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不愿翻阅旧相簿的。可是有一天，也不知是那根筋兴奋了，竟将相簿统统抖落出来，在床上摊了个横七竖八。突然，我的眼光停留在一帧照片上，就再也移不开了。 这是张极普通的黑白照，由于是阴天，整个照片显得乌涂涂的。照片上有四个姑娘并排而立，背景是荒凉的深圳罗湖桥头，时间是1961年元月。
她们是谁?她们的过去是怎样的?如今她们又在哪里?好，让我一一来做个介绍吧!
最左边的这个，像个土改工作队女队员的，是当时被称之为“红色公主”的李讷；再过来的陕西土妞是林立衡――林豆豆；第三位像知识分子的是聂力；顶右边这个像女子钻井队长的便是我。那时候的我们是多么年轻，多么健壮，又是多么的纯朴啊!
先说聂力吧!她的经历是很独特的，她4岁就陪母亲坐牢，其后，由于革命战争环境的恶劣，她的父母只好将她寄养在老百姓家里。她就像旧中国成千上万的农村娃一样，在风里雨里、饿里冻里长大。稍大点又去纱厂当童工，倍尝人世的艰辛，度过了苦难的童年。直到十二、十三岁才回到父母身边。待我见到她时，她已从苏联学成归来。她毕竟不同于我们这几个半大不小的中学生，她已经是大人了，懂得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的。她待人亲切真诚，性格温厚开朗，跟她在一起使人感到松弛舒服，因此我非常喜欢她。
两年前，有次我与钱老的秘书通电话，她正好在旁，听说是我，就接过电话聊了会儿，依然是直呼我的小名，依然是热情而诚挚的，依然颇有大姐风度。前年二月份，我陪妈妈去看聂伯伯，本以为能见到她，却不想她开会未归。虽然聂力已是我军高级将领了(聂力是我军五个女少将之一)，但仍遵崇着中国传统孝道，一直陪伴在年迈的父母身边，尽管只住一间小屋子。聂伯伯虽已90高龄，又染病在身，但仍然穿着一身绿军装，使你感到这是位至死不会脱下军服的老军人。去年元月我陪妈妈去广州参加陶铸塑像揭幕式，聂帅曾给妈妈一信，信上写道:现在羊城故友一一乘鹤而去，故地重游，恐会倍加伤感，因此我不敢再作五羊游!多么朴素而又饱蘸着感情的语言啊!这次见聂伯伯，他又感伤地说:“广东我不想去了，主人不在了(指我父亲)，客人(指老帅们)也不在了，还去干什么呢?!”望着衰老的聂伯伯，我不由得悄悄红了眼圈。是啊，广州铭刻着父辈们的革命情谊，也保留着我们这一代人的友情啊!聂伯伯请我们吃晚饭，有一道霉干菜扣肉，好吃极了!临别时，聂伯伯拉着我这个好吃鬼的手说:“下回请你吃涮羊肉!”聂伯伯啊，但愿还有下回，但愿下回能见到聂力姐姐!
而我和李讷则同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她高我一级。我在校园里常常能碰到她，她非常朴素，总是短发齐耳，身着蓝制服，足蹬黑布鞋。那个时候，骑英国凤头车，戴瑞士表是很时髦的事情。然而李讷骑的是国产车(好像是飞鸽牌)，戴的是国产表，她总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不像我们这些女孩子，总喜欢仨俩成群叽叽喳喳的。
后来，我们相识了。那是在五十年代，有一年放寒假的时候，我回广州探家，她也来这里看望父母。江青见我憨憨傻傻的，一天到晚无忧无虑，就会明着嘴笑，于是说:“这孩子性格挺好的。”而李讷太早熟，太忧郁，太拘谨，太敏感，因而江青很愿意让我跟李讷一块玩，于是我和李讷成了朋友。
李讷只年长我1岁，那时也不过是初中学生，但是她读书之多，学识之渊博，思想之深刻，见解之独特，待人接物之持重，则完全不像她那个年龄的女孩子。在她面前，我不由得将自己减去10岁，我感到自己是那样的孤陋寡闻和幼稚浅薄。我经常瞪大眼睛听她讲各种各样的书里的故事。
李讷告诉我，父亲给她和李敏起的名字，是“敏于行而讷于言”的意思。她确是讷于言的，由于家庭的特殊，她不得不事事注意影响，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总是提防着人们的指指点点和说三道四。红墙的阻隔，使她不能与同龄人交往，因而又注定了她是寂寞的，孤独的。过分的谨慎和压抑，久而久之，使她变得愈发孤僻，郁郁寡欢，容易紧张甚至怕见生人。表面上，她从不把自己当做父母的小宝贝，我感到她内心深处还是极需疼爱的。从来不穿花衣服，不穿裙子，不梳辫子，不允许自己浑身上下有任何一点色彩和美丽。有一年在北戴河，我去看望李讷，她带我去见她父亲。毛泽东望望我的花裙子，对李讷说:“你看亮亮穿的多漂亮，你为什么不也穿花一点呢?”但是李讷始终不肯脱下她的蓝制服，一辈子将自己裹在灰暗之中。也就是这次，李讷指着墙上并列挂着的列宁和毛泽东的像，对我说:“列宁一看就非常精明，而爸爸一看就很有海量。”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她对父亲的崇拜。
1966年夏，“文革”已经开始，我从上海来北京，第一次上李讷的小窝拜访。她的住所与毛泽东的宅院一墙相隔，是座朴素的小院，她只占用一间屋子。一进门，先看到的是一排排的书架，奇怪的是这些书架的摆法并不像一般家庭一样靠墙而立，而是像图书馆藏书室那样占据了房间的大半个空间，只是在一个小角落里放着一张小木床，以及桌椅等几样简单的家俱。什么沙发，什么地毯，什么衣柜穿衣镜，什么装饰摆设……，统统没有。她在中南海大食堂搭伙，父母不召唤，她不过去吃饭，有时赶不上开饭就啃烧饼泡方便面。我还是在她那儿，第一次见到方便面这种新型食品的呢。生活过得如此清苦，使我感到意外，也有点同情。分别时，李讷送了一只长毛绒玩具小狗给我，还是外国货呢!那时这可是稀罕玩艺，我自然是珍爱有加。
我又一次见到李讷是在1966年国庆节的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焰火时。那时她已是军报联络员了。她依然是热情的，拉着我的手说:“走，看看爸爸去!”我们走进休息室，见毛泽东正坐在一张大皮沙发里吸烟，他身穿绿军装，头顶一颗红星，领展两面红旗，十分的威武。我兴奋得心嘣嘣跳，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站在那儿讷讷地说:“毛伯伯，您还认识我么?”毛泽东微笑着，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亮亮么，陶铸的女儿。”(他将“铸”念成“巨”)顿时我腾云驾雾，飘飘然不知所以了。后来，毛泽东走下天安门城楼，来到金水桥边，席地而坐，缓缓地抽着烟，微笑着望着对面广场上如痴如醉的百万民众欢乐的场面。李讷也拉着我随人流下来了，我俩站在离毛泽东仅50米的地方，清清楚楚地目睹了这一著名的历史镜头。“你看爸爸，神采奕奕的，多健康!多精神!我们该有多幸福啊!”李讷紧紧挽着我的手臂，兴奋地说。我一方面受感染而越加欢呼雀跃，另一方面又暗暗有点惊讶:“女儿对父亲也能崇拜到这般地步吗?不是说亲人眼里无伟人吗?”
我最后一次见李讷，却是在一个十分尴尬的场合。那是在1967年9月份，中南海分片批斗“刘、邓、陶。”我站在喧嚣的人群后面，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父母受尽凌辱，却一点办法都没有。真是心都要碎了。就在这时，偏偏在这时，我突然看见了她!她站在人群中，漠然地看着这一切，俨然是来“视察”的样子。不是不久前还亲热的叫“陶铸叔叔”吗?这一切是怎么啦?我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回去后，泪流满面地找出了那只长毛绒小狗，伤心地将它扔到地上……。
我跟李讷的一段友谊，就这么随着小狗的落地而中断了。但是这许多年来，我却一直在有意无意地关注着她，我总能断断续续、时浅时深地听到一些关于她的情况。令我有点惊叹的是，她的命运，正是她悲剧性格的延伸。是的，她的一生是悲剧性的，她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这条既定的人生轨迹。难道她真正飞黄腾达过吗?尊贵显赫过吗?我怀疑，既使有也是稍纵即逝的。不错，她当过几天北京市委书记，但很快就下了干校。接踵而来的是婚姻波折，疾病折磨，父亲的去世，母亲的倒台，政治上的失意……她几乎从中国消失了，被人遗忘了，直到最近几年，才又开始传出若干信息，我知道她又结了婚，爱人老王是位离休老干部，爱好书法和国画，这倒是与李讷颇相投的。李讷病愈后分配到中办秘书局工作，但基本在家里休息。去年看到一份杂志上刊出的李讷照片，可比以前胖多了，依然是朴素得让人无法容忍。
李讷并没有像她当初断言的那样，她既没有成为最好的人，也没有成为最坏的人，也没有去当什么“巴扎洛夫”，而是成了一个像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的人，属于那种凭工资过日子的人，既要为油盐柴米房租水电而操心；又要为孩子上学看病坐车而犯难；甚至冬天也要像老百姓一样贮存几百斤的大白菜。每当毛泽东的诞辰和逝世纪念日，她也跟普通老百姓一样，排在长长的队列中，静静地等候进纪念堂去见父亲一面，然后随着队伍出来，消失在那些匆匆忙忙去挤公共汽车的人流中……
再说林豆豆。我第一次见她大概是1953年，在厂州石碑子弟小学。那时她也就八、九岁吧，她和她弟弟，两人都是浓眉大眼，一望便知是谁的孩子。小时候的豆豆总不爱说话，老是紧紧抿着小嘴而大睁着黑眼睛，我感到这位小姑娘真是又清高，又矜持，叉娇气。以后，依稀听说她一度也患了青春期忧郁症，同她的妈妈闹别扭，怀疑自己不是叶群生的。再后来，她成了大名鼎鼎的林立衡，而我则成了“黑帮子女”，我们之间有若天渊之别，自然更谈不上任何联系了。直到有一天，1981年的冬天，那晚北风呼啸，大雪纷飞，街上早早就绝了人迹。突然门铃响起，“像这样的天气，又这么晚了，谁会来呢?”我好生诧异。只见进来的是一男一女，两人全穿着臃肿的军大衣，戴着大皮帽，足蹬大头鞋，像是从北大荒来的，又像是复员大兵。那女人揭掉皮帽，天呐!竟然是豆豆!然而当年那个娇弱忧郁的豆豆已不复存在，在我面前端坐着的是一位文弱朴素的，沉稳谦和的，既便诉说自己的苦难，脸上也挂着平静微笑的中年妇女。她告诉我，“9.13”以后，她被审查关押了几年，直到1975年才在毛主席的亲自过问下解除监护，分配到河南郑州一家工厂任科级干部。不知为什么她竟然没有档案(据说转丢了)，因此她的一切都是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的，她的政治结论是什么?不明确；她的转业手续是那儿办的?不明确；因此她上不了户口，拿不到任何居民票证，也领不上工作证，调级增加工资更是轮不上她了。她成了一名“黑人”，被遗忘在那间小屋里了。
1988年元月，中组部要豆豆回京治病，并安置在中组部招待所住下。去年又听说正式分配到社科院工作，豆豆的新生活开始了。我深信，在经历了这一切的磨砺之后，她会变得成熟，永远告别了往昔那位娇弱的林豆豆，她如今叫路漫。
至于我本人，这30年来经历了“红”与“黑”的变化，弄得“不红不黑”或者说“又黑又红”。在当了20年的医生后，又突然改了行，弃医从政!而全部理论依据就是“树挪死，人挪活”!可如今，我也搞不清楚我究竟挪“活”了没有?不管怎样，敝帚自珍吧!
凝视着照片上的我们，每个人眉眼都是舒展开来的，但是仔细端详，又会发现，在我们那个年轻的脸庞上，都已清清晰晰的投影上了各自父亲的特征了，是不是那个时候就已经注定了日后每个人的命运了呢?然而命运，命运究竟是什么?是诗人们的无病呻吟，预言家的占卜，心理学家的测算，还是老太太们的迷信?命运是物质的吗?它存在于遗传密码中吗?它是生物信息的某种功能吗?命运是与生俱来不可更改的吗?是空灵神秘无法把握的吗?……啊，什么时候我能真正透彻搞清楚，命运究竟是什么?
聂力、李讷、豆豆，人生聚散无常，有生之年，我们还有机会再合一次影吗?
(阿城摘编自《中华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