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近年来，人们开始提倡将翻译研究放到一个更大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我认为，文学翻译对译入语中的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改变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拟从社会文化中的民族文学、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等方面讨论文学翻译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
一、文学翻译与民族文学
多样化系统理论是翻译研究学派的一个重要分支，它给翻译研究开辟了一条描述性的、面向译语系统的、功能主义的新途径，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提出这一理论，旨在对从特定文化中处于中心的典范文本到最边缘的非典范文本的各种写作形式作功能性解释。他认为，翻译文学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形态和内在结构必然受社会文化的影响和作用，当民族文学“处于年轻期，或正在建构过程中”、“处于边缘的，或弱小的”、“处于危机或转型期”三种不同情况时，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系统中占主导地位，反之就会处于次要地位。一个民族的文学文化地位决定了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内的地位，而翻译文学的不同文化地位反过来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译者在翻译时采取的策略。根据多样化系统理论，如果某一文学系统十分强大，从而使翻译文学处于一个次要地位，以这一多样化系统为目标系统的译者往往采取归化式的翻译方法；如果翻译文学在某一文学系统中处于主要地位，译者则多采取异化式翻译。
文学翻译对民族文学的影响首先体现在语言的表达方式方面。翻译是语言接触的一种特殊形式，在翻译过程中，目标语和源语通过译者个人的言语行为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给各自的语言规范带来一定的冲击，导致语言借用和语言的变异。通过翻译过程中的语言接触和外域文化的渗透可以推动目的语的发展与完善，这在中外翻译史上是一种较普遍的现象。五四运动以来近百年时间是现代汉语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期，包括语言翻译在内的诸多外部因素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汉语言的发展与变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伴随着大量西方文学作品的汉译，汉语不可避免地受到印欧语的冲击，大量的欧化结构和表达方式涌入汉语，形成了现代汉语中的欧化语法现象。这种目标语语言结构在翻译影响下发生的变异，是一种历史现象。汉语“白话文”从五四时代的雏形状态发展为稳定而成熟的现代汉语，在某种程度上便是一个欧化的过程。王克非教授认为，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导致汉语出现仿西方语言的句式以及直译的文化背景。翻译对汉语句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被动式使用频率和范围的扩大、句式趋向复杂多样和句序变灵活三个方面。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古代佛经文学翻译和近代外国文学作品翻译对汉语言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佛经文学翻译不但影响了汉语言的词汇和文法，而且促成了中国文学新体――白话文体的产生，使中国文学注重形式上的布局与结构；近代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发展了中国文学新的文学理念和创作手法，尤其是对当时的小说艺术形式的新变产生了巨大影响，出现了中国传统小说所没有的政治小说、教育小说、科幻小说和侦探小说等，这四种是首次从西方和日本引进的小说类型，对中国近现代小说形式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民族文学也反作用于文学翻译。当民族文学较弱，或处于“转型”之时，引进和吸收的需要会丰富文学翻译的内容，扩展翻译的范围，对文学翻译的整体结构产生很大影响。从20世纪末我国大量翻译美国文学作品可以看出，虽然这个时期我国的民族文学形成了一定的范式，但相对于迅速发展的美国文学而言，仍有许多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地方。晚清译者用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形式翻译外国的小说作品，用国人所熟详的“且说”、“再说”以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等套语来淡化西洋小说带给读者的陌生感，虽不免有点可笑，但读者接受起来总算是容易些。梁启超在翻译《佳人奇遇》时，有意无意地用中国古诗词描写人物和自然景色，这本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个特点。同时，这部小说在语言上最大的特色就是完全的汉文化倾向。不仅小说的语言文雅典丽、骈散相间，而且大量使用中国典故、引用中国经典(如引用《论语》、《老子》、《孟子》中的话和引用《诗经》中的诗歌等)，作品中的诗词也完全中国化，魏晋的五言古诗体随处可见。林纾、严复等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用的都是文言，用“古文笔法”，而反对用通俗文体，甚至多用中国古典小说中通行的章回体，并在译文中使用序跋、评论和按语等。
二、文学翻译与意识形态
文化学派代表人物巴斯内特(SusanBassnet)和勒弗菲尔(Andre Lefevere)将意识形态纳入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使两者相互关系的研究成为了一个热点。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意识形态影响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影响译者的具体翻译策略，影响翻译理论水平的发展。文化学派认为，翻译并不是在两种语言的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两种文学传统的语境下进行的。翻译为文学作品树立何种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可以是译者本身认同的，也可以是赞助人强加给他的。
特定历史背景、社会文化环境所形成的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除对翻译的转换策略有影响，还对译介的内容起作用。例如，晚清社会处于一种长期封闭保守的状态，“天”、“地”、“君”、“亲”、“师”等观念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同时，满清标榜以孝治天下，孝道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因此，近代译者往往把西方正常的人类情感都附会成中国的“忠”、“孝”、“节”、“义”等，并和中国的封建伦理观念联系起来，如林纾。他在翻译英国作家哈葛德的Montezuma’sDaughter时，将其译为《英孝子火山报仇录》，把狄更斯的《老古玩店》译为《孝女耐儿传》，把雨果的《九三年》译为《双雄义死录》等等，这些译名都带有鲜明的中国封建伦理道德色彩。再如，20世纪初“五・四”前后的十年间，我国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一方面社会发展相对落后，急需进步的思想及先进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时局动荡，没有固定统一的政治意识，需要借鉴新的政治思想，因此，这个时期的文学翻译内容在“五・四”前重在译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及教育，“五・四”后以译介俄国小说为主，从俄国革命中吸收新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识。20世纪末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年代，经济发展意识影响到翻译主题有了转向，20世纪初仅占文学翻译0．22％(第16位)的经济类小说升至世纪末翻译小说的第7位。由此可见，不同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决定了译者和读者的价值取向。
同时，文学翻译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译者个体乃至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如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家梁启超、严复、林纾、苏曼殊、马君武和周桂笙等，其翻译的小说体现了反对民族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压迫、争取民族独立、拯救祖国危亡的爱国主义思想，追求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和爱情自由的进步思想，反对种族歧视的人道主义精神，但是，这种异域文化的译介，是在与中国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思想的斗争中获得发展的。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杨紫麟和包天笑译了半部的《迦茵小传》就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而林纾将其补全，却遭到强烈的批评，因为该小说后半部描写的女主人公迦茵怀孕并生一私生子，有悖于中国的传统礼教。但是，这些观念因为有了翻译文学而逐渐为中国人所接受。近年来，人们已意识到翻译并不是“单纯”的语符转换，翻译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跟很多人的政治意识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意识形态的影响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的，只是在某一情况下，某种具体的意识形态会居于主导地位。理解了意识形态对翻译选材的影响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某些文本、某些作家作品会进入异语文化系统，为什么某些并不“忠实”的译本可以流传。
三、文学翻译与社会政治
翻译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在《翻译、重写以及文学名声的操纵》一书中阐述了赞助人(Patronage)对文学翻译的操纵。赞助人，包括政党、阶级、宫廷、宗教组织、出版社和大众传播机构等，他们时刻在操纵着翻译活动的全过程，赞助人对翻译的影响不可低估。赞助人可能有助于文学作品的产生和传播，同时又可能是妨碍、禁止、毁灭文学作品的力量。赞助人对于翻译活动的走向、文学翻译的兴衰、译者的地位乃至生命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翻译与政治的特殊关系，无疑是文学翻译发展最为显性的特征之一。从政治角度考察文学翻译，中国的许多翻译现象可得到更为合理的解释。自东汉到清代，中国的佛经翻译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也积累了丰富的翻译经验。翻译的佛经渗入了中国文化，数百年后融入了中国人的生活，成为中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历朝历代的佛经翻译都是与当时的封建王朝的支持分不开的。在中国近代史上，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是对中国知识分子阶层震动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历史事件。这一时期的翻译家，以梁启超、严复、林纾等人为代表，怀着“吸彼欧美之灵魂，淬我国民之心志”的民族文化心理，大都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意识和策略。反映在外国文学译介中，关注民族命运、反抗外国侵略、讴歌民族独立和解放，就成为一时译介选择的风尚。“文化大革命”时的翻译界大部分精力都用于马恩列斯及毛泽东著作的翻译。中央编译局和毛泽东著作翻译室集中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翻译家，如柯柏年、姜春芳、周扬、夏衍、叶君健、钱钟书、程镇球等。十年间相继出版了卷帙浩繁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共四卷)、《资本论》(共三卷)、《数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等。从1961年至1976年外文出版社用英、法、德、俄等18种外文出版了《毛泽东选集》1－4卷共429万多册。另外，《毛泽东选集》(共四卷)、《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诗词》等著作在这十年间也陆续翻译出版。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翻译理论的研究，但这些翻译实践只是当时政治环境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翻译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无论在规模上、范围上，还是在质量上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是史无前例的。
结束语
社会文化环境与文学翻译具有互动的作用。社会文化决定文学翻译的主题、内容及取舍程度，同时文学译介又反过来作用于社会文化中的民族文学、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等的变化。文学翻译研究的文化学转向不仅是对文学翻译认识的加深，是翻译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对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文学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的认识都是极大的发展，对社会语言学、文学、文化学、人类学都有着重要的启示。
(作者单位：湖北民族学院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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