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美国，人们将富人称为“1%的人”，而将其他人称为“99%的人”。人们普遍认识到，美经济体制并不是为那“99%的人”服务的。人们觉醒的后果就是，“占领华尔街”运动席卷了美国各个角落。
这并不奇怪，因为那“1%的人”不希望改革现有经济体制，而是试图找到一只替罪羊，以推卸目前职场工资过低、工作时间太长的责任，并为政府糟糕且越来越糟的公共服务寻找借口。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MittRomney）最近就找到了一只替罪羊。他对99%的人说，你们之所以经受种种苦难，是因为“中国人一路笑着走到银行，掳走了我们的钱、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未来。”罗姆尼不是唯一这么说的人。奥巴马在2012年1月的国情咨文讲话中也承诺将调查“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不过，这些罪状唯一的问题是：它们根本不属实。
美国劳动者悲惨境遇的根源完全来自美国国内。99%的人之所以分不到任何好处，是因为1%的人占去了太多资源。如此说来，美国的经济体制怎么可能修复？
问题不在于中国人而在于美国企业高管
尽管罗姆尼声称，美国劳动者受苦是因为中国人掏空了美国，可事实是，即使是在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候，美仍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国家。美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是4.8万美元，即使是现在，美国仍有三分之一的家庭拥有价值14.4万美元的可自由支配商品和服务。因此，美劳动者的家庭受苦，绝对不是因为中国人的所作所为，而是他们未能公平分享自己创造的财富。
如下图所显示，GDP的增长曾提升了所有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但自1973年以来，人均GDP的提高丝毫没有消除贫困。其中，2000年至2010年，美国人均GDP增长了5%，而贫困人口的比例则激增了34%（贫困线的划分不是一个相对数值，而是绝对数值。如果一个家庭无力承担一定数量的商品，即“消费篮子”，就属于贫困家庭。消费篮子不会随人均GDP的增长而上调）。
人均GDP的增长为何未能降低贫困率？答案可从美劳动和收入之间关系的巨变中寻找。美国劳动者的福利曾与工厂、公司的利润直接挂钩。比如，在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Motors），根据其劳动合同里的“自动调整”条款，工人工资将自动随公司利润的增长而增长。在1967年（为有数据可循的第一年），美国逾三分之一的家庭只有父亲工作，母亲在家照顾子女。
但从1980年开始，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经济学家希拉里·霍伊内斯（HilaryHoynes）、玛丽安娜·佩奇（MariannePage）、安·史蒂文斯（AnnStevens）发现，1980年以前，失业率每下降1%，贫困率会随着下降1%，但自1980年起，失业率每下降1%，贫困率只下降0.5%。1980年以前，中间收入者每增长10%，贫困率会下降3%，但自1980年起，中间收入每增长10%，贫困率只能下降1.5%。换言之，对于美许多劳动者而言，过去是劳有所得，但现在已不再如此。
与美劳动者日渐穷困相对的是，美企业管理者收入的飙升。1980年，美国企业CEO平均收入相当于普通蓝领工人收入的42倍，而2010年，CEO的平均收入已经相当于工人中等收入的343倍。如下图数据所示，企业高管薪水的高涨，与企业利润的变化毫不相符。高管盘剥的不仅是劳动者，还有股东。尽管高管收入像坐上了火箭一样，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却停滞不前。
所以，美劳动者的问题与中国人无关，而在于美企业高管们。
资料来源：贫穷：美国人口调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05年总统经济报告。附录B：相关收入、就业和生产的统计表（AppendixB：StatisticalTablesRelatedIncome，Employment）。本文作者使用BEA和人口统计数据进行了计算。
本图是希拉里·W·霍因斯、马尔塔尼·E·佩基、安·胡夫·斯蒂文斯（HilaryW.Hoynes，MartanneE.PageandAnnHuffStevens）在《经济视角期刊》（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Winter2006）2006年冬季号上刊登的“美国的贫困”（“PovertyinAmerica”）一文中刊出的图表的更新版。
美国政府为何会对劳动者撒手不管？
美政府曾向劳动者家庭提供优质、优惠服务，在民众需要时及时伸出援手，但从1980年起，即劳动者开始在职场中失去地位之际，美政府开始削减服务，同时向剩下的已被缩减的服务收取更高的费用。
以大学教育为例，美州立大学有两种学费标准，本州学生支付的学费要低于外州或留学生的学费。1980年起，本州学生的学费实际却增长了1.5倍，其结果是，本州学生不得不背负沉重的贷款，刚步入职场就已债务缠身。很多老人本应盼望退休，但结果却是，工作了一辈子，美国60岁及60岁以上的老人仍总共欠有360亿美元的助学贷款，他们不得不动用自己微薄的社保金来偿还贷款。
然而，这些州立大学不仅提高了对本州学生的学费，还减少了面向本州学生的招生人数，并将这些空位提供给来自世界各地的富家子弟，因为这些学生支付的学费要高得多。因此，在当今的教育界，精英教育在财富面前都得举手投降。
类似的收费增长、服务缩水情况也存在于其他许多公共服务领域中。例如，纽约市最近砍掉了大量巴士和火车路线，剩余线路的班次也有所减少，而且在2010年提高了17%的票价。在得克萨斯州，学生家长们开始为体育活动和校车向学校缴费，许多学校也取消了艺术和音乐课，课堂科目的规模则有所扩大。
不过，让普通劳动者最受伤的是福利和失业保险的削减。1996年，政府大幅削减了福利预算。当时，美失业率很低，有正式工作的民众并没有太在意这一变化，但在失业率高企的现在，失业的劳动者及家庭开始挨饿。同样残忍的是失业津贴领取期从26周缩短至13周，有几个州是在本轮经济危机期间通过的这项规定。由于没有福利或失业津贴可指望，绝望的人们无论薪水多低的工作都愿意干，结果导致整个劳动力的工资越来越低，工作时间却越来越长。 正如罗姆尼所言，当人们无力负担大学教育、基础教育并且情况越来越糟糕之际，劳动者就失去了未来，但这关中国人什么事儿？美政府不再为99%的人服务，是因为它在乎那1%的人的福利。
富人主要是收入过高的企业高管，不想缴税，政府却一直对他们言听计从。如下图所示，过去的税比现在高得多。上世纪50年代是美劳动者的黄金时代，当时最高的边际税率是91%。有趣的是，当时的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Eisenhower）是一位保守的共和党人，而尽管对富人的税率极高，他仍颇受民众欢迎，在1955年竞选连任时轻松获胜。
从1945年到1981年，美国税率一直维持在70%甚至更高。如今，最高的边际税率为35%，而这才是政府削减服务的原因所在。
资料来源：由公平经济联合组织、政策研究所（UnitedforaFairEconomyandinstituteforPolicyStudies）出版，莎拉·安德森、约翰·卡瓦纳、查克·柯林斯、艾瑞克·本杰明（SarahAnderson，JohnCavanagh，ChuckCollinsandEricBenjamin）所著的《2000年高管超额报酬报告》（ExecutiveExcess2000）。
如何拯救失败的美国经济体制
如果一个经济体制的目的是为全体民众创造有价值的生活，那现行的美经济体制是失败的。它并非不可补救，但需真正意识到，美有必要进行改革，让劳动者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翁。
此类改革在欧洲已实施多年。不仅美国，中国的劳动者也需要这种改革，全球化使他们合力实现这一目标成为可能，但我们到底该怎么做？
一、“占领董事会”
关于大企业，需要了解一点：通过上市，它们拥有数千位，甚至几十万的股东，但结果是，没有一位股东料理公司的运营。在名义上，每家企业都有一个独立的董事会，但正如前总统候选人、成功的商人罗斯·佩罗（RossPerot）在1985年所言：“所有者分散的、成熟企业的管理者，有权挑选代表股东的董事会成员。”
那么，一个忠于CEO的董事会将如何表现？佩罗谙熟通用汽车董事会与该公司CEO的关系，他形容该董事会为“橡皮图章”，非但未能监督CEO，反而附和CEO的所有想法，即使这些想法会损害股东和员工的利益。
这种“绑架”企业行为的受害者比比皆是。企业高管狠狠榨取股东和企业员工，给自己支付高得惊人且与工作表现毫无关系的薪水，并动用企业资金，资助那些与他们沆瀣一气、坑害股东和员工（许多股东本身也是员工）利益的政治候选人。保守的德国人相信，如果放任企业高管权力不加限制，对经济繁荣和民主都是一种伤害。他们认为企业应在不损害财务健康的前提下，向员工支付像样的工资，同时还应避免参与政治。
如今，德国的就业环境远远好于美国，德经济的不平等现象也不像美那样离谱。德政坛不受企业高管控制，使德政府在关注民生方面的自由度远高于美政府。德是欧洲最强大的经济体，让企业员工进入董事会，对德劳动者和股东都没有坏处。
员工进入董事会只能缓解高管滥用权力的问题，却不能根除。尽管员工和董事会中员工代表之间的分歧不会像股东和企业高管之间的分歧那么大，但员工代表自己也可能滥用权力。因此，应通过一部法律，直接限制企业高管薪酬。
上限很可能远低于美总统薪酬（年薪目前为40万美元），因为毕竟没有哪位企业管理者的责任会比美总统更大、职责范围更广。更重要的是，与那些充其量代表某个企业（最糟糕的是只代表个人利益）的企业高管相比，代表全民的总统理应是收入最高的管理者。
二、终结专利保护
现代企业规模庞大，但并不是因为效率高才如此，而是因为政府保护其专利，使它们成为了垄断者。
企业认为没有专利就没有发明创造，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施蒂格勒（GeorgeStigler）指出，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他援引了大量新兴产业的例子，这些产业从起步到兴盛完全没有借助专利的力量，其中包括邮购业务、汽车、冷冻食品和航空业。
继施蒂格勒之后，经济学家米歇尔·博尔德林（MicheleBoldrin）和大卫·莱文（DavidLevine）研究了更多行业。他们得出的结论表明，重大发明要在问世和普及很长时间后，才有可能被授予专利，因为早期的人们通常不知如何为它们授予专利。只有用过一段时间后，才有可能授予为产品专利，其结果是，从此将市场新进入者和改良者拒之门外。博尔德林和莱文质疑：“有谁能说出一个新兴行业是凭借现行专利法的保护而兴起的吗？”
正如微软（Microsoft）及其操作系统的发展史所显示的，专利保护不仅不会鼓励发明，反而会抑制创新，造成经济的极端无效率。1982年，软件正式被纳入了专利保护范围，美国会成立了一个新法庭，专门裁定专利侵权案，比尔·盖茨一跃成为亿万富翁。个人用户和企业却损失了无数时间和金钱，被迫使用微软的操作系统。这套系统不仅在功能方面远劣于苹果（Apple）的操作系统，甚至在经常导致计算机崩溃后仍能继续出售。
如果软件仍不受专利保护，将会发生什么情况？软件开发商们将改进操作系统，然后出售给电脑制造商。毫无疑问，一些人也将开发出革命性的新软件，同样不受专利法的保护。在制药行业，同样可以找到专利法所造成低效的证据。由于专利法妨碍了制药商改进自己没有专利的药，企业不得不将大约三分之二的研究经费用来开发与已有药物疗效相同的新药，只是配方略有不同（由此可以申请专利）。开发新药应该是大学的事情，开发出来的药物不应受专利权限制。这能保证所有药品都成为“仿制药”，说的通俗些，就是便宜药。研究人员完全可以汇集他们的聪明才智，开发新药，而不是仿制。
专利保护阻碍了创新和创业，消费者为此也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这种浪费行为应予以阻止。最好的解决办法应是彻底废除专利保护制度，哪怕只是将专利保护期从20年削减至2年，都算是一大进步。
三、保护个体小店而不是巨头
最有利于资金匮乏的个人创业者的行业是零售业，但在美国，麦当劳和沃尔玛这样的企业已基本上抹杀了零售业的机会。因为它们每开一家由低收入员工组成的店，就会逼垮数家高收入商店所有者。应对这个问题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限制零售商店的占地面积，拒绝超级商店。
纽约市周边一些地区今年已出台了类似政策，受到人们欢迎，但全球各地区都不应单独奋战。保护个人创业的机会，符合所有劳动者利益，应将这项政策提升到国家和国际层面，而不应仅仅局限于某一地方。
在中国，麦当劳会推出新菜单，但连锁餐厅往往提供的都是标准化食物。实际上，麦当劳在美国从不推出新菜单，但为何麦当劳会如此成功？为何它能够取代如此多的小餐馆呢？
个体餐馆在食品质量和口味上都能轻松赛过麦当劳，但在广告方面却无法望其项背，因为一家餐厅的分店数量越多，每家店的广告成本就越低。限制一家企业的分店数量，可以恢复以往那种有利于消费者和小商人的竞争模式。竞争的核心应该是产品质量，而不是广告。
综上所述，劳动者希望拥有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府，这种需求是个世界性问题。客观地讲，中国和美国的劳动者处在同一战线上，但那1%的人企图利用民族主义言论和鼓吹贸易战争分化他们。劳动者必须继续专注于真正的自身利益。中美劳动者不应相互指责，而应团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