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29日上午十一时，在北京西部的华夏陵园-孔宁父母的墓地，艺术家孔宁举办了她的行为艺术作品《复活》展。名字叫《复活》的油画作品是一幅长15米高1.9米的巨幅油画。现场用吊车将作品《复活》拉升至墓地上空陈列。参与整个活动的全体嘉宾身着绿色雨衣，红色鞋套、黑色墨镜，手持孔宁手绘的透明雨伞。《复活》,画面中34个躯体排成整齐的一列，看不出身份、性别。令一切区别和界限消失。生与死在禁锢的瞬间相遇，爱与力量在凝固的画面中交织。恐惧与贪婪终于统统消解了。那一刻大地宁静了，获得了灵魂的安宁与释放。鲜红的色彩跳起了生命的舞蹈。全程禁语，安魂曲在每个人的心中缓缓响起……
展览形式独特骇俗，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展览的概念，将作品、人和宇宙等自然的心象及精神的灵魂仪式感贯穿在一起，振聋发聩，极为震撼。展览闲暇，笔者与艺术家有了如下简短的沟通。
徐亮：这个展览《会吃饭的孩子》很震撼啊，它应该是一个行为作品，可以谈下作品的思路吗？
孔宁：实际上这幅15米的画是在2010年就创作完了，同样都是那种橘色的色调。仔细看这种生命里的力量特别强大。我一看那个画就特别激动。我一直在想如果这件作品在一个画廊或者美术馆里展示就失去了作品本身的力量，他就是要表达是生命的轮回过程。因为我们每个人最终都会来到墓地，但是你活着的时候生命的意义在哪？你的灵魂安放在哪儿？让墓地灵魂也看到自己活着的时候生命有没有意义。所以，我选择了我父母的墓地来阐释这个作品。
徐亮：为什么选择在你父亲的墓地呢？
孔宁：是我父母的墓地，其实我父亲的墓地本来不是在这，是后来我母亲遗愿吧。我母亲按她的级别她可以葬在八宝山公墓的。这个墓地陵园的创始人98岁了，她曾经跟那个墓地主人是好朋友，因为她也被打成过反革命，更希望有亲密的朋友来陪伴她。他的外孙推着轮椅来看我这个作品，我把想法告诉他，他特别支持我。在一个墓地开进两部吊车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儿。那天老天也是给我一种力量，很成功完成了作品。
孔宁：我这人就这样，13岁那年我就觉得人可能认为自己的人生有5米的张力其实可能有50米。很庆幸是我经过好多苦难，13岁在上海人家把我当成18岁了，让我做护工，我背了无数死人，包括抢救那些快死的人，把我生命真的就拉到快50米了。所以，我做什么都是游刃有余的。
徐亮：你这个举动是对灵魂的尊重和怀念，你画里的人物主要是什么人？
孔宁：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早在1984年严打时在那个刑场上执行死刑的那一幕让我挥之不去一直到现在。我还有一个行为影像作品叫《刹车》你看了吧,那个《刹车》是用人表现的，是我对那件事的一个回忆和再现。
徐亮：我知道你曾经有过律师经历，到过很多死刑现场，你感觉郁闷，那些恶梦一直缠绕着你。
孔宁：对，我觉得那些犯罪的人，虽然他们确实也是做了一些错事，但他也应该有人起码的尊严。前两天网络上有个报道叫《最后的早餐》说的是有一些死刑犯人处决之前允许他们买衣服，还涂上红指甲,给他们吃肯德基、麦当劳等什么的，太人性化了。可回想在我们那个年代人死之前不如一头猪，他们没有讲话、没有换衣服的权利，更没有任何留下遗嘱的权利，完全不被当人看，我觉得即便是对他做出终结他生命的决定,但是在他临死之前也应该当人对待。20多年了，到现在我也不能释怀。为什么那天我要高高的给他吊起来，我认为人犯的错误和人的生命是两回事，应该对生命有起码的尊重。我搞法律很多年，在中国太难了，后来改行做艺术。我认为靠不断的杀人、拷打、搞逼供仇恨的种子会越来越深。只有对人更善良才会更善待他更尊重他。很多犯人到了我这儿看到我，有时候我会给他们偷偷拿东西吃，或者给他们烟抽，反而他们内心的东西被触动了，很感动，主动向我说些真心话。
徐亮：其实这也是一种预防犯罪的手段。
孔宁：对，前两年有一个跳大神的，说我身上附了很多鬼魂。发现在我的画有许多鬼魂，我自己确实是在疯狂的画，我说这么多的作品都从哪来的，我怎么样的构图，我从来不打草稿，那种色彩的拼接真的很绚烂，我觉得就是这些人真的在我身体里确实没有出来，可能他们更依赖我，觉得我是一个同情他们的人，或者是我是一个善良的人，我是一个内心能装着他们的人。
徐亮：我看过你的作品，总的感觉是你一直在这个题材里游荡，这也是你人生中经历的，让你最难忘的事。
孔宁：一说起来这事就掉眼泪，那年，我才二十四岁，一声枪响34个活生生的人就倒在我面前，一片血海，甚至我还看到有人朝没死的人的脑袋上补强枪的，手枪离脑袋就一拳头近，砰的一声枪响，脑袋就开花了血浆四溅，太恐怖了。而且被处决的34个人都是跟我是有过好多交流的。
徐亮：当时你在检察院工作？
孔宁：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二审组，那时候我算是国家机关的人了，我是做监督的，从上诉开始一直到他被处决执行完毕，整个的过程我们都参与监督的。那时确实承受不了那样的工作压力，那天我在刑场回头望那些被处决的人，一个一个被装到口袋里头，直接扔到车里，那一天开始，我生命最美好的东西包括我家里的色彩完全都是消失的。
徐亮：其实，我们每个人从小都是向往美好。
孔宁：是的，我母亲是一个资本家的女儿，即便小时候在环境恶劣的情况下我母亲都会点着洋蜡听黑胶唱片，从那些音乐里头确实给我的身体里带了很大的一种力量，我那时候我觉得我特别崇拜英雄，和我现在创作有必然联系，那时就觉得只要人有坚定的信念，有一口气，再苦难再有什么样的折磨我都能挺过去。我创作很多作品的时候都会听音乐，每天在车上都听很多音乐。
徐亮：其实你的心态一直是在死亡和复活中挣扎。
孔宁：我是1981年到了北京，1983年就经历了在北京的“严打”处决犯人的场面。这种真正的血腥场面没有发生在东北、西北荒凉的地方，反而在真正的在祖国心脏发生了，太恐怖了。
徐亮：在北京在什么地方执行的枪决。
孔宁：就是在门头沟、房山那边的刑场。我在小时候一直生活在恐惧当中，但其实没有见过真正的杀人或者战争。后来，终于可以回到祖国心脏，觉得很温暖的时候，反而看到真正的拿枪把人脑盖给打开了，就这种残酷的场面让我看见了。要说做行为艺术我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大概1985年，我们检察院衣服穿的都是军绿色的，我当时编了60根辫子，然后穿了一个红的大衣，脸上涂了很多红。到单位把其他人给吓着了，那个检察长说，把孔宁快快关起来。当然，他们不敢真正的关了。我就说：你们是法西斯，杀了那么多人，你们都是侩子手，我用这种红色证明，你们杀了多少不该杀的人，我就是这么来表达的。从那以后检察院很多人就认为孔宁疯了，后来我转行作了律师。为许多死刑犯人做辩护，参与过很多特别重大的案子，也救过许多人的命。你看我那些画，特别有力量的，不屈的，那种生命的张力、生命的顽强。虽然他们是强迫被子弹穿透了，但是他们每个人没想过他们今天会长的两米高这样的一个巨人，然后会这么灿烂，我希望20多年后在他们九泉之下像我的父母一样，在墓地上空看到一种生命的过程。我那个作品从设计到升空是5分钟，在天空停留10分钟，再徐徐降落整个是20分钟，他们生命可能长达20多年，20分钟可以跟这么灿烂的天空还有这么多安定的灵魂一起回顾他们在20分钟的灿烂，足够了。
徐亮：我知道1983年号称“83大搜捕”。当时，刚刚改革开放，人们脑子活点了，社会治安可能要差一点。或者是由于人们的思想的观念的开放，有些放纵使得当时的社会治安有一些过分。回头来想假如那些人
中不乏有优秀的人才，假如经过学习和磨炼是会成为专家，科学家，或者成为很有名的人，所以，这一方面是对人才的惋惜；另一方面你也作为一个曾经从事法律职业的律师从人性的角度对他的关爱对生命平等对待一种尊敬，这里面其实恰恰就是我们称的艺术家，应该保留基本的人性和品德。
孔宁：对，我觉得我现在不是说过多的回避政治。我觉得，首先我是一个女性，我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来讲，一个人从生到死，我都希望他是能完成从年轻到老去，这样一个戛然而止的生命，确实让人觉得有一些惋惜。
徐亮：我们毕竟是文明的社会，那样的社会和野蛮时代不一样。而对于法律来说它是人类组织生活的艺术，法律的规则是生活规则的泛化。像音乐一样正义之美是恰好的比例与有序的排列，因而提升了它的真实意义。如果超越了人本能的底线，那就是暴力和罪恶的野蛮杀戮。
孔宁：对，我通过这个作品升到上空，不仅是让这个墓地上的灵魂，更希望让全世界有生命的灵魂在宇宙当中有一种生命状态的对话。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从事过律师的司法工作者和艺术家希望我们来善待生命，特别是对死刑的使用慎重些，乃至有一天，条件成熟时我们也有些先进国家一样废除死刑，还人性以本来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