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紧张兮兮迈进K市啤酒厂厂门时，院子里一片繁忙景象。一辆发动着的载重卡车旁戳着铁塔般一条大汉。他扫了我一眼，瓮声瓮气地甩过来一句:“帮工吧?上车。”糊里糊涂的我开始往高高的驾驶室爬，只隐约看到车帮子上赫赫然一个“十二顿”的字样。
这是我初到德国后第一次打工。
车出厂门，七弯八转，最后盘上了高速公路，一路无言，我真希望这车就这样永远不停地开下去。
“你从哪儿来?”铁塔终于开了口。
“中国。”
“来我们国家干嘛?”
“学习。”
“学习?哼，学习。”
沉默。我从旁悄悄打量他:牛脖子，牛蛋眼。比我大腿不细的胳膊上粗制滥造地刺了个女人裸体。蓝不蓝、绿不绿的。嘴里嚼块口香糖，粗壮的脖子上挂着根粗壮的金项链，轻轻伴着那咀嚼颤动。真像头牯牛!想着，我笑了。
“笑什么?”他不满地投过一瞥。
“喂，知道吗外国佬?我们德国人，很多德国人不喜欢外国人。知道吗?”
“知道了!”我故意加重语气，“知道吗?我刚来，我还不知道我是否喜欢你们德国人。哼!”
“哼!”
车跑了一个多小时后，转下高速公路，驶进个镇子。最后停在一个到处堆满啤酒和各式饮料的仓库大院里。
“到了。卸车。”“铁塔”向我略事交代，就掂着一叠货单没影儿了。
我得先把一箱箱的啤酒从车上挪到地下，八箱一摞码好，用个小车铲起推进仓库。开始时还算麻利，有股乞哧咔嚓的劲头。也就半小时吧，那腿已经不是自个儿的了。真想歇会儿，抽支烟!
不知什么时候“铁塔”已经回到车边，叼着烟，沉着脸，抱肘观望。当我拼出吃奶的劲儿完成了若干组手举、头顶、胸抵、膝托的分解动作后，他开始咆哮起来，一连串的“混蛋”、“狗粪”，雷声滚滚。我东摇西晃，拼出全身每一丝气力搬哪搬，浑身似从水里捞出来。
“铁塔”仍在跺着脚吼骂，并俯下身冲着我的脸挥拳，“混蛋，起来，干活!干活!”
我感到周身的血统统涌上我的头和脸。我闭上眼，脸在抽搐。身体一动不动。
他便用脚一下下地踢我的脚，不轻不重，我既感到那种力量，也感觉得出他的有所克制。我吸吮着这羞辱和愤怒的感觉，它在向全身扩展蔓延。于是我站了起来，一言不发地爬上车，眨眼间的功夫把最外侧的一摞啤酒推出车外，丁零当啷箱倒瓶爆。“铁塔”慌忙后退，泛着白沫的黄色液体和闪闪发光的玻璃碎片溅满他的双脚和裤管。
“我叫你骂，你这混蛋、狗粪!”我边骂边抓住另一摞箱子的边角。
“别，别!”他扑过来用身体抵住倾斜的箱体。一个车上，一个车下，我俩僵在那儿较劲儿。
从办公室跑来两个年轻人，一个矮胖，一个高瘦。他们跳上车，一边一个把我架住，拉到车下。“高瘦”翻过一摞空酒箱按我坐下。
“坐下，消消气，喝点什么?”他有一双很透光的蓝眼睛，声音挺友善:“怎么回事?”
“到底怎么回事?”“矮胖”问。
“他骂我。他什么都不干。我干不动了，实在干不动了，我想歇会儿，他骂我还踢我，凭什么?”
“他该一块干啊!这是你们两人的活儿。你别急，我们和他讲，他必须干。”他们下车窜到“铁塔”面前。他正红头胀脸地蹲在一边狠狠地抽烟。三条嗓子搅成一片。“铁塔”声儿越来越小，渐渐成了嗫嚅。最后他起身跳上车，发着狠乒乒乓乓地干，嘴里嘟哝着什么。
“高瘦”走回我身边，“你就在这儿坐着，让他干。他说，他这儿坏了，痛得厉害。”他指着屁股比划。他笑，我也笑了。
“铁塔”卸完车，把车帮子摔上。我向“高瘦”和“矮胖”握手道别，浑身精湿地爬回车子。
“铁塔”两手一手四瓶啤酒晃到我一侧车窗下，手一抬，四瓶酒塞进来，一声未吭。
“谢谢。”我撬开一瓶，仰脖。
“铁塔”从另一侧爬进来，坐定。牙一咬，仰脖。一口气喝完。
回程途中，他打开音响放音乐。我就靠在椅背上养神。
“很累，是吗?”他突然开口。
“嗯，太累了。”
“你多大年纪?”
“三十。”
“三十!我二十六。我干这活儿整八年了。你是第一次干吗?”
“第一次，也最后一次!”
“哼。”哼完他笑了。我才知道原来他也会笑，笑中似含嘲讽。
“笑什么，你?你看看你那胳膊，看看你一顿吃了多少。”
他咧着大嘴说:“我并不是偷懒，是这里痛。”他欠起屁股，用手指指。
“我知道，我也有这病。”
“是吗?”他声音不无夸张而且轻轻摇头。
“怎么，就只能你们德国人得吗?”
“不，不，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我的病肯定比你重。”
像是为了证明这一点，后半截车程他几乎是屁股离座半蹲半站着开。偶尔落座儿便呲牙咧嘴地骂，“狗粪。”我实在“不忍心”去看他，生怕自己失声笑出来。
(韦志彪摘自1995年5月19日《读者周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