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785/j.issn.1008-942X.2012.08.011 [摘 要] 亚当·斯密提出的以分工深化为主要途径的比较优势理论具有动态和内生的特征，而将上述理论比较优势转化为现实比较利益的主体是企业家。以市场规模的变化来估计社会分工深化与比较优势增进的状态，可发现采用具有存量性质的财富指标比采用具有流量性质的收入指标来估计具有更好的显示度。通过借鉴人力资本的尼尔森—菲尔普斯作用机制和卢卡斯作用机制，将企业家人力资本纳入两类不同生产函数的分析框架中，可应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和C-D生产函数模型来考察企业家人力资本拓展对比较优势增进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拓展可推动市场规模的显著扩大，而后者又能促进前者的进一步拓展，两者的良性互动有利于中国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内生性增进。
[关键词] 企业家； 人力资本； 比较优势； 市场规模
An Impact Study of the Entrepreneurs 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 on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Enhancement：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hinas Provincial Panel Data
Zhang Xiaodi Yao Yao
（College of Economic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
Adam Smiths 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which takes deepening the division of labor as the main channel has dynamic and endogenous characteristics. The theory can be turned into real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the entrepreneur is the key conversion principal.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important tie between the enhancement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the entrepreneurs 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 is the effective expansion of market size， i.e. The improved performance of the entrepreneurs ″learning-by-doing″ and the resulting endogenous development of the entrepreneurs human capital play a key role in market expansion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 enhancement. Assessing the depth of labor division and the enhancement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on the basis of changes of market size may lead to a breakthrough in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entrepreneurs 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 and the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enhancement. By Nelson-Phelps and Lucas human capital mechanisms， the entrepreneurs human capital is included in the framework of two different types of production function analysis. In this way， the impact of entrepreneurs 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 on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enhancement can be examined by constructing the stochastic frontier production function model and C-D production function model. Relevant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 fortune indicators of stock properties are not only better than the income indicators of flow properties， but also better reflect the promoting function of entrepreneurs 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 in market expansion. The study of typical provinces with different development paths also shows that the performance differences in entrepreneurs ″learning-by-doing″ are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heterogeneity of entrepreneurs human capital and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its further development. The performance of ″doing″ may affect the effect of ″learning″ and further affect the extent of entrepreneurs 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performance of ″learning-by-doing″ may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 and may be constrained by time， space and personal endowment， etc. China is in the course of transition and development， so the constraints of the time dimension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process of market-oriented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the constraints of the spatial dimension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performance differences of ″learning-by-doing″ in the typical provinces due to location factors. With the expansion of market size， the performance of ″learning-by-doing″ can be improved and the entrepreneurs human capital can be developed.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is the key to the enhancement of Chinas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refore， deepening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 and perfecting entrepreneurs human capital incentives can effectively ″demonstrate，″ ″activate″ and ″develop″ the entrepreneurship. Furthermore， lowering market access barriers can boost entrepreneurs pioneering spirit and sustainably improve their initiative and capacity. Key words：
entrepreneur； human capital； comparative advantage； market size
一、 引 言
在全球化进程中，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在严峻的挑战面前，中国需要在比较优势理论的指导下，更好地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从具体的国情出发，中国需要关注的比较优势理论必须具有动态与内生的特征。因为中国是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在制度变迁的背景下要素禀赋结构正迅速变化。那些具有静态特征的比较优势理论，如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等对中国的指导意义都不显著。若照搬静态比较优势理论，极易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停滞在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阶段，从而落入以“低端锁定”为特征的“比较利益陷阱”。要避免这一不利局面的发生，且更好地参与国际分工，中国需要高度关注亚当·斯密提出的具有动态、内生性特征的比较优势理论。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揭示了这样一种机制，即成千上万处于微观层次的经济主体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独立、分散地进行决策和行动，能在市场的引导下不自觉地促进宏观层次上社会总体利益的增进。这一被称为“看不见之手”的机制得以实现的基本途径可以概括为“分工→交易→社会福利增进” [1]3。显而易见，这一途径包含了以下内涵：（1）社会经济主体按扬长避短（即比较优势）的原则参与分工，由此形成了社会经济效率的源泉。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和资本积累的速度不会更慢，只会更快。（2）扬长避短中的“长”既包含了先天性的禀赋优势，又包含了后天性的获得优势，后者对于转型与发展中的我国更加具有特殊意义。（3）整个社会经济微观层次的主体与宏观层次的社会在利益上是激励相容的。其激励结构具有内生性，故可反映中长期的发展趋势。（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分工越来越细，而人们得以交换各自所需的市场也会越来越大，社会分工能不断深化并可持续，这就意味着经济的市场化与全球化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对中国而言，该理论既可解释国内经济，又可解释国际经济。
上述以分工深化为主要途径的比较优势理论，虽然具有动态和内生的特征，但要在真实世界中转化为现实的比较利益，还需厘清相关传导机制中的转化主体。无疑，企业家是实现上述转化的关键主体[23]。在现有的经济理论研究中，人力资本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在对其进行定量分析时，却往往受限于“平均受教育年限”等指标。然而，企业家才能是一类特殊的人力资本，与一般的专业技术人员所拥有的人力资本相比，其特殊性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激励结构差异。前者面临的是不确定的市场竞争与风险，其努力的目标是获取“经济剩余”的最大化，而后者面对的是相对确定的薪酬。（2）拥有的知识结构差异。前者通常拥有“know how”为主的知识，后者往往拥有“know what”为主的知识。（3）支配要素的状况差异。前者支配的通常是一揽子要素，后者支配的往往是单项要素。（4）“才能”形成的途径差异。前者主要通过“干中学”（learning-by-doing）增长其才能，国家和社会一般未在其形成过程中有大量财力投入
波特所著《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7273页将生产要素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其中工程师等高等教育人力被列入高级生产要素。波特将社会是否投入财力物力作为初高级生产要素的划分依据，故未将企业家要素列入其中。本文尝试在这点上突破波特对生产要素划分的窠臼。
；后者往往通过教育与培训获得才能，国家和社会一般进行了大量投入。这些差异性表明企业家人力资本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仅仅以企业家人力资本具有主动属性这一点难以涵盖其潜在的广阔的拓展前景。应该指出，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拓展之所以往往被低估，可能有以下原因：其一，我国尚处于市场经济的早期阶段，社会经济主体的创业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还有巨大的空间
“我国千人拥有中小企业约28个，低于发达国家平均的45个，略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的25个，但是其中80%为平均规模只有23人的个体工商户”。参见侯云春、马骏、林家彬等《中小企业发展新环境新问题新对策》，载《中国经济报告》2011年第6期，第127页。
；其二，社会激励机制还远未完善；其三，“干中学”会受到行业与地区等进入壁垒的阻隔
Young在1991年对人力资本的“干中学”机制与比较优势的关系进行了详细论述，认为技术创新和技术外溢是推动“干中学”发挥的关键因素，却没有对影响“干中学”的制度因素、进入壁垒等作进一步分析。参见A.Young， ″Learning by Doing and Dynamic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Trad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06，No.2（1991），pp.369405。
；其四，受限于计量手段的缺乏未能对以“know how”为主的知识结构作较好的测度，因此对企业家人力资本的评估必须另辟蹊径。
上述比较优势理论自亚当·斯密提出至今已两百多年，一直熠熠生辉，为学术界所推崇
美国首位诺贝尔经济学奖（1970年）得主萨缪尔森认为，最深刻的经济学理论之一便是比较优势理论，参见P.A.Samuelson & W.D.Nordhaus，Economics （16th Edition），New York：The McGraw-Hill Companies，Inc.，1998，p.696。
。但由于以分工深化为标志的内生性比较优势增进难以测度，进而影响了这一重要理论研究的继续深入，化解这一障碍的思路可从分工深化所导致的市场规模扩大切入，用市场规模的变化来测度社会分工的状态。Young将市场规模与分工程度相互联系，并认为“市场规模不是单纯的面积或人口，而是购买力” Young使用“market size”或“market extent”，意指市场规模或市场容量，参见A.Young， ″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 The Economic Journal，Vol.38（1928），pp.527542。
。由于购买力水平与生产函数中产出变量的变动方向是一致的，这就给我们以下启示，即可用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其他可得数据来估计市场规模，再由市场规模的扩大来估计社会分工深化的程度与比较优势动态内生性增进的状况；同时，将企业家要素纳入生产函数的框架中，就可以定量研究企业家人力资本拓展对比较优势增进的影响。由此可拓展比较优势理论的内涵，增强其现实解释力，从而为中国企业更好地参与国际分工提供有益的思路。
二、 基于人力资本尼尔森—菲尔普斯作用机制的影响研究
尼尔森—菲尔普斯认为人力资本往往通过国际贸易或投资中的技术扩散作用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因此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是间接的[45]。企业家在指导企业生产经营的过程中，往往通过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利用的过程来逐步实现创新。在消化吸收先进技术的过程中，企业家能够根据相对价格的变化调整产品结构，实现产品创新与商务流程的再造。因此，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拓展在推动企业自身经营绩效改善的同时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与技术进步，从而促进整个技术前沿面的推进。由此，笔者在模型构建中将企业家人力资本作为社会分工深化与比较优势动态演进的重要影响因素加以考虑。在模型构建中，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分析方法，以技术效率进步为方向的市场规模扩大作为途径，不仅考虑一般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尤其考虑将企业家人力资本及其他影响因素纳入分析框架中，从而验证企业家人力资本拓展对以技术效率进步为方向的市场规模扩大及比较优势增进的影响程度。
（一） 随机前沿模型的方法介绍及基本模型设定
Solow的传统生产函数法假定“技术充分有效”[6]，大部分生产者的“技术是无效率的”，由此提出“技术效率”（Technique Efficiency）的概念，即技术效率是以“生产能力是否达到生产可能性边界”作为参考的[7]。技术效率的核算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是非参数的DEA方法，二是随机前沿方法（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简称SFA）。DEA方法主要是基于投入和产出指标的分析，由于无法衡量随机误差对地区个体效率的影响而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SFA方法的特点在于把无效率项和随机误差项相分离，使对无效率程度的估计较为准确，同时还能突破DEA方法在个体效率估算上存在的局限[8]。Aigner、Lovell 和Schmidt、Battese和Coelli把生产无效率（未达到生产可能性边界）进一步归结为受随机扰动和技术无效率两个因素影响[910]，将模型设定为：
yi=xiβ+（vi-ui）
（1）
即将误差项εi视为复合结构，将其分解为第一部分vi和第二部分ui，前者表示观测误差和其他随机因素影响（随机扰动影响），后者表示个体受到的影响（技术非效率影响）。
根据上述随机生产函数的构建原理，基于对数C-D函数进一步估计影响市场规模的主要因素，样本数据为全国23个省市1999—2010年的面板数据
考虑到各地经济发展的差异与FDI引进的不平衡性对模型显示度的影响，将数据中的奇异点删除后的样本为23个省市，即删除广西、贵州、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六省，且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考虑到一定时期内影响市场规模的因素随时间变动的幅度不大，故采用时不变模型来估算。基本模型如下：
lnyit=β0+β1lnKit+β2lnHit+（vit-uit）
（2）
其中vit服从N（0，σ2v），表示随机扰动的影响，uit为技术效率项，服从正态截断分布
（u，σ2u），表示对个体冲击的影响。vit和uit相互独立。
TEit=exp（-uit）
（3）
TEit为技术效率水平，表示由于生产无效率造成的实际产出与最大产出之间的距离。TEit介于0与1之间，当TEit=1时表示落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即技术有效，否则表示技术无效。
γ=σ2σ2v+σ2u
（4）
γ为方差参数，用来检验复合扰动项中技术无效率所占比例。γ介于0和1之间，若γ=0则表示实际产出与最大产出之间的距离来自不可控制的纯随机因素，此时模型直接采用OLS方法来估计即可，反之则采用SFA估计。
这里对模型设定中的因变量作进一步解释。因变量Y为地区市场规模指标，以购买力来衡量。一般文献往往采用GDP来衡量一个地区市场规模的大小，但由于采用GDP来核算地区内最终生产和服务的价值容易产生估计上的“漏出”或“盈余”，且无法反映要素在本区域以外取得的报酬，因此采用收入、财富等购买力指标来实现对GDP指标的替代或补充。事实上，传统的凯恩斯的消费函数将消费作为收入的线性函数，而莫迪利安尼在凯恩斯消费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生命周期假说，把财产作为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引入消费函数，是对凯恩斯简单消费函数的一大改进。这一改进增强了消费函数对现实的解释力，并部分消除了凯恩斯简单消费函数中的误差
莫迪利安尼消费函数的基本模型为：C=α×WR+c×YL，其中WR为财产收入，α为财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YL为劳动收入，c为劳动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弗朗科·莫迪利安尼是198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具体请参见F. Modigliani & R.Brumberg，″Utility Analysis and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Cross-Section Data，″ in F. Modigliani，The Collected Papers of Franco Modigliani，Cambridge：The MIT Press，2005，pp.144。 。而弗里德曼进一步考察理性预期的作用，提出持久收入假说，认为财产收入应该是持久性收入而非暂时性收入
米尔顿·弗里德曼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具体请参见M.Friedman，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
。一般意义上，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支出等可作为具有流量性质的收入估计指标，而居民储蓄总额等可作为具有存量性质的财富估计指标。本文以实际居民可支配收入作为具有流量性质的收入指标，以实际储蓄总额
“实际”与“名义”相对，即在具体核算过程中将各项产出指标以1978年为基期，采用CPI指数进行平减。
作为具有存量性质的财富指标
来反映地区市场规模的大小或潜在购买力水平。实际居民可支配收入采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加权平均，权重为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人口比例，本文采用各地区非农业人口与农业人口的比例来替代。从生产函数的视角来看，影响社会分工深化、市场规模扩大及比较优势获取的主要因素包括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这里以永续盘存法
永续盘存法的具体核算公式为Kt=（1-δ）Kt-1+It/Pt，其中Kt代表年末实际资本存量，It为当年名义资本投资，Pt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δ为固定资产折旧率，定为5%，基期为1978年。
来估计资本存量[11]，以年末总就业人口来估计劳动投入。
而除了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以外，还应包含其他外生变量的影响。由于尼尔森—菲尔普斯模型强调技术扩散的作用，因此，这里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作为开放经济中影响技术扩散的主要渠道。而企业家作为一揽子要素的支配者，是技术扩散的媒介，同时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与技术效率进步的实现。此外，Fleisher等认为资本形成率也会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与效率进步[12]，因此将资本形成率CAP纳入分析框架，从而构建以下技术非效率函数
（3）式等价于： uit=-lnTEit。
：
uit=δ0+δ1E+δ2CAP+δ3FDI+wit
（5）
表1为随机前沿模型中涉及的主要变量定义。表2为考虑市场规模的其他影响因素的随机前沿生产模型的极大似然统计结果。
（二） 随机前沿模型结果分析
从表2模型的整体估计结果来看，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对市场规模的扩大存在明显正效应，产出弹性在收入指标模型中分别为0.562和0.776，在财富指标模型中分别为0.801和0.544。方差参数γ值在收入指标模型和财富指标模型中分别为0.936和0.910，表明在SFA估计的误差中分别有93.6%和91.0%来自于技术非效率，即采用SFA模型是较为合理的，意味着影响市场规模扩大的因素除了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以外应该还包括其他影响因素。
笔者在模型后续的效率影响因素估计中继续纳入其他变量，诸如企业家人力资本、资本形成率、外商直接投资比率等因素，从而进一步验证对市场规模扩大的影响程度。从纳入其他变量的效率影响因素模型的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到，企业家人力资本、资本形成率、FDI的系数值均为负，并且显著性很高。由于市场规模影响估计中的因变量技术效率为负值，因此上述变量的系数值显著为负表明其对技术效率构成正向影响。此外，企业家人力资本对以财富指标来估计的市场规模影响的边际作用明显高于以收入指标来估计的相应数值，并且统计意义显著。这表明企业家人力资本作为技术扩散的媒介，其才能的发挥影响以效率进步为方向的市场规模的扩大，表现为收入和财富的同时提升。由于企业家才能是转型经济条件下的中国所存在的特殊人力资本，因此，将企业家人力资本纳入分析框架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尼尔森—菲尔普斯的人力资本作用机制的适用范围。
从表2市场规模的影响因素估计模型还可以看到，同时影响经济增长及市场规模扩大的因素除了企业家人力资本以外，还有资本形成率的提高、FDI的引进等因素。资本形成率的提高有利于收入和财富的增进，这个结果是明显的。当前各地资本投入数量可观，大多投向基础设施，具有较强的外部经济性，但资本的投资效率依然有待提高。资本流动的合理引导与资本配置的优化直接影响市场规模的扩大及比较优势的增进。开放经济条件下FDI的引入有利于收入和财富的增进。这表明尼尔森—菲尔普斯理论同样适用于转型经济，即FDI作为国外先进技术传导和扩散的渠道在中国是现实存在的。但应该看到，上述尼尔森—菲尔普斯人力资本作用机制中将外资引入作为技术扩散渠道，仍然强调以正面技术“溢出效应”为主。而实际上，外资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存在“两面性”的特征，既有正面“溢出效应”，又有负面“挤出效应”，对中国的本土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在资源配置的价值高端（如研发阶段与市场渠道阶段）造成排斥与替代，使其“干中学”的领域更为狭窄，人力资本的拓展受到约束，从而影响经济的总体表现绩效。因此，尼尔森—菲尔普斯人力资本作用机制在充分估计企业家人力资本上还存在较大的现实局限性。
三、 基于人力资本卢卡斯作用机制的影响研究
与尼尔森—菲尔普斯人力资本的“间接”作用机制不同的是，卢卡斯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人力资本作用机制表现得更为“直接”。卢卡斯将人力资本的积累分为“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两种方式[13]。其中，“内部效应”指通过正规或非正规教育形成和积累的人力资本，“外部效应”则指通过“干中学”等方式进行的经验积累使生产要素实现规模报酬递增的效应。由于人力资本的“内部效应”是在给定的技术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其所形成的人力资本积累只会影响生产个体生产率的提高，并不会对社会总体的生产率构成影响。而卢卡斯实际上要强调的是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即只有通过“干中学”机制的发挥，人力资本的积累才会影响人与人之间生产与交换的过程，从而影响社会总体的经济发展绩效。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本“干中学”机制的发挥意味着各国能够专业化生产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在专业化的生产实践中，生产技术得以提高，生产经验得以增进，从而使人力资本获得累积。而随着持续的专业化生产中“干中学”的学习动力不断下降与各地需求结构的不断转换，各地的生产模式和生产率亦发生转变，因此，一国必须通过“创新”创造出“后天的”比较优势，才能实现本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卢卡斯强调通过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来实现的人力资本积累是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随着经济发展的动态变化，“外部效应”又意味着不断的创新，进而影响贸易模式的形成与比较利益的持续实现。整个过程中，人力资本始终作为生产实践中的“直接”投入要素而被纳入生产函数的分析框架。而在转型条件下的中国，企业家人力资本是一类特殊生产要素。企业家创新不同于一般专业技术人员的创新，企业家不仅能够主导企业内部实现产品创新与管理创新，还能够通过要素的优化配置实现营销方式的创新和新市场的拓展。因此，笔者将企业家人力资本与一般专业技术人员所体现的人力资本相分离，并将其作为特殊生产要素“直接”纳入生产函数的分析框架中，从而估计并揭示其对比较优势增进绩效的影响程度，进而避免尼尔森—菲尔普斯人力资本作用机制中其他因素对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扰动影响。基本模型构建如下：
lnYit=lnA+αlnKit+βlnHit+γlnEit+u
（6）
上式中A代表技术水平。模型设定中的因变量是市场规模，即作为潜在购买力的衡量指标。这里以GDP和可支配收入作为具有流量性质的收入估计指标，以储蓄总额作为具有存量性质的财富估计指标。而采用可支配收入和储蓄总额作为GDP指标的补充，可以更好地反映市场规模的大小与分工深化的程度。K作为物质资本存量，估计方法与前文一致。而一般专业技术人员所体现的人力资本仍然可以用受教育程度来衡量，以该地区人力资本存量H来表示，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地区就业总人口的乘积来估计。其中，平均受教育年限的计算方式采用Wang和Yao及陈钊的方法，将受教育水平简单分为小学H1t、初中H2t、高中（包括中专）H3t和大学（包括大专及研究生以上）H4t[14-15]。则第t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Ht可表示为：
Ht=（6H1t+9H2t+12H3t+16H4t）/popt，
popt为年末总人口数，Hit/popt表示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E代表企业家人力资本。数据样本为全国29个省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1999—2010年的面板数据，其中西藏地区由于统计数据的部分不足而被剔除，重庆地区纳入四川范围内考虑。模型估计结果见表3：
表3结果显示，物质资本和一般专业技术人员所体现的人力资本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表现为以收入和财富指标来估计的市场规模的扩大。而将企业家人力资本指标纳入后，变量本身统计意义非常显著，并且模型的总体拟合度得到增强。这表明，通过企业家“干中学”机制的发挥，企业家人力资本得到累积，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拓展促进了本地的经济增长及市场规模的扩大。由于市场规模可以用购买力水平来估计，而财富指标既包括即期购买力水平，又包括中长期的潜在购买力水平。研究结果也显示，企业家人力资本对财富水平的影响程度要显著高于对收入水平的影响程度。这表明具有存量性质的财富指标作为对具有流量性质的收入指标的替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矫正对地区财富积累与市场规模的估计误差，增强这一研究的现实解释力。
四、 基于地区发展路径差异比较的影响研究
由于东部沿海地区在以市场化为标志的制度变迁中处于全国前列，企业家资源较为集中，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发挥也更为显著，笔者对2010年的企业家丰度与区域经济发展指标进行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估计，统计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到，企业家丰度与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各项指标的斯皮尔曼相关系数统计结果大多为显著。其中，人均GDP、人均储蓄、人均城镇可支配收入、人均A股市值均与企业家丰度呈正相关。而城乡人均收入比与企业家丰度呈负相关，表明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发挥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缩小。市场化指数与企业家丰度也呈正相关，表明市场制度的完善有利于企业家人力资本的进一步发挥。结果同时显示，东部地区的各项相关系数基本上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东部地区的企业家资源丰富，对地区经济的提升作用亦较为显著。而在东部沿海地区，尤其以苏、浙、粤三省的企业家资源最为丰富。表5是三省2006—2010年的企业家丰度与进出口及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描述性统计指标及各项指标在省区层面上的综合平均排名。
表6为1999—2010年东部11个省市及苏、浙、粤三省企业家人力资本指标与市场规模扩大的回归结果。市场规模大小以人均GDP、人均储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居民消费支出四项指标来衡量。四个模型回归都是以东部11个省市及苏、浙、粤三省的梯度扩散来呈现的。从结果可以看出，苏、浙、粤地区的企业家丰度对各项市场规模的弹性值都要显著高于东部11个省市的平均水平。事实上，苏、浙、粤三省作为经济发展及市场规模较大的三个省份，在分工方向和路径选择上亦各具特色。江苏省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浙江省以民营经济为主导，民营企业家丰度处于领先地位
近年来浙江省的企业家丰度有所降低是由于大量民营企业家实现跨省投资与跨境投资，因此，浙江省的这一统计指标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低估。
；而广东省以“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绩效最为显著。表7为1999—2010年苏、浙、粤三省企业家人力资本指标与以市场规模扩大为表征的分工深化之间的回归结果。
从表7回归结果可以看到，作为对市场规模的反映，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消费水平是具有流量性质的收入估计指标，而人均储蓄是具有存量性质的财富估计指标。结果发现，财富指标模型中的企业家人力资本对市场规模的弹性值要高于收入指标模型中相应数值。进一步比较表5中企业家丰度和表7中的四项结果可以发现，尽管近年来浙江省的企业家丰度有所下降，但它对地区市场规模扩大的影响效应要明显高于江苏和广东两省的相应水平。这一现象的形成原因在于浙江省的企业家丰度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低估。浙江省属于自然资源较为匮乏的省份，资源禀赋呈现“七山一水二分田”的特征， 人均土地的稀缺程度等指标在全国名列前茅，由此造成商务成本高企，导致大批本土企业家在省外、境外开辟市场，组织要素。因此，自然资源禀赋并未对浙江经济发展形成根本阻挡，反而构成某种“倒逼机制”，促进了该省企业家人力资本更快地拓展。
应该指出，尽管江苏和广东在利用外资和进出口贸易方面都优于浙江，然而这从产业链的视角来看往往会有“两头在外”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可能对民营经济在国际分工中向价值高端的攀升形成某种“挤出”与“替代”效应，从而制约本土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并对企业家的“干中学”产生一定程度的阻隔效应。从资源禀赋的视角来看，浙江在发展开放经济中与江苏和广东相比尚有差距，然而浙江的民营企业家却能够在突破本地自然资源禀赋制约的同时通过发展产业集群与开拓市场来促进分工的深化。实际上，当前浙商的市场开拓不仅表现为民间资本的省内流动，而且还表现为本地资本对省外和境外的投资。“据来自全国29个省级浙江商会的不完全统计，省外浙商共创办各类企业26万多家、各类专业市场2 000多个，投资总规模超3万亿元，其中从浙江输出的资本约1.3万亿元。向当地缴纳税收1 200多亿元，解决1 136万人的就业，浙江人几乎在省外再造一个浙江。而按照2010年浙江省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为44.6%测算，省外浙商的这个投资数额相当于创造了6.7万亿元的GDP，是浙江省的2.4倍。”[16]这表明浙江人在省外创造的价值与贡献已超过了本土浙江。可见，浙江省市场规模的大小仅仅依靠本地收入大小来估计容易造成低估，若将省外利润的汇回因素考虑在内，则采用财富指标有利于部分矫正企业家人力资本与本地市场规模的估计误差。因此，浙江省的“倒逼机制”促使企业家配置的时空拓展突破了以往地域经济的局限，实现了 “浙江人经济”，从而促进了市场规模的有效扩大与比较优势的增进。
上述分析表明，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拓展在促进社会分工深化、市场规模扩大、比较优势增进的过程中起到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前已述及，以“know how”为主的知识结构是企业家人力资本的重要特征，故“干中学”是企业家人力资本拓展的主要途径。其中，“干”的状况影响到“学”的效果，进而影响到“拓展”的程度。可见，企业家的“干中学”绩效可对其人力资本的拓展产生重要影响。一般而言，企业家的“干中学”绩效会受到时间、空间、个人禀赋三个维度的约束。对于中国这一转型与发展中的大国而言，时间维度的约束主要体现在以市场化进程为标志的制度变迁。例如，在改革开放前，整个社会经济体制处于计划经济状态，企业家在市场条件下的“干中学”难以进行，企业家人力资本只能处于“潜在才能”的状态而难以显现。故在当时，社会上几乎找不到企业家。改革开放后，商品的市场化使企业家的“干中学”得以初步实现，民营经济开始蓬勃发展，企业家尤其是中小企业家大量涌现，但是由于市场化尚处于初级阶段，要素市场还不完善，新兴的民营企业家遇到大量的进入壁垒，妨碍了其“干中学”的绩效。从这一维度来看，中国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拓展还有待于市场化取向的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从空间维度的约束视角来看，中国各省区因区位因素而导致的企业家“干中学”绩效受到明显影响。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广东省因其毗邻港澳的区位条件促使贸易尤其是加工贸易较为发达，但以这种方式参与国际分工的不利之处在于企业家“干中学”被局限在价值链制造环节的低端，故其人力资本的拓展自然会受到影响。类似地，江苏凭借其在长三角地区比较成本较低的优势，采取以引进、利用外资为主的方式参与国际分工，虽然在开放经济方面取得不俗的发展，但其本土企业家的“干中学”绩效却因境外企业家在价值链高端的“挤出”与“替代”而受到某种制约。与其对应的是浙江的企业家因其自然资源禀赋条件的不足而被“倒逼”，将其商务活动大量延伸至省外与境外，故反而促进其“干中学”的绩效，这在上述的实证研究中已获得了初步验证。从个人禀赋约束维度的视角来看，企业家的“干中学”还会受到诸如个人风险偏好、经验积累多寡、领悟能力高低等个人禀赋因素的影响，而这方面还有待于深入企业层次作进一步的研究。从总体上看，上述三个维度的约束所造成的企业家“干中学”绩效差异是企业家人力资本异质性得以体现的重要基础，也是这类人力资本拓展的有效途径。显然，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企业家的“干中学”绩效与人力资本拓展程度也会随之提高，而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推动中国比较优势增进的关键。
五、 结论和启示
鉴于以上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和启示：
1.市场规模的有效扩大及其测度可对比较优势的动态内生性增进作较好的计量估计，从这一新视角切入可突破企业家人力资本拓展和动态比较优势增进研究中的定量分析难点。
2.研究发现，以分工深化为标志的比较优势动态演进与企业家人力资本拓展之间的重要关联纽带是市场规模的有效扩大。这不仅可表征分工的深化、效率的提升，而且可为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拓展提供更宽广的信息渠道，使其能通过“干中学”有更多的机会发现、利用市场的知识、信息以及更大的获利空间。这必然导致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内生性拓展，并在比较优势增进及比较利益实际获取中起关键作用。由于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拓展可推动市场规模的显著扩大，而后者又能促进前者的进一步拓展，两者的良性互动有利于中国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内生性增进。
3.研究表明，具有存量性质的财富估计指标比具有流量性质的收入估计指标的显示度更好，且能更好地反映市场规模的有效扩大。原因在于：（1）市场规模的测度不仅包括即期购买力，还应包括潜在购买力，财富指标可充分地反映潜在购买力。（2）地区发展路径差异的比较分析表明，浙江省近年来的民营企业家丰度有所降低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区际企业家流动的计量困难。采用财富指标来估计市场规模一定程度上可以矫正区际企业家流动对地区财富积累与市场规模估计的误差。
4.当前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拓展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努力：（1）通过市场化体制的改革和深化来鼓励社会民众积极投身创业，从而使更多的企业家资源得以显现；（2）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企业家激励机制，使企业家人力资本得以激活与有效拓展；（3）进一步降低市场进入壁垒，促使企业家创业的动力与能力得到持续提升，“干中学”效应得到充分发挥。 [参 考 文 献]
[1]张小蒂、王焕祥：《国际投资与跨国公司》，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Zhang Xiaodi & Wang Huanxiang，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Hangzhou：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2004.]
[2]张小蒂、姚瑶：《全球化中民营企业家人力资本对我国区域创新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9期，第94106页。[Zhang Xiaodi & Yao Yao，″An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Entrepreneurship on Chinese Region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during Globalization，″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No.9（2011），pp.94106.]
[3]张小蒂、贾钰哲：《中国动态比较优势增进的机理与途径——基于企业家资源拓展的视角》，《学术月刊》2012年第5期， 第7785页。[Zhang Xiaodi & Jia Yuzhe，″The Mechanism and Approaches of Chinas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Enhancement： Based on Perspectives of Entrepreneurs Resources Enrichment，″Academic Monthly，No.5（2012），pp.7785.]
[4]R.Nelson & E. Phelps，″Investment in Humans， Technological Diffusion， and Economic Growth，″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56，No.1/2（1966），pp.6975.
[5]J.Benhabib & M.Spiegel，″The Role of Human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Aggregate Cross-Country Data，″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Vol.34，No.2（1994），pp.143173.
[6]R.M.Solow，″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39，No.3（1957），pp.312320.
[7]M.J.Farrell，″The Measurement of Productive Efficiency，″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Vol.120， No.3（1957），pp.253290.
[8]白俊红、何可申、李婧：《应用随机前沿模型评测中国区域研发创新效率》，《管理世界》2009年第10期，第5161页。[Bai Junhong，He Keshen & Li Jing，″Exploiting the Model of the Stochastic Frontier to Measure and Evaluate the Efficiency of the Regional R&D Innovation in China，″Management World，No.10（2009）， pp.5161.]
[9]D.J.Aigner， C.A.Lovell & P.Schmidt，″Formulation and Estimation of Stochastic Frontier Production Functions Models，″Journal of Econometrics，Vol.6， No.1（1977），pp.2137.
[10]E.Battese， & T.Coelli，″A Model of Technical Inefficiency Effects in Stochastic Frontier Production for Panel Data，″Empirical Economics，Vol.20，No.2（1995），pp.325332.
[11]张军、章元：《对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计》，《经济研究》2003年第7期，第3543页。[Zhang Jun & Zhang Yuan，″Recalculating the Capital of China and a Review of Li and Tangs Article，″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No.7（2003）， pp.3543.]
[12]B.Fleisher， H.Z.Li & M.Q.Zhao，″Human Capital， Economic Growth， and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92，No.2（2010），pp.215231.
[13]R.Lucas，″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10，No.4（1988），pp.11271170.
[14]Y.Wang & Y.D.Yao，″Sources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19521999： Incorporating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China Economic Review，Vol.14，No.1（2003），pp.3252.
[15]陈钊、陆铭、金煜：《中国人力资本和教育发展的区域差异：对于面板数据的估算》，《世界经济》2004年第12期， 第2531页。[Chen Zhao， Lu Ming & Jin Yu，″Regional Differences of Human Capitals and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An Estimation of Panel Data，″The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No.12（2004），pp.2531.]
[16]何玲玲、李亚彪：《“浙江人经济”崛起的坐标意义》，《新华每日电讯》2011年10月24日，第1版。[He Lingling & Li Yabiao，″The Coordinate Meanings of the Rise of ′Zhejiang Peoples Economy′，″Xinhua Daily Telegraph，20111024，p.1.]
[收稿日期] 20120801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20121019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173181）；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重点研究项目（11JDQY01Z）
[作者简介] 1.张小蒂，男，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际经济与区域经济研究； 2.姚瑶，女，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开放与发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