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得到了一张唱片，内容是关于一对父子的，这不由得使本人联想起其他文学艺术创作领域里一系列“父与子”题材的作品：有屠格涅夫创作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著名长篇小说，有德国幽默大师埃奥·布劳恩风行于二十世纪、充满着人性睿智的漫画全集，有当代导演亚历山大·索科洛夫完成于二十一世纪的那部极具诗意且唯美的同名电影，当然还有我国著名的电影演员陈强、陈佩斯父子亲任主演的北影厂中国影片。这些作品无论其以何种艺术形式予以呈现，都无不以生动形象的手法揭示两代人在思想观念、处事方式上差异的矛盾和冲突而深入人心，从而论证了父与子这个创作主题的生命力和永恒性。更何况这张唱片吸引我的还不止是父与子这个受人关注的主题，还有在“父与子”这个标题前面的那个姓氏——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 Father and son，Pearl GEM0065）。望着唱片封套上斯特拉文斯基父子相对凝视的照片，不觉猛然意识到这款发行于新世纪前夜（1999年）的唱片来得正是时候，因为2012年正好是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日子啊！这就更有理由借着唱片的由头为他写些什么了。
正像许多音乐学家们指出的那样，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世界乐坛上，斯特拉文斯基堪称一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音乐伟人。在当时晚期浪漫主义、印象主义、民族主义与表现主义等创作思潮大行其道、各领风骚之际，他却能不受任何主流派别的影响与羁绊，通过音乐语言的大胆创新和写作手法的不断自我否定与更新形成其缤纷而多变的艺术个性，从而成为二十世纪最具全面代表性的作曲大师。这也是他的同时代人、另一位二十世纪作曲巨匠梅西安称他为“一千种风格的作曲家”的原因。他是这个时代兼具作曲家、钢琴家和指挥家“三位一体”身份，且在这三个领域都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珍贵音响文献的绝少几位伟大的音乐家之一。同时，他又是二十世纪当代作曲家里创作几乎遍及所有音乐体裁的罕见的“覆盖性全才”，从常见的交响曲、管弦乐、室内乐、歌剧舞剧，到溯古的清唱剧、赞美诗再到趋时的爵士乐、音乐剧几乎无所不包。他无门无派，却有根有源；他无徒无弟，却影响惠及身后所有的作曲中人。这就是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馈赠与当今时代的不朽功绩和伟大意义。
菲奥多尔·斯特拉文斯基
除非阅读过他的传记或自传，否则也许很少有人知晓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这位音乐全才竟然是一个没有毕业于科班院校而自学成才的音乐家；而且他所学的唯一一个专业还是与前辈舒曼、柴科夫斯基一样的法律！当然，这绝非他本人的意愿，而是其父母的意志所迫。严格地说起来，斯特拉文斯基并不是一个纯正的俄罗斯民族后裔，因为他的祖父，也即父亲菲奥多尔·斯特拉文斯基（Fyodor Stravinsky）的父亲伊格纳斯出自一个高贵的波兰家族，并且信奉天主教。当初，贵族出身的年轻人看上了一个俄国小地主的女儿亚历山德拉，于是来到俄国结婚成家定居下来。依据俄罗斯的帝国法律，凡与东正教徒通婚，生下的孩子无论其父亲信仰何种宗教，子女都必须要接受俄罗斯东正教的洗礼。于是，从菲奥多尔这一代起斯特拉文斯基家族的宗教信仰就成了东正教。
年轻时代的菲奥多尔拥有一副雄浑饱满的宽厚嗓音。二十六岁那年他完成了在涅任学园的教育，成了一名男低音歌手。他在当地的教会合唱团里演唱。为了进一步深造声乐艺术，菲奥多尔先后在首都圣彼得堡以及基辅拜师研修，从1873年他三十岁起在基辅开始了他的独唱生涯。三年后他来到圣彼得堡，进入马林斯基剧院担任首席男低音，在那里受到了与他的前任奥西普·佩特罗夫同样热情的拥戴。他在这个位置上任职长达二十六年之久。统计资料显示他曾塑造过六十四个不同的歌剧角色，演出场次超过一千二百场。在这些角色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在柴科夫斯基歌剧中塑造的艺术形象，如《铁匠瓦库拉》里的沙皇，《奥尔良少女》里的法国骑士杜诺瓦以及《女巫》里的公爵随从马米洛夫，他是这三部歌剧首演中的一员。此外他也在达尔戈梅斯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和尼古拉·索洛维耶夫的歌剧里担任重要角色。菲奥多尔唱得好，演得也好，不仅如此，他还喜欢阅读，博览群书，他的家里就拥有一座图书馆，尽管这种现象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是比较普遍的，然而，作为一位歌剧男低音，菲奥多尔的渊博学识在当时的同行里还是令人仰视的。他的这种对艺术孜孜以求，对学识求知若渴的精神不可能不影响到他的儿子——1882年6月17日出生的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而菲奥多尔·斯特拉文斯基在马林斯基功成身退之后，他的位置又由另一位与他同名、但比他更闻名遐迩的歌唱巨人——菲奥多尔·夏里亚宾所取代。
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的创作生涯
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出生于帝俄的度假胜地奥拉宁鲍姆，但却是在首都圣彼得堡长大的。虽说从小就受到家庭的耳濡目染，很早就开始学习钢琴，并且常随父亲出入宫廷剧院观摩歌剧、舞剧的排练和演出，然而伊戈尔自述自己的学生时代是孤寂的，这种孤寂不仅来自家庭中的亲情氛围，也来自精神上的兴趣共鸣。他曾说：“我从没遇见过任何一个能真正吸引我的人。”或许柴科夫斯基是个例外，因为在八岁那年，伊戈尔在父亲的剧院里观看了芭蕾舞剧《睡美人》之后，那种穿着仙女服饰在舞台上梦幻般的表演艺术从此就在他幼小的脑海里牢牢地扎下了根。作为一名钢琴学生，他先后随两位女钢琴家学习，其中一位还是安东·鲁宾斯坦的女弟子。十五岁时伊戈尔已能熟练地演奏门德尔松的《G小调钢琴协奏曲》了，与此同时他开始学习和声、复调并尝试着作曲，且初显才华。
然而，身为歌唱家的父亲却不主张儿子吃音乐这口饭。这一方面或许是基于自己一辈子从事音乐所经历的世态炎凉，另一方面，伊戈尔早年的一段经历也给父亲泼了冷水。伊戈尔曾经将格拉祖诺夫的一首弦乐四重奏改编为钢琴谱，并把它呈示给后者，可是这位大作曲家看后却对此甚不以为然，认为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的改编降低了原作所具有的音乐性，并且认为他的写作技巧有问题。父命难违，伊戈尔不得已只得于1901年进入圣彼得堡大学学习法律。怎奈他意不在此，据称他在四年的学习时间里总共只去听了不到五十节的专业课，至于考试和毕业更无从谈起，他的兴趣还是专注于音乐方面。机缘巧合的是，在他的大学同学里有一位竟然是民族乐派“强力集团”成员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小儿子弗拉基米尔。 1902年夏，在弗拉基米尔的引荐下，怯生生的伊戈尔被带到了正在德国海德堡休假的名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面前。对于伊戈尔带去讨教的一些钢琴习作，里姆斯基-科萨科夫不置可否，但与格拉祖诺夫不同的是，他鼓励伊戈尔继续学习专业的作曲，同时告诫伊戈尔千万别进圣彼得堡音乐学院，而应跟随他私人学习。有了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勉励，伊戈尔学习音乐的劲头更大了，也恰在这一年底，他的父亲因癌症去世，这无疑成为伊戈尔彻底抛弃法律的人生契机。在拿了一纸大学肄业证书后，伊戈尔就全身心地追随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学习音乐理论，从和声、复调、曲式到配器一应俱全，每周两次。在此后的六年里，里姆斯基-科萨科夫不仅成了伊戈尔人生中的唯一一位专业导师，而且事实上也被伊戈尔视为其第二个父亲。这种学习一直持续到1908年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去世为止，两人形同父子的关系在1905年伊戈尔与表妹的订婚仪式上由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欣然出任男方长辈的角色而可见一斑。
成家之后自然是立业。其实这时伊戈尔已经开始其专业创作了，1907年他完成了题赠给其业师的《降E大调交响曲》，在老师去世后他又创作了一首《葬礼悼歌》以寄托自己的哀思。而那首创作于1908 年的《幻想谐谑曲》还是在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具体指导下得以杀青的，也正是这首作品成为他日后音乐事业辉煌时代到来的一个契机。
1909年2月6日，伊戈尔的两首管弦乐作品《幻想谐谑曲》和《焰火》在首都的一个交响音乐会上由钢琴家兼指挥家西洛季（李斯特最出名的学生，也是拉赫玛尼诺夫的表哥和钢琴教师）指挥上演。这两首已然褪却了老师印迹并带有法国印象派风格元素的作品顿时吸引了在场的一名听众，他就是正踌躇满志地计划将俄罗斯歌舞带到法国巴黎去展示的著名艺术活动家兼演出经理人谢尔盖·佳吉列夫。佳吉列夫以其敏锐的艺术嗅觉感受到了隐藏在作品中的巨大创作潜能，于是他当即找到了伊戈尔，委托这位当时尚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为计划来年在巴黎歌剧院上演的一部新的芭蕾舞剧创作舞剧音乐。这，催生了伊戈尔的成名作——《火鸟》的横空出世。
1910年伊戈尔应邀前往巴黎，出席了《火鸟》的最后彩排以及同年6月25日在巴黎歌剧院那次成功的首演。《火鸟》的首演成功使伊戈尔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成为了具有世界声誉的作曲家。作品那具有浓郁的俄罗斯风情以及构建在俄罗斯民族乐派与印象派基础上又具有瑰丽的色彩配器与交织着自然音阶与半音音阶音程为特点的和声手法，形成了作曲家第一个创作阶段——原始民族主义的诞生。而在他其后的两部著名的芭蕾舞音乐《彼得鲁什卡》和《春之祭》里，他的这种创作个性更被发挥到了极致，以至于《春之祭》于1913年5月29日在巴黎香榭丽舍剧院首演时几乎酿成了近代音乐史上一场空前的大骚乱，被保守派人士斥为洪水猛兽。正如英国音乐评论家欧内斯特·纽曼（Ernest Newman，1868-1959）指出的那样：“他的音乐完成了由过去的原始主义（Original）到如今的土著蛮荒主义（Aboriginal）的飞跃。”
此时的伊戈尔已经携全家定居于瑞士的洛桑，但他还不时地回到祖国去搜集创作素材。虽然他的作品在西方舞台上大红大紫，然而却并未为他带来巨额的财富，相反他的家庭还时时陷入令人堪忧的窘境。这是由于尽管他能栖身远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瑞士，但他在国内的全部财产都已被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没收，而其在国外的演出收入因无法得到国内开具的版税证明而不能全数给付。于是他与佳吉列夫产生了龃龉，指责后者要为自己糟糕的财政状况负责。不过，后来他得到了瑞士慈善家维尔纳·莱因哈特的资助，完成了带朗诵、舞蹈的舞剧《士兵的故事》的创作与首演。由于莱因哈特还是一位相当不错的业余单簧管演奏家，伊戈尔又创作了《单簧管三章》题献给他。一般认为，《士兵的故事》中轻松、简洁且带有世界主义倾向的音乐风格以及1920年创作的根据十八世纪意大利作曲家佩戈莱西音乐改编而成的舞剧《普尔钦奈拉》已经昭示着他创作生涯的第二个阶段——新古典主义时期的到来。伊戈尔本人也称《士兵的故事》标志着自己“与抚育了我的俄罗斯乐派的最终的决裂”。
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的风格转变有其客观的环境因素：一战的爆发使法国的经济遭受重创，以巴黎为主要演出舞台的佳吉列夫俄罗斯舞蹈团再也无力承接像他前几部舞剧所需花费的巨大费用，更何况此时伊戈尔与佳吉列夫的私人关系已产生了怨隙，因而他想到了写一部不依赖于大剧院和众多听众而只需两三个角色和少数人演奏的作品，因而孕育成就了《士兵的故事》。面对这种客观因素的改变，伊戈尔勇于放弃过去的辉煌，去努力适应并挑战新的艺术风格。他的新古典主义时期是其一生中为期最长的创作阶段，前后历时达三十年之久。在此期间他按照巴洛克、古典时期的无标题音乐体裁创作了一系列交响曲、协奏曲、重奏曲和独奏曲，在1927年创作的歌剧-清唱剧《俄狄浦斯王》和1928年完成的芭蕾舞音乐《仙女之吻》中，他通过采用古希腊的故事题材、拉丁语的歌词演唱以及“借用”柴科夫斯基的一些钢琴曲和歌曲素材，在1942年创作的《马戏团波尔卡》中又“借用”了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表达了他对“回归”的内心意愿和对古典的心慕神追。
1934年6月，伊戈尔被批准加入法国国籍，然而这并未成为他在法国大展宏图的艺术起点，反而成了他告别近二十四年漫长艺术旅行的终结的开始。由于竞选法兰西艺术院士的失败以及佳吉列夫的去世，法国艺术界对他的新作日趋冷谈，更主要的是在1938到1939的一年里，他的大女儿柳德米拉与妻子叶卡捷琳娜相继因肺结核而病故，而他的母亲又随后去世，诸多的不顺促使伊戈尔下定决心离开巴黎这片伤心之地，他于1939年9月二战爆发后不久踏上了自己整个动荡一生的最后一站——美国。
刚到美国，伊戈尔的音乐风格并没有立即呈现出变化。在美国的前十年里他持有的新古典主义美学观点在创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不仅创作了《三乐章交响曲》、芭蕾舞剧《奥菲欧》和为混声合唱和管乐双五重奏而作的《弥撒》，并且将自己在哈佛大学所作的演讲稿以《音乐的诗学》为题予以发表，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艺术主张。而他于1951年完成的歌剧《浪子的历程》被认为既是他新古典主义创作的顶点，也是他三十年新古典主义美学观点的总结。 在同一位美国青年作曲家罗伯特·克拉夫特（Robert Craft，1923- ）的交往中，伊戈尔开始接触十二音序列音乐，从而对这种他先前视之不屑的作曲技法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认为韦伯恩的音乐是对自己“一生最强烈的挑战”，自己应该迎头赶上，接受挑战，尽管此时的他已是一位年过古稀的老人了。在集中钻研了韦伯恩的作品后，伊戈尔于1958年起的将近十年里完成了康塔塔《哀歌》《布道、劝诫与祈祷》、舞剧《阿贡》、宗教叙事曲《亚伯拉罕与伊萨克》《升坛赞美诗》《安魂赞美诗》以及电视音乐剧《洪水》等一系列作品。在他这个序列主义的创作阶段，晚年的伊戈尔通过音乐上的十二音创作技法与内容上的宗教信仰之间的结合，实现了他“用音乐来赞美神”的艺术主旨。可以这样说，正是凭借着序列音乐这个媒介，伊戈尔终于找到了他赞美神的最恰当的简洁而又凝练的音乐语汇。
必须指出的是，伊戈尔一生是一名忠实的教徒，早年随父母接受东正教的洗礼，但在十四五岁的叛逆期他不再去教堂做祷告。四十岁时他皈依基督教，但在1924年他在法国尼斯与来自俄罗斯的东正教神父尼古拉斯成为朋友后，受其感召又重新参加了东正教的宗教仪式活动，与此同时仍保留了自己基督教徒的身份。据晚年常随其左右的克拉夫特记叙，他每日都要做祷告，在作曲之前和之后要祈祷，感谢上帝赋予他的灵感，而在他面临困顿和痛苦时更离不开上帝的帮助。伊戈尔曾说：“音乐能比修建一座教堂以及装饰教堂内的一切更好地赞美神。音乐才是教堂中最伟大的装饰！”
1967年以后伊戈尔的健康状况开始衰退，自此以后他不再进行创作，即便是早年他素负盛名的指挥和钢琴演奏也几乎绝迹于舞台。据称贝多芬的音乐为晚年的伊戈尔带来了极大的乐趣。他生前录制的最后一张唱片就是他自己指挥的《火鸟》，而最后一场现场音乐会则是在加拿大多伦多指挥的《普尔钦奈拉》。藉此，他一生的音乐创作从终点又回归了原点，可谓功德圆满，功成名就！他一生曾四获美国格莱美奖，然而晚年给他以最大心灵安慰的莫过于1962年他在离别了将近半个世纪后的故国之行。受苏联政府的邀请，伊戈尔于1962年9月21日踏上了故乡的土地，分别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行了音乐会，八十岁的老人在音乐会上亲自指挥了自己的代表作。离开前夕，他在克里姆林宫受到了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接见，当他1971年去世后，苏联文化部长福尔采娃公开要求苏联的作曲家们“学习和欣赏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在他八十大寿之际，美国政府不仅为他颁发了奖章，肯尼迪总统还邀请他作为贵宾与自己在白宫共进午宴。同年10月，教皇约翰十三世授予他骑士勋章。在他去世后，他的名字被留在了好莱坞的星光大道上，在1982年诞辰一百周年之际，美国邮政局特地发行了以他头像为图案的两美分邮票，作为“伟大的美国人”系列邮票之一。而在2004年，他更得以入选美国国家博物馆的名人堂，供世人永久缅怀瞻仰。
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的情感生活
名人的身边从不会缺少女性，甚至还不乏花边的绯闻，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自然也如是。世人常因他一生创作风格奇诡多变且又兼容于一体，而将他与同一时期的美术巨擘毕加索相提并论。的确，伊戈尔与毕加索两人的缘分非同一般，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他们不仅一同在花都巴黎施展各自的才华，声誉鹊起，而且还有着相同的艺术见解和探索求新追求，彼此惺惺相惜。众所周知，伊戈尔的舞剧《普尔钦奈拉》的舞台布景和服装设计都出自毕加索之手，而在他工作室的墙上也长期悬挂着毕加索送给他的肖像，因而他俩非但是艺术上的知音，更是精神上的挚友。在情感生活领域，伊戈尔虽然比不上那位年长他一岁、几乎每十年就要更换一位异性伴侣的西班牙绘画大师，但也堪称是多姿多彩的。
伊戈尔的发妻叶卡捷琳娜·诺申科是他的表妹，他们从小就两小无猜，相知匪浅。在那个时代，这种三代内的表兄妹通婚的情形还是很常见的，至少在音乐界就可列举出与他同时代的挪威的格里格、法国的米约以及他的同胞拉赫玛尼诺夫等数人的例子，更遑论十六世纪的杰苏阿尔多和十七世纪的巴赫了。不过，这种表兄妹之间的通婚却为俄罗斯东正教所不容，只是当时的伊戈尔已脱离了东正教，因而承受着社会舆论的压力，在二十四岁那年与表妹结为连理。其后的两年里，他们的头两个孩子菲奥多尔和柳德米拉相继降生，当他们全家移居西方后，又有了另外一双儿女：索利玛和米兰娜。
伊戈尔与叶卡捷琳娜的婚后生活在头十年里应该还是平顺和谐的，妻子儿女们与他共同享受着成功的喜悦，也一起承受着拮据的艰辛。然而，这一切在1921年发生了变化。在这一年的2月，伊戈尔邂逅了一位同样由俄国来法国发展的芭蕾舞女演员维拉·德·波塞（Vera de Bosset），立即陷入了无可自拔的情网之中。维拉比伊戈尔小七岁，她的父母都是波罗的海公国的德裔贵族，她成年后来到法国开展自己的舞蹈事业，在遇见伊戈尔时她已名花有主，丈夫是画家兼舞台设计师谢尔盖·萨德金。伊戈尔和维拉的相识使彼此都产生了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维拉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自己的丈夫，可伊戈尔却难以割舍自己的一大家子。于是从那时起一直到1939年叶卡捷琳娜因肺结核去世为止，伊戈尔一直在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他将时间分摊在家庭和维拉这两边。叶卡捷琳娜清楚丈夫移情别恋的事实，但她接受了这种三人关系的局面。或许一方面是身体羸弱的她无力去开展这场“婚姻保卫战”，另一方面她也知道自己即便这么做也是徒劳无益的。据报道，她对伊戈尔与维拉关系的态度是“既痛苦又怜悯他们”。唯一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一直到她去世为止，伊戈尔始终是她的丈夫、孩子们的父亲，尤其是在她病重的最后五个月里，伊戈尔尽了丈夫的职责，始终在医院里陪伴她走完她的人生。
叶卡捷琳娜去世后，伊戈尔即与维拉告别法国远赴美国，应当说维拉也是伊戈尔决意去美国发展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抵达美国的第二年，两人就在马萨诸塞州的贝德福德结婚，1945年他们都入了美国籍，成为美国公民。他们起先居住在纽约，后来发现加州的气候条件更为适宜，就搬到了洛杉矶，一直到伊戈尔去世前两年才又从洛杉矶回到纽约。伊戈尔和维拉没有再生孩子，他俩的婚后生活也少见于报端。这段当初经历了近二十年“苦恋”而终于修成正果的婚姻在常人眼里算得上是风平浪静，殊不知却暗流涌动，打破这种平静的是一个女人，这还不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她是事业上的女强人，时尚界的女王。她，就是可可·香奈儿（Coco Chanel）。1946年香奈儿曾对自己的传记作者保罗·莫朗详细地谈及了她与伊戈尔相爱相恋的这段经历。尽管伊戈尔生前从未承认过这段恋情，而香奈儿的这次谈话也谨遵当事人的约定，在三十年之后的1976年才得以公布于世（香奈儿与伊戈尔在1971年一年里的四个月里先后辞世），然而它甫一问世，立即在艺术界与娱乐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名人的绯闻轶事总是最能吸引世人眼球的。 可可·香奈儿比伊戈尔小一岁，她是在孤儿院里长大的商贾私生女，但是从小与贫穷饥寒相伴的她却志向远大，在孤儿院里学会了缝纫，长大后先混迹于巴黎的夜总会谋生，据说她的名字“可可”就取自她拿手的一首歌曲的名字。二十五岁那年凭借其在交际圈内的长袖善舞，她结识了法国面料商巴尔桑，并成为他的情妇。在巴尔桑和另一位英国实业家卡佩尔的支持下，香奈儿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在巴黎的坎朋大街上开出了自己的第一家时装商店。此后她的生意越做越大，她设计的高级定制女装以及在1921年发明的“香奈儿5号”香水使她成了这个时尚之都的宠儿与标志。与她事业同样精彩的还有她的私生活。尽管她一生未婚，但与她牵扯出情感纠葛的既有英国的威斯敏斯特公爵、流亡的俄国沙皇罗曼诺夫家族的大公，也有法国的诗人和装饰艺术设计师，当然，还有作曲家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2002年，英国小说家克里斯·格林霍尔（Chris Greenhalgh，1963- ）根据莫朗发表的香奈儿谈话写出了小说《可可与伊戈尔》，七年后，据此改编的影片《可可·香奈儿与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又译为《香奈儿秘密情史》）在2009年戛纳电影节上作为开幕影片隆重亮相，一下子又将那一段尘封已久的陈年恋情展现在公众的面前。影片正是从1913年《春之祭》那场著名的骚乱首演开场的，描写香奈儿身临其境，切身地感受到了年轻作曲家在作品中展现的巨大才华与艺术激情，由此在心里埋下了对伊戈尔倾慕的种子。后来当伊戈尔穷困潦倒时，香奈儿又将他们一家接到自己的豪华别墅暂住，使他得以潜心创作，东山再起，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终于酝酿成为无可遏制的爱欲激情。影片的阵容可谓豪华，它由香奈儿的品牌大使安娜·莫格拉莉和曾主演过《亚瑟王》《007：皇家赌场》的戛纳影帝麦茨·米科尔森领衔饰演香奈儿和伊戈尔，并由香奈儿公司的首席设计师为影片打造戏服。对于乐迷而言，除影片缠绵的剧情之外，更关心它的配乐。制片方不惜工本地请来了由塞蒙·莱托率领的柏林爱乐乐团为影片录制了《春之祭》，并请到曾为《英国病人》《天才里普利》和《罗丹的秘密情人》创作配乐的黎巴嫩裔作曲家加布里埃尔·雅雷德（Gabriel Yared，1949- ）为本片创作了十一段配乐，其中的“可可与伊戈尔”一段音乐为本片的爱情主题，其抒情柔美堪比著名影片《魂断威尼斯》里的马勒《小柔板》，配合着画面中伊戈尔与香奈儿的缠绵悱恻，感人至深。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伊戈尔的这段恋情经由电影巨大号召力的放大被再度浓墨重彩地予以渲染，然而伊戈尔的遗孀维拉以及他最忠实的助手克拉夫特对此一直持有质疑，因为在他们的眼里，伊戈尔仍是一位对家庭负责任的男人，这也体现在他对孩子们的照料与培养上。
索利玛·斯特拉文斯基
在伊戈尔的四个孩子中，继承他音乐衣钵的唯有他的小儿子索利玛·斯特拉文斯基（Soulima Stravinsky）。索利玛1910年出生于瑞士名城洛桑，受父亲影响他从小就学习钢琴。随父亲迁居法国后他进入巴黎音乐学院，师从法国钢琴家伊西多尔·菲利普（Isidor Philipp，1863-1958），而他的理论与作曲老师更闻名遐迩，乃是有“现代音乐教母”美誉的娜迪娅·布朗热（Nadia Boulanger，1887-1979）。所以从钢琴和作曲这两个专业来说，索利玛都堪称是美国作曲大家阿伦·科普兰的同门师弟。事实也正是如此，索利玛在这两个领域的学业一样出色。1934年，二十四岁的他在巴黎演奏了其父的《钢琴与木管协奏曲》，完成了他的舞台处子秀，此后他又出色地演奏了伊戈尔为钢琴与乐队所作的《随想曲》。而伊戈尔作于1935年的《双钢琴协奏曲》则正是为自己和儿子的同台演奏而量身定制的，由父子俩在巴黎予以首演（实际上它是一首没有乐队协奏的钢琴二重奏作品）。因为他是伊戈尔的儿子，所以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父亲钢琴作品的代言人。
不过，当1939年父亲和继母维拉移居美国后，索利玛选择了继续留在欧洲。这时他毅然投乐从戎，参加了法国军队，参与了对抗法西斯德国的战斗。一直到战后的1948年，他方才抵达美国与父亲团聚。在美国，他起先在科罗拉多州的红色岩石艺术节上登台亮相，继而又在纽约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交响乐团合作，一举登上了这个国际大都市的音乐舞台。索利玛仍然扮演着伊戈尔作品权威诠释者的角色，除在音乐会上演奏父亲的作品外，作为一位作曲家他也演奏自己的钢琴作品。当然，在更多的场合是父子俩联袂合作，由索利玛独奏，伊戈尔担任乐队指挥。后来，索利玛将演奏的曲目广大到钢琴领域的其他经典文献，比如他先后为莫扎特的第六、第八、第十（双重）、第十一、第二十等多首钢琴协奏曲创作过华彩乐段，并在音乐会上演奏过这些协奏曲。从1950年起，索利玛被聘为伊利诺伊州立大学音乐学院的钢琴教授，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工作到1978年。他常利用学校的假期去做巡回演出，还曾去位于法国枫丹白露的美国音乐学院看望他的老师布朗热，为老太太演奏父亲的作品（布朗热是伊戈尔在法国时期的好友）。1975年，他在枫丹白露的科隆纳大厅举办过一场独奏音乐会，曲目有父亲的《小夜曲》《四首练习曲》《钢琴奏鸣曲》和由索利玛自己改编的舞剧《火鸟》钢琴组曲以及《彼得鲁什卡》中的三章。评论家们认为，在这场音乐会上索利玛完全展示了他作为一位大师级钢琴家的技巧和风范，他的触键非常强劲有力，对节奏有着极为精确的感觉。但他们同时又指出，尽管具备了极高的天分，然而与同样身为钢琴家的父亲伊戈尔相比，他似乎还缺少一些父亲所具备的辉煌的音乐性。
身为名人的后代，索利玛也同样摆脱不了和其他音乐大师后代相似的命运，与父亲留下的辉煌巨作（由伊戈尔亲自指挥并演奏的大全集二十二张）相比，索利玛留给后人的录音却少得可怜，只有《彼得鲁什卡》中的三章、《士兵的故事》里的两个片断以及由他自己创作的三首弦乐四重奏等寥寥几曲。即便是在本文开头提到的那张“父与子”合集里，也仅仅收录了索利玛演奏的伊戈尔早年的《四首练习曲》中的两首，长度仅为三分钟，恰似惊鸿一瞥，远远无法得窥他的演技全貌，因而使这张“父与子”多少显得有些“名不副实”。倒是在父亲的大全集里，收录了他们父子俩合作的《双钢琴协奏曲》1938年演出版（SONY/BMG斯特拉文斯基大全集第七卷，SM2K46297）。
1974年，索利玛被法国文化部授予“艺术与通信骑士”称号。二十年后这位八十四岁高龄的名人之子在佛罗里达的萨索塔去世，留下了他的法国妻子弗朗索瓦、儿子约翰以及妹妹米兰娜·马里翁。而他生前创作的大量器乐曲以及撰写的关于配器法的专著则像大多数的名人之后那样被埋没在故纸堆里，等待着后人对它们的发掘和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