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楷模李桓英的事迹材料4篇
时代楷模李桓英的事迹材料篇1
李桓英1921年8月出生于北京。她先后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和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而后成为世卫组织首批官员。1957年，7年期满时，世卫组织主动提出续约5年的邀请。可此时，事业的发展和优渥的生活挡不住李桓英一颗爱国之心，钱学森等一批科学家毅然回国报效祖国的消息更激励了她。她谢绝世卫组织挽留，瞒着已经移民美国的家人，只身一人绕道欧洲，几经周折，于1958年从莫斯科回到祖国。
每当被问到为什么选择回国?李桓英总是坚定地说道：“因为我是中国人，祖国是我的根，我绝不能忘本。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举，正是急需人才之际。我要把学会的知识为祖国和人民服务。”
选择麻风病防治，李桓英以科学的精神全身心地投入，这种执着成为她鲜明的职业精神。1978年改革开放后，李桓英被调到北京友谊医院，在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从此将全部精力贡献给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
在那个“谈麻色变”的时期，迷信和恐惧是麻风病的大敌，就连许多从医的人也对麻风病人绕道而行。而李桓英却始终都是面对面接触，从不畏惧。每来到一个患病的村寨，都会引来村民们的一片惊奇：村里来了个女医生，不怕麻风。她口渴了舀起病人家的水就喝，饭捧起就吃。病人试探着同他握手，她就拉着他们的手长时间不放。
“麻风病传染性有限，可防、可治，不可怕。只有深入到病人身边、进行非隔离治疗现场研究，才能解病人之疾苦、消社会之歧视。”李桓英说，“每当我想起麻风病人在承受疾病与歧视的双重折磨而过着痛苦凄凉的生活，我就非常难过，这也更加坚定了我要跟麻风病作战的决心。”
虽然氨苯砜在上世纪40年代就已问世，但麻风病的防治在世界上还没有更成熟更有效的方案。为了寻求更好的治疗方法，李桓英敢于创新，她将国外先进的治疗方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率先开展了服药24个月的“短程联合化疗”和消灭麻风病的特别行动计划，使我国的麻风病人从原来的11万人下降到不足万人，而且年复发率仅为 0.03%，远低于国际组织年复发率小于1%的标准。
李桓英一生孑然一身，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麻防事业，在国内外麻风病防治领域取得了常人难以超越的成绩，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如今，已过期颐之年，她仍然心系麻防事业。李桓英说：“对于彻底战胜麻风病，我做的还远远不够。我愿意在岗位上为党和人民继续工作，为实现没有麻风的世界而奋斗。”
时代楷模李桓英的事迹材料篇2
“治愈患者带来的慰藉是任何酬劳都不能取代的”。李桓英对患者的关心不仅仅体现在治好他们的病痛，更如同亲人一般，时刻给予他们温暖，为他们寻求最佳的治疗方案。
1993年年底，云南省文山县有一位女生在临近高考前不到半年，被诊断患了麻风病，李桓英得知情况后非常着急，赶去为她仔细检查：“现在得了麻风，就像得了一块皮肤癣，只要联合化疗一周就失去传染性，你可以边学习，边治疗，最多两年就能治好，放心吧。”
李桓英还鼓励她一定要好好学习，考上大学，不能自暴自弃。因联合化疗中有一种药物会造成皮肤染色，李桓英又与当地医生一起，为这位女学生设计专门的治疗方案，并请当地的医生一定要保证她的治疗，不要影响学习。过后，李桓英仍然惦念着这位女学生，曾多次打电话、写信询问她的情况。后来，这位女学生真的考上了大学，并在毕业后成为一名教师。
麻风病是一个“穷”病，大多数麻风病患者的家境都不是很好，李桓英像照料自己的孩子一样给予他们关怀和体贴。
20xx年3月，热研所麻风室接诊了一位24岁麻风患者小马，小马生长在一个麻风病高发家庭，家里有5人患麻风病。李桓英无条件接收了这一家5位患者来京免费治疗。经过两年的治疗，他们的麻风病已基本治愈。一次复诊中，李桓英教授看到小马的手已破溃感染，并得知他一家租住在平房，生活十分拮据。“患者这么年轻，一定要为他的将来着想。”她既着急又心疼，立即拿出随身携带的1000元钱给了他们。
有条件干，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干。行医70余年，这就是李桓英的行事风格。
在深入麻风病区的途中，由于山高路险，道路崎岖，她曾经4次遇险，2次翻车，2次翻船。
她遭遇过最严重的翻车是从翻滚的汽车前窗挡风玻璃甩出去10多米，躺在覆盖着厚厚白雪的山坡上昏了过去。连车带人滚下坡底的同志们从车中爬出来，大声呼喊她。她才反应过来连声呼喊：“我在这里！”但是她爬不起来，李桓英歪头一看，雪地上留下一大片殷红鲜血。这次车祸导致她两侧锁骨和3根肋骨骨折，头部外伤缝了7针。大家都劝她好好休养，她却缠着厚厚的绷带、打着石膏投入了新的工作。
20xx年，已是94岁高龄的李桓英，不顾膝关节手术后的行走不便，再次来到云南。一进寨子，那些当年经她治愈的麻风病康复者就像见到了亲人，眼含激动的泪水，扑上来就喊：“李妈妈，您回来了！”他们的子孙听说李桓英回来的消息，也纷纷请假，从打工的城市赶回寨子，只为见上李桓英一面。在他们心中，李桓英就是改变她们命运的“贵人”。
时代楷模李桓英的事迹材料篇3
1979年春天，李桓英第一次前往云南西双版纳考察麻风病情，那时的西双版纳3个县，分布着大大小小十几个麻风寨。过去，由于缺乏特效药物，以及社会对麻风病的恐惧、歧视和偏见，麻风病人忍受着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
“麻风病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歧视！”为了拉近与麻风患者的感情，李桓英没有穿戴任何防护衣服和面具，走家串户给病人做检查，甚至与病人见面时总是握手拥抱拍肩膀。
由于长期的疾病折磨和远离人群，寨子里的人们对治疗既缺乏信心，又难以适应按时按量服药的治疗要求，有的病人甚至自暴自弃，把送来的药丢进水塘里。
李桓英听闻，十分着急，亲自上门送药，口渴了舀起病人家的水扬头就喝，饭捧起就吃。时间一长，寨子里的村民都传：“村寨来了个女医生，不怕麻风！”
“我们做医生的是没有恐惧的，我走遍世界，恐惧对我不是个事儿。我甚至巴不得自己被传染上——让你们亲眼看看我能治好它！”
李桓英还会教麻风病人穿鞋。“早晨和晚上，你们要这样。”手一下子伸进病人刚脱下来的脏鞋，“摸摸有没有砂子和钉子，再穿上”。麻风病人手脚是麻木的，甚至，端滚烫的火盆都感觉不出烫手。李桓英不怕脏，就是为了教给他们防止皮肤破损溃烂的自我防护方法。
她用自己的行动来消除大家对麻风病的歧视，不断向人们证明：麻风病是可治之症，麻风病人并不可怕。
为了我国麻风病防治事业，高龄的李桓英长期奔波在云、贵、川贫困边远地区，7个地州、59个县，几乎每一个村寨都留下了她的足迹。
在她的努力下，云南省勐腊县的麻风病患者被全部治愈，1990年的泼水节，他们摘掉了麻风寨的帽子，作为一个行政村，被正式划入勐仑镇，李桓英为它取名为“曼南醒”，意思为“新生的山寨”。这一天，李桓英和人们一块儿跳起了傣族舞蹈。
1998年，李桓英在第十五届国际麻风会议上作了《在云南实施麻风病防治特别行动计划的报告》，报告结束后会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诺丁博士紧紧握着李桓英的手说：“全世界麻风病防治现场工作，你是做得最好的！”
时代楷模李桓英的事迹材料篇4
1957年，在李桓英为世界卫生组织工作7年期满时，世界卫生组织主动提出与她续签合同，期约5年，她婉言谢绝，瞒着家人，只身一人绕道伦敦，几经周折，于1958年从莫斯科回到了祖国。
时年37岁的她，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被分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性病研究所工作，开展“梅毒螺旋体制动试验”“麻风抗原检测”等。
当时实验室设备简陋，李桓英用土法自力更生制作的麻风菌脂质抗原（PGL）提取成功。她和同事先在自己身上做试验，至今，李桓英左右手臂上还留有清晰可见的疤痕。
1970年，李桓英来到江苏省的一个麻风村考察，在这里，她第一次见到麻风病人。麻风病是由麻风杆菌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病，主要侵犯皮肤和周围神经，历来是备受歧视的、致残的“不治之症”。
当时由于没有治疗麻风病的有效药物，最人道的处理，是把他们赶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让其自生自灭。这一幕刺痛了李桓英：“我当初回国就是为了帮助祖国的同胞！”
李桓英决定，攻克麻风病。
1978年，李桓英调到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从此，57岁的她将全部精力奉献给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她将国外先进的治疗方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率先开展了服药24个月就停药的短程联合化疗和消灭麻风病的特别行动计划，解决了麻风病的治疗难题，为数以万计的麻风病人解除了疾苦。
1996年，李桓英又率先在国内开展消除麻风运动，首次提出了麻风病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的模式，被称为“全球最佳的治疗行动”。
“很多人问过我，当初已经离开祖国那么多年，为何选择回国?我都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因为我是中国人，不能忘本。”
李桓英说：“回国，我就一个目的，把我学到的东西用到生我养我的地方，不愧是个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