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属于最笨的癌症病人，我家人属于最傻的患者家属。 １９８８年的癌症病理化验单，直到２０００年２月才拿给我看。这期间，１９９８年１２月癌症转移，父母仍然瞒着我、瞒着我先生、瞒着我弟弟。母亲不愧当过军部机要员，父亲离休前多年从事纪检，保密功夫一流。他们竟能把我哄到一个区级医院，说是脖子上有个淋巴瘤，早点切除有好处，只要缝三四针就没事了。
出于保密考虑，他们找了一位市医院退休的外科主任到区医院给我做简单切除，父母再次伪造化验单。手术果然快，只缝了几针，下午开刀，晚上我就到公园散步吃饭。
其实，手术病理检验单上写明癌细胞转移，属“滤泡型癌”，比第一次的“乳头状癌”严重。按照规定，应该四十八小时内做淋巴清扫手术，以绝后患。但是，我的父母只会将癌症转移的病理检验单藏在自己家抽屉里，两个人三天两头讨论，要不要告诉我事实真相？
据说，我父亲坚决反对向我透露，我母亲犹豫，她信得过的那位退休外科主任出国了，找不到人咨询商量。父母大人并非文盲，读过中学，好歹也叫知识分子。但是，他们不知道癌症病人应该找肿瘤医院的医生做治疗，转移的癌症病人更应该争取在肿瘤医院做手术。
父母严守这个秘密，每次见到我，都会暗暗观察判断，神经质地给我“优惠待遇”，我在弟弟家、父母家一找活儿干，父母大人就很焦急地呵止，命令弟弟把我手上的活儿立即接过来。我提抗议没用，搞不清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弟弟自嘲说：活儿都交给我吧，谁叫你是亲生的，我是他们带来的“油瓶儿”呢。
我没起疑心，以为父母想弥补我童年欠缺的关爱，却不知我颈部的癌细胞一天天在茁壮生长。它们跑马圈地，包围一个淋巴结，又去占领下一个淋巴结，攻下一城又下一城，好不快活自在。
２０００年化疗前，肿瘤医院的专家告诉我：１９９８年１２月你癌症转移，医院没做清扫手术是医疗事故，你可以去告那家医院。我说：没什么可告的。这完全是我父母干的好事，不怪医院医生。我死了那叫活该，我爹妈亲手刨的坑。
１９９９年对我来说，是很热闹的一年。在作家出版社出了两本书；在北京、澳门出席电视剧首播酒会；上中央台、北京台做节目；看我写的电影剧本怎样拍摄；报评正高职称顺利通过；应邀撰写中央台澳门记录片解说词采访深圳义工写剧本初稿……包括发低烧咳嗽连续在医院打吊针做种种化验。有时我甚至不敢躺下休息，一躺下就觉得人散得支离破碎拾不起来，拼凑不成一个人。我像机器在高速运转，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似乎刷地一下就跳到１２月３１日了。
我常觉得这样活很没意思，会扪心自问：你为什么不快乐？你到底想怎么活？
与此同时，我并不知道，我父母也很忙。他们拿着我１９９８年１２月手术后的病理单惶惶不可终日。两个人不断嘀咕：她的癌细胞转移没有？要不要说出癌症的真相？是说了死得快还是不说死得快？
俩人出现了分歧。母亲说：我们老了，保护不了她了，赶紧说了吧，总守着不说我心脏受不了。父亲说：千万不能说，她一知道思想负担重，不病死吓死怎么办？再观察一下，再坚持一段时间。母亲说：我坚持不住了，说不定我们是在害她。父亲说：我们怎么会害她？不可能害她嘛。
吵来吵去吵不出结果，母亲就想了个折中的办法。她拿着我的癌转移病理单，常去肿瘤医院转悠，看别人怎么看病，看医生怎么给癌症病人看病。
看得多了，在分诊台的护士眼里也混了个脸熟。母亲见哪个护士面善，就趁人家得空时搭话，拿出我的病理单请教一番。一来二去，三番五次，护士长认为这病人耽误不得，应该找专家看看。
母亲把专业人士的意见转告父亲，俩人又争辩讨论。过一段时间，母亲又去肿瘤医院专家门诊部转悠，看看哪个医生更有专家相，打算挂个号咨询一下。
也是我命不该绝，父母都从专家那里得到明确建议：要叫病人本人来检查，光是你们来说来问没有用。怕什么怕？要死，怕不怕都会死。这个病人必须来，越早越安全。
２０００年春节前，父母终于下决心说出真相。他们先跟弟弟凡丁说，三人反复商量后，再告诉了我先生小兵。
小兵给我打电话：喂，你爸妈让我告诉你，有件事他们一直没跟我们说。就是――你１９８８年开刀记得吗？医生说是良性的。
我在电话那头一点不在意，听他没往下说，就接话道：是啊，还全麻呢。怎么了？
小兵说：你爸妈现在才说，其实是恶性的。
我的脑子空白了一两秒。原来是这样。以前心里的疑点终于清楚了。怪不得手术要全身麻醉，怪不得朋友的表姐要给我暗示，怪不得父母每年会神经兮兮要在深圳跟我住一段，怪不得我一生病他们就大惊小怪发挥想像力。心急急跳了几下，很快恢复了正常跳动。
我说：什么癌？
小兵说：甲状腺癌。不过这种癌危险性比较小，不容易转移。
我说：嗯，没事，估计相当于癌前病变什么的。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用管它。
小兵说：对，没事。不过我觉得他们不该瞒这么久，起码应该告诉我和凡丁。
我说：他们就这样，什么都保密。算了，别说他们了，说也没用。
小兵说：你什么时候回广州？他们要找你谈谈。
我说：有什么好谈的，瞒我这么久，就是怕我接受不了呗。我才不怕呢。要死早死了，没事儿。
心里有点不舒服。居然被瞒了这么久，说明我这人很笨。
回到广州，看到了手术医生写给我父亲的信，并没有预想中的百感交集。过去听过好几个朋友说曾被医院误诊为癌症，如五雷轰顶，彻夜无眠，想了很多很多，无数的牵挂和无比不甘，等等等等。
可我真没什么过多的想法。我好像无法集中精力去想癌症这件事――也不叫无法，就是脑子很自然不去想。
我对这种没啥想法的状态有所警惕。不对呀，应该激动啊，怎么回事？不激动那才叫反常啊。
我躺在手术台上时，神智很清醒。医生怎么消毒，怎么麻醉，怎么用刀划开第一道口子，器械怎么在伤口里拨弄，医生叫护士拿什么，护士向医生汇报什么，一清二楚。广州的二月，是最冷的时候，手术床很凉，空心病号服太不抵寒，手术床的精铁贴着背，透心凉。由于寒冷，人的意识处于敏感活跃状态，虽然有安定镇静药物通过点滴发挥作用，可是，能感觉点滴管里药水凉飕飕的，好像血管在喝冷饮，全身跟着降温。
第一刀开得比较顺利。
医生护士停下手中的活儿，在一旁聊天，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我知道大家在等活检结果。预计要等半小时。我因为冷，极盼他们快收工。我也心疼医生护士，这么冷的天，虽说干活会产生热量，但暂停歇活时会冷，手指头脚趾头会冻得发麻。我一点儿没想第二方案。心里想着，活检单快点报上来吧。
听到过两次隔壁病房在报信息，听不清楚。我闲着也是闲着，竖起耳朵，远听其他手术室门口的动静，近听这一屋子里医生护士拉呱。我听见有一床手术已经结束，护士在大门处叫病人家属。
由远而近，从走廊走到这个手术室门口，清脆的女声像唱歌般拉长声音：第四床――转移――清扫――
脑子空白。我需要一点时间来辨识。
我是第四床。真的要清扫？真的这么倒霉？别急。再听听动静。
医生和护士已经准备干活儿。
没错。颈右侧全面清扫。
第一个念头是内疚。真对不起，医生下班该晚很多了。这活儿肯定挺麻烦，签字时人家不是说了吗？要切断神经，结扎血管，把淋巴周围的肌肉清挖一番。这可是技术活儿，快不了。
第二个念头是，妈妈肯定在手术中心门口等。先生会不会机灵一点，早点打听到清扫的消息，劝她回病房等呢？在门口站太久，少不了受刺激，又没水喝没凳子坐，到时候又该喊腰痛了。
第三个念头是，我好冷啊！全身比手术床的钢铁还凉。快中午了，外面出太阳没有？屋子里怎么越来越冷呢？
渐渐地，麻药的效力似乎过了。痛！伤口里扯着揪着挖着痛，痛得不觉得冷了。我想翻到手术床下去躲一躲，我要加麻药加麻药，越多越好！
没有别的杂念，我就反复念叨：加麻药――加麻药啊――我要加麻药――
终于听到医生说：给她补一支麻药。扎针的感觉。一会儿，疼痛减轻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麻药药力又不够了。我在镇静剂的作用下，发出怪怪的呻吟，好像科幻片中的声音，在空中飘飘沉沉。远远飘来医生的声音：再给她加一支麻药。
加一支，又加一支……又……第五支。
推出手术室，回病房，已是午后一点。没有力气说话。同屋病人深表同情说：哇――面色�差！好惨噢！
我手头有张住院费用表，但我不想一一摘录，只觉得恶心，胃痛，胸闷，心烦。我不是被手术的创痛困扰，而是为病人被物化而愤怒。这愤怒一直没有表达出来，深深捂在心里。作为癌症病人，在病房里，你叫２１床；在手术室，你叫第４床。你不是人，只是一个待扫除的废物，一个待解除的麻烦，一具等着切了挖、挖了缝的活尸。
清扫手术出院后，我家没有一个人懂得要看手术的病理化验单。这是最关键的部分。癌症转移病情如何，术后该进入什么阶段，病理单提供的意见最直接最准确最科学。
幸好朋友新平学医出身，她见我颈部从上到下伤疤夺目，便问：你看没看病理结果？我说：没有啊。她说：怎么能不看病理化验单呢？！你伤口这么大，你怎么不去弄清自己的病情呢？她和她妹妹随即吩咐我去找某头颈科权威。
我自己倒不着急。我嫌麻烦，讨厌四处求人，伤自尊。我习惯选择逃避。
我需要时间定定神。我讨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总受刺激还要不要活？如果横竖一个死，那么先歇歇，喘口气。术后伤口痛。我不愿意让家人跟着受干扰，而是独自回到深圳家里，一个人疗伤。半夜，痛狠了，起身吃止痛药，来回在屋里走，走到走不动就趴在沙发上，这样不会打扰任何人。
我怕负疚远甚于怕疼痛。
在此之前，我超负荷运转，机会追着我往怀里扑，正像一只麻雀飞得兴起，翅膀扇得噼里啪啦响，突然被一块土疙拉击中头部，啪嗒，直线坠落，狠狠跌在泥沼地里，跌懵了，反应跟不上，意识障碍。
先生到肿瘤医院借出我的住院档案，查看病理化验单，将复印件带回家让我看：清扫出来的四个淋巴结有三个癌细胞转移。
一惊之下，麻木感开始减退。老老实实去拜见权威，权威很负责，调看病历，做进一步检查。我在一天里连续做了脑部ＣＴ增强扫描、肺部ＣＴ增强扫描、颈部ＣＴ增强扫描，同时连打三份增强剂，连扫三个部位，结果晕在扫描床上起不来，给医生扛到走廊病台上抢救。
有些朋友曾说我太脆弱，连扫个ＣＴ都晕，就是意志薄弱，所以才抑郁。我苦笑说：你们对我真是高标准严要求。我常想，社会上不应该一味责怪医护人员对病人缺乏爱心同情心。其实，连病人的朋友甚至家人都会对病人误解、轻看，就像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所说：“癌症这个名称，让人感到受了贬抑或身败名裂。只要某种特别的疾病被当作邪恶的、不可克服的坏事而不是仅仅被当作疾病来对待，那大多数癌症患者一旦获悉自己所患之病，就会感到在道德上低人一等……使疾病远离这些意义，这些隐喻，似乎尤其能给人带来解放，甚至带来抚慰。不过，要摆脱这些隐喻，光靠回避不行。它们必须被揭示、批评、细究和穷尽。”
看颈部ＣＴ报告单，很沮丧。上面写着左颈右颈都发现淋巴结，这说明，虽然我才做过右颈淋巴结全面清扫手术，但是，仍有一个１厘米的隐患留在那里。我去问权威：到底是癌症又转移了复发了，还是手术清扫不干净不彻底？
权威答：两者都有可能。
我脑子又空了，迅速退回麻木状态。
做化疗的时候，我心里深埋对父母的怨气。我曾对好友区区说：你见过这么愚蠢的父母吗？如果不是他们耽误我的治疗，我不至于这么吃苦受罪。
我不赞成向癌症病人隐瞒病情，瞒不住的。权衡利弊，弊大于利。双方都把心事藏着掖着，尽说些虚的谎的没用的废话。
我们为什么不能正视死亡？为什么不能同心合意地安排后事？为什么不能彼此信任地度过最后的时光？为什么不能死得明白从容而且有尊严？
隐瞒是自欺欺人，是一种内耗，一种怯懦，一种极大的浪费，它令活着的人将死的人都抑郁。
其实，不止是我的父母，也不只是在癌症手术这样的事情上，太多的父母儿女都选择隐瞒。都是出于爱的动机，结果却令人叹息。我们的传统习惯于报喜不报忧，无论大事小事都不习惯公开透明，好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多年前，与我同病房的白血病女孩，十三岁，在资讯不发达人们对癌症不了解的情况下，在医生护士母亲兄长的刻意保护下，她都能明白自己得的是什么病，病情有多么严重。现在的人，怎么可能被瞒住呢？这不跟隐身草似的，你拿着一片隐身草挡住眼睛，问：看见我没有？对方睁着眼睛说瞎话：没看见。
这种习惯的背后是一种精神上的敏感、脆弱，心理承受能力单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信任、默契、支持系统不健全，存在危机和故障。
而另一方面，生病的儿女也应该跟父母进行真实的沟通，让他们了解你的真实情况，这样双方才能相互支持。
我一度很困扰，父母并不知道我活得很艰难，也不知道我还要开刀，更不知道我抑郁得准备了结自己。近年我开始告诉父母我真实的病情，告诉他们癌症手术及化疗的感觉，包括抑郁症的困扰，透露真实的病情，少提苦痛的感受，让他们渐渐接受现实，知道部分真相。
我曾扪心自问：这样做是不是太自私，在找借口推卸孝敬父母的天职？
每当我自责时，内心深处的那个李兰妮就出来告诉我：必须这样做。因为你完全有可能比他们先死。走在他们前头。目前除了年龄，你在他们面前没有优势。况且，亲人更应该有知情权，这才是真正的尊重和负责。社会在变化前进，我们的观念也必须相应更新进步。
中年去世的人在增多，尤其是知识界。而中青年抑郁症患者病情要比老年抑郁症患者更严重，发作更猛烈。
我们不能装作看不见。
题图／瑞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