、粮袋、做饭的锅，几捆柴，这是保证温饱的必备之物。母亲强调，那对沙发一定要搬。甚至一张红木的妆台也不要了，只要那对沙发。
文盲的母亲未必懂得，那对沙发其实有一种文化的沉积，她只知道有着父亲的心血凝结。当时年少的我，也不理解上一辈人的感情寄托，只知道服从母亲是理所当然。直至我年长、年老，更发现从这旧对沙发里，看出一种对手艺的崇敬。手艺虽说只是谋生的本领，但也可说是艺术的根基。若没有心血灌注于内，便会粗糙难精。
樟木沙发几经搬迁，很陈旧了，却牢固如初。我觉得那是一棵香樟树的生命延续，沙发不散，树的魂灵就在。我眼前的树死了，但它的树干与枝条，仍苍劲地张着，仿佛在向这世界招手。当它碰上一个如我父亲般的木匠时，它就能重生。
每隔几天我都会去看看那棵香樟树，依稀有种期待。我看见，它伸得最高最远的那根树枝，刚好刺穿了夕阳。刺穿之势，带着最后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