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４年的最后一个星期四，一辆红色出租车缓缓停在吉林省长春市民康路附近的街道旁，路边十几位中年男女迅速地拥上去把出租车团团围住。 “要保姆吗？”“要不要钟点工？”“洗衣做饭要不要？”“要水暖工吗？”……摄氏零下２３度的冷空气中传来一阵急切而嘈杂的询问。
这是发生在长春市下岗职工劳动力市场的一幕，不远处静静“趴活”的２４岁的王琨智则和他们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与那群老练而又急切找活的下岗工人不一样，这个小伙子脸上露出一丝稚嫩和羞涩，“我不太好意思上去跟别人要活”。他手中的小木锯则向别人暗示他是搞装修的。
初中毕业已经８年的王琨智曾在洗浴城做过４个月的服务员，还帮亲戚修过几个月的车，但其余大部分时间是待在家里“无事可做”。２００３年开始，他用心学了一门家庭装修的手艺，试图找个活干。于是，他经常到下岗职工劳动力市场去碰碰运气，希望能早日离开失业大军的行列。
近些年来，人们所说的失业人员往往指的是下岗者。但事实上，目前还存在另外一个失业群体，就是像王琨智这样的城市年轻失业者，他们没有国有或集体企业工作经历，高中、初中甚至更低学历毕业或肄业后加入失业行列，他们被劳动学研究专家和社会学家们称为“新失业群体”。
新挑战的出现
１９岁的黄飞雨初中毕业后除了打过几天工以外，一直待在家中。“因为没地方去，他经常愁得一宿没法睡。”黄飞雨的母亲对此也一筹莫展。
让这位４０多岁的中年母亲搞不明白的是，在黄飞雨这么大年纪的时候，身为“待业青年”的她也曾为工作发愁过，但没操多少心就解决了，她很快就顶替了父亲在厂里的工作。
对于青年失业的现象，其实早在上个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就已经出现。当时大量上山下乡知青返城，就业机会开始紧张，城市里出现了一些青年在中学毕业后待业的情况，他们在当时被称为“待业青年”。对这一情况，政府通过发展街道集体经济、制定职工退休接班制度以及国企开办三产业，来吸纳“待业青年”，所以当时的待业问题并不特别突出。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认为，经过多年的国企改革和市场化进程，目前由国有和集体企业失业下岗人员构成的“老失业群体”已达到峰值，而“新失业群体”问题开始逐步凸现，我国的失业人群结构也将因此随之变化。在一些中等城市中，“新失业群体”的绝对人数已经超过“老失业群体”。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的《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中国就业报告》也指出，当前正面临自然新生劳动力的高峰期。有专家预计，在今后几年中，在这些新增的劳动力中，实现就业的比率只有４０％－５０％，这就意味着有相当一部分人要处于“待业状态”，加入到这个“新失业群体”中去。
“老失业群体”达到峰值，意味着失业社会保障目标群体规模已经大体确定；而对我国未来社会保障制度构成挑战的将是“新失业群体”。
“啃老”
两年前，黄飞雨高中没考上，此后就待在家里。作为家里的“小太阳”，从小爸妈就没让他干过家务活，哪怕力所能及的事。“甚至瓜子都不会嗑，都是大人嗑好了给他。饭也不会做，袜子也不会洗”。
在应试教育模式下成长起来的黄飞雨，缺乏职业技能培训，刚踏入社会就碰了一鼻子灰。
从２００３年１１月开始，黄飞雨当过保安，当过浴池服务员、药店库管员，送过报纸，甚至卖过肉，但就是坚持不下来。因为冬天怕冷，在明珠花园干了４天保安就回家了；因为不适应浴池的环境，“强挺了半个月，连工资都没有要就走了”；给别人送报纸，一个月下来挣了１００元，觉得收入太少，于是转到亲戚的药店里当库管员；库管员工资不错，每月９００元，但是仓库承担的管理责任大，再加上搬货太累，干了两个月就离开了，这还是他干的时间最长的工作。说到卖肉，因为小纠纷和顾客吵了一架，觉得“伤了自尊”，自己也始终学不好怎么割肉就放弃了。
“我什么都干过了，好像做什么都不合适，就一直待到现在。”一直想成为摄影师的黄飞雨现在成了“待业贵族”。
２８岁的赵强是长春市拖拉机厂子弟，现在仍和退休的父母住在一起。高二时，赵强就出去找工作。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浴池服务员，每月３００元。后来觉得钱少，又到市里一家饭店去做服务员。去年，觉得工作太累，挣钱不多，自己找了个借口回来了。
没有工作，赵强一直依靠父母的退休金生活，而他一个月３００多元的花销却让父亲微薄的退休金显得捉襟见肘。因为怕邻居、亲戚说他“啃老”，赵强准备过完年去找新工作，然后搬出去租房住，但他的目标是最起码要找每月能开１０００元至２０００元的工作。
像黄飞雨、赵强一样，“新失业群体”有很多共同点。孙立平教授归纳说，从成长的环境说，他们基本属于最初的几代独生子女，是作为“小皇帝”被养大的，适应生活环境的能力较弱；在初级和中等教育阶段上，他们也没有学到或得到多少专门的职业技能训练；与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失业下岗人员相比，他们很少有系统的就业经历，缺乏社会生活阅历，价值观也比较混乱。
对于黄飞雨、赵强们来说，未来的路该如何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未知数。
微弱的诉求表达
何丽文是长春市二道区东盛街道双利社区的居民，按照社区失业登记，她属于“失业”的新成长劳动力，但事实上她在旅游公司已经上了３年班。
据长春市二道区东盛街道社会保障事务所徐晓霞科长介绍：“其实新成长劳动力中来登记失业的人都是已找到工作的。”她解释说，那些原本失业的人找到工作后，用人单位要他们来街道办理失业就业登记，然后才能帮他们办理各类保险。而那些没有工作失业在家的，却不来登记，所以不在失业统计之中，“因为登记了也没有任何政策优惠或好处。”徐晓霞说。
“新失业群体”虽然人多，但几乎听不见他们表达自己利益的诉求，只能偶尔从社会新闻的片言只语中，模模糊糊听到他们的“声音”。
而那些受过“工业训练”、在单位工作过的下岗失业人员就具有组织性、群体性，他们善于利用诸如“我曾经为国家、工厂作过贡献，工人是国企的主人翁”等合法的诉求方式，要求得到下岗失业的补偿。
长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失业保险处处长周大立认为，新成长劳动力中失业的这批人远不及“就业转失业”这些人严重，“初高中毕业的新成长劳动力素质肯定要比老的失业人员强。只要你不挑不拣，找个工作还是不成问题的。另外，他们没有工作过，对国家也没有贡献，权利和义务相等，所以不应该享受失业保险。”
但有学者认为，“新失业群体”中的大部分人已经步入工作、结婚的年龄阶段，他们需要工作，而且会对社会稳定产生很大的影响。他们的父辈由“４０５０”大龄下岗失业人员逐步变为“４５５５”以及退休，那么“新失业群体”所依赖父母的收入能力下降，必然会带来生存的问题。
就业“面向下一代”
随着“老失业群体”的逐渐衰老和过世，我国未来的失业人口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不仅涉及政策的衔接问题，更有可能引发社会保障制度的重大变革。
目前对于“新失业群体”，没有像“老失业群体”那样有着一整套的关于劳动和社会保障的制度和机构作为支撑，也没有像１９８０年代初的“待业青年”那样可以通过诸如顶替、招工等制度设计重新就业。
有关部门将“新生劳动力”就业政策的重点，放在了教育和市场两个环节上。前者通过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实行劳动预备制度，让初高中毕业没有找到工作的城镇新成长劳动力，先接受２－３年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以延缓就业时间，减轻就业压力。
但目前劳动预备制度也遇到困境，城镇青年大部分不愿去读技校、职业学校，没有达到延缓就业时间的目的。被誉为“东北第一技校”的长春孙进技校，全校共有１３００多学员，有８６％学员来自农村，只有１４％学员来自城市，而且在接受培训的学员中有５０％的人超过３０岁。
后者则表现在针对“新生劳动力”的就业，有关部门基本上采取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的态度，由个人和家庭来承担风险和责任。
然而，在就业机会总量有限的情况下，应该对我国失业社会保障制度的模式进行调整，应该逐步面向“下一代”，为“新失业群体”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政府有责任增加职业培训的投入，政策、制度资源应该对“新失业群体”有所考虑。
（邱宝珊荐自《南方周末》 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