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淞沪战场，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部队，全无派系争斗中的推诿，全都抱一死的守土职责，第8师参战近3星期，全师作战人员从参战时的8000余人减员至700人!在战争最为激烈的蕴藻浜战场，第78师467团迎击渡河日军，1个连在10分钟内就全部阵亡!
“一寸山河一寸血”是曾率军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的国民党军师长黄维的感叹。事隔68年，可惜我们只能通过文字来记载那样一种大气磅礴的悲壮与惨烈。
作为抗日战争中国正面战场22次会战中少数规模最为庞大的战役之一，淞沪会战中，中日双方参战的兵员总数达近百万。在两个多月时间内，中国方面先后投入地面部队包括78个师、7个独立旅、3个暂编旅、财政部税警总团、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炮兵7团、宪兵1个团，以及上海市保安总团、上海市警察总队江苏省保安团4个团，兵力总数75万人以上。还有空军的第二至第九大队等8个大队和1个暂编大队，几乎调动了当时全国所有兵力的1/3。而随着日本军队的不断增兵，其参战部队总兵力达到25万人左右，包括陆军共9个师团又2个支队(相当于1个旅团)，另有从华北的第五师团分遣出来的国崎支队，以及海军第三和第四舰队。其调动规模也是史无前例。
“我们一天要消耗一个师!”参加过凇沪会战的劳声寰说，“我们装备不如他，我们的空军有250架，对方是3000多架，在上海的黄浦江上、长江口，日军有4艘航空母舰，黄浦江和长江有一百多条军舰。我们250架飞机对3000多架飞机，怎么打啊?”
“头一仗我们的旅长就阵亡了，除了师长以外就剩下旅长，一个旅管两个团，师长都要到前面督战，后来他们都牺牲了……你想想，我们的牺牲有多大……”当年凇沪会战的军官易谨与劳声寰都已是耄耋老人，回忆往事，两位老人都泣不成声。
88师师长、后升任72军军长的孙元良后来回忆，他们一个师15000人左右，到最后，只剩下不到1/3。“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三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持五个小时死了2/3，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这是曾任第三战区司令宫冯玉祥的一段话。
战争其实是两国总体实力的比较，参战的第26师副连长何聘儒战后回忆说，当时他们所在师里，一个步兵连只有3挺机枪，50多支汉阳造步枪，而且枪支时有残缺不全，有的甚至没有来复线，乃至用麻绳捆绑避免枪栓脱落。我们欠缺的也不仅是装备。劳声寰后来回忆一个很小的细节：埋锅造饭，“行军锅在那里做饭，烧得满天烟火冲天，这等于报告敌人，‘我在这里你来啊’，我们很多的部队，没有跟敌人见面就垮了，就这样被日本的炮兵、飞机给炸了。”
在一派沿江平原的淞沪战场，几乎没有任何可以防守的天然屏障。从全国各地仓促赶来的中国军队几乎连像样的工事都无法修筑，全凭血肉之躯，就这样常常整连整营战死，而后继部队的士气却从未有任何的消退，依然一往无前。
以中国军队中最精锐的第98师为例，在仅仅18天的作战中，伤亡达4960人，几乎占全师兵力的62％，其中仅阵亡的营级以下军官就达约200人。陶峙岳为师长的第8师并非中央嫡系部队，进入淞沪前线时，其装备甚至仍以20年代的汉阳造步枪为主，全师根本没有重型武器。然而在淞沪战场，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部队，全无派系争斗中的推诿，全都抱一死的守土职责。第8师参战近3星期，全师作战人员从参战时的8000余人减员至700人!在战争最为激烈的蕴藻浜战场，第78师467团迎击渡河日军，1个连在10分钟内就全部阵亡!
淞沪会战中，由于战略指导思想错误，大批精锐部队陷入了“绞肉机”。
战争中先后有数十位少将甚至中将阵亡，甚至有中国高级将领因为失去阵地而毅然自杀成仁。战后何应钦在回忆中记载，淞沪会战中，“我军消耗竟达85师之众，伤亡官兵333500人”。
“战事初起，国际人士一般认为。中国决不能抵抗日本的武力。抗战简直是发疯”，曹聚仁曾这样写下当时国际社会对凇沪会战的看法。但中国军队恰恰通过这样的浴血奋战赢得了国际社会尊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埃文思・卡尔逊(Evans Carlson)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特使1937年8月抵达上海时，正值炮火连天。一个月后。他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信里这样写道：“我简直难以相信。中国人民在这样危急的时刻是那样齐心协力。就我在中国将近十年的观察，我从未见过中国人像今天这样团结，为共同的事业奋斗。”
“黄金年代”的阴影――两次淞沪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困境和危机
虽然不幸以“九一八”和“一二八”等日本侵华战争揭开序幕。但对于民国历史来说，上世纪30年代却也常是一个受到褒扬的时代。在那个年代，中国的各方面都达到历史空前的高度，以至于有人称之为“黄金时代”。
在刚从美国归来的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授余子道先生的寓所里，余先生与记者谈到这个微妙的话题。“所谓‘黄金时代’，指的是南京国民政府在1927年成立后，一直到1937年‘八一三’凇沪抗战之间的十年。”
在近代中国，外敌入侵，军阀割据导致战乱频繁。国民政府成立后，收回部分租界，进行统一全国的北伐。自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以来，即便是新疆这样的偏远省份也表示服从中央的管辖。“中国在北洋政府后于政治上取得了形式上的统一，而统一的最大成绩，就是经济、军事、文化和对外关系都有了迅速发展”。然而“九一八”之役导致的东三省沦亡以及随之而来“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留下的仇恨，以及日本的外交压迫和侵略中国的野心，却从未在这短暂的“黄金时代”中彻底消亡。“国民政府短暂的建国时期里，并未彻底改变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也并未改变中国作为一个非常贫困落后的国家的本质。”
谋求“统一”的年代
1934年2月19日，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上，蒋介石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讲演。“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简单地讲，“就是要使国民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通过一种类似复古的意识形态教育，蒋介石提出要以孔孟的“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道德标准。统一国民思想。曾经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蒋介石4天后甚至再次在南昌进行讲演，对“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内容和方法做了极为详尽的说明，所有言论被编成《言论集》广为印发。
1933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了《废两改元令》，规定从4月6日起，所有交易，一律使用国民政府新铸造的银币，从而彻底废除从晚清流通至今、成色和形式混乱不堪的银两。然而世界似乎并不愿给新的国民政府以支持。当时全球爆发的经济危机迫使美英放弃金本位制，立法限制白银出口。使并非产银国的中国金融和经济受到严重打击。为此，国民政府再次痛下决心。废除银本位制，于1935年开始发行法 币。从此，中国经济不再随世界市场银价的变动而波动，中国的经济水平迅速恢复。
日本人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曾说。“中国如无1935年之法币政策。则无1937年之抗战”。无论如何，经济的回升让蒋介石有能力在军事上通过德国军事顾问团，建立国防军事力量和工业力量，并打造装备德式武器，实行德式训练的中央军。而他们正是在淞沪抗战中与日军作战的主力部队。
余子道历数了国民政府成立后的各方面建设，从经济到文化，从社会到意识形态。显示出一个试图发展的新的政府的抱负和作为。“所有这一切客观上的机遇和主观上的努力，导致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在各方面全面超越了1912年到1927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与繁荣”。
国内政治：统一和割据的对抗
蒋介石当时利用对红军的围剿，看到了一个统一全国的历史契机。武力和地盘就是生存的资本，这是中国近代战乱的根源之一。自从袁世凯倒台、南京国民政府在1928年建立、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以来，中国军阀割据的实质却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国民政府的军令政令依然无法在许多军阀拥有实际兵权的省份传达和执行。在军阀混战、北伐统一的20年代过后，川、桂、滇系的军阀们对于蒋介石的警惕甚至超过了对日本人的担心。对于提倡“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除了红军，各地军阀割据势力是他渴望解决的问题。
“共军人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用兵还好。”红军长征给了他一个统一西南的机会。当1935年1月红军进占遵义后，在第五次围剿中为国军立下汗马功劳的薛岳率领10万中央军继续追击红军，名正言顺开入了贵州，顺利地让中央政府结束了王家烈在贵州的军阀统治。
然而对于全国各地的军阀势力来说，蒋介石的作为可以说是路人皆知。就在贵州的邻省，为着时刻防范南京国民政府“吞并”自己，广西省政府领导人李宗仁和白崇禧以一种更加开明的姿态和进取精神，推行“新广西”的发展。作为蒋介石老对手，蒋介石的三次下野都和李宗仁和白崇禧有关。但1928年蒋介石统一全国后，李宗仁和白崇禧只能退出中原。扎根家乡广西。李、白二人以乡土为根据地，在全国广招人才。通过实行民团制度，实行军事化管理和全省皆兵的制度，使外省人一人被称为“模范省”的广西，“到处都可以听到喊口令，看到军事操演，进入广西就像进入一座大兵营”。
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中国举国动员抗战，广西在短短一个月左右时间便动员编成四个军，共40个团，成为当时最迅速调动部队奔赴前线作战的省份。桂军五个师后来参加“八一三”淞沪浴血抗战，李宗仁和白崇禧治理广西，功不可没。然而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眼里，如果不能结束军阀的割据，中国实在没有办法抵抗外侮。
对日外交：以“理智道义”压制“反日情绪”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来说，外交关系的发展无疑是“黄金年代”的重要一笔。除了进入国联，1934年底蒋介石以匿名在《外交评论》杂志发表《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的文章，要求日本“抛弃武力而注重文化的合作，舍弃土地侵略而代以互利的经济提携，唾弃政治控制的企图而以道德感情与中国相结合”，从而彻底改善中日关系。日本外相在不久后作出了回应：“帝国政府对于东亚各国，决以和睦亲善视为极其重要……”“在我任职期间，战争一事断无发生之理。”
对于日方的回应，蒋介石在1935年2月1日对中央社记者表示，对于广田弘毅演说，“吾人认为亦具诚意，吾国朝野对此有深切之谅解”。对于中国人此起彼伏的抗日情绪和热潮，蒋介石解释说，“中国人民因叠受刺激。发生一部分反日运动，政府曾不断予以合理的弭止”，“中国过去反日之情感，与日本对华优越之态度，皆应共同改正，方为敦友睦邻之道。我全国同胞亦当以堂堂正正之态度，与理智道义之指示，制裁一时冲动及反日行为，以示信谊”。
国民政府仍然大踏步迈向消除异己势力的通途，1935年5月17日，中日两国同时宣布，将多年未能升格的两国使馆由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对记者表示，他于1932年9月来到中国，“当时中日关系相当险恶，到了今日，已扫除了那些险恶的空气”。
1935年6月10日，南京最高当局发出禁止全国排日、排外的《敦睦邦交令》，明令“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否则“定予严惩”。
对于国民政府压制饱受日军蹂躏多年的中国国民的反日情绪，《大公报》甚至发表长篇社评《读十日国府令》声援，声称“中国人尚愧无所谓维持和平之资格”。对于国民政府压制中国人反日情绪，不惜表示，“中国今日，一切外来或内在之痛苦。本皆为吾族本身过去之积因……我自不振，于人何由?”将日本侵华造成中国人反日的情绪根源。反而归结于中国之落后，仿佛替日本人证明，因落后而挨打实乃是天经地义。“中国国民今后报国之道，惟在共同反省……”《大公报》在社评中强调，对于与日方交往的态度，必须“实行孔子‘言忠心、行笃敬’之义”。
化敌为友的幻灭
然而对于南京政府压制民众反日情绪的“忠心”和“笃敬”，日本的作为却是釜底抽薪。
就在1935年5月4日，上海《新生》周刊刊载的《闲话皇帝》一文。经转载后被日方指控“侮辱天皇”，并由日本人在虹口游行滋事。国民政府为平息日方，不惜撤换上海公安局长，暂时取消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上海分会，并对《新生》杂志创办人、东北爱国者杜重远提起公诉。
日本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双重压力更加激发了被压制的抗日情绪。日本评论家室伏高信认为：“对日不敬记事，不独中国一国，若以些微琐事一一压迫中国，则中日关系之调整永无希望。”不幸的是，目本对中国的压迫远不止“些微琐事”。
1935年中，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以孙永勤事件和自行制造的两名汉奸遇刺案为借口，逼迫国民政府撤除河北官员，迁移省政府到保定，并严厉要求国民政府从华北撤走中央军和各级党部，为此不惜以武力威胁。国民政府华北最高军政长官何应钦向蒋介石汇报，如果不同意日本的要求，“必会引起意外严重之势态”。南京国民政府最终完全让步，自放弃东三省后，再次在华北放弃主权。
然而日本“友邦”一如既往不依不饶，对于日本提出、国民政府已经让步的条件，多次逼迫何应钦接受并签署日本提交的书面协定。在日本武力的威胁和国民政府的软弱之下，一种类似市井流氓行为出现在国民政府和他试图化敌为友的邻国政府之间。何应钦一纸无奈敷衍的纸条。被日本宣传为《何梅协定》，以证明日本对于华北的权力。在国民政府所谓“黄金年代”的顶点，国内外早已危机四伏。此时距离全面抗战仅有一年多的时间。
淞沪会战中被击落的中国“霍克”式战斗机，阎海文烈士就是在被击落后拔枪射杀多名围上来的日军后牺牲的。
空军：拉开战幕
一场台风刚刚经过中国的东海，8月14日，长江中下游 及苏浙地区笼罩在一个巨大的低气压下。这一天的上海电闪雷鸣。大雨倾盆，风速竟达每秒22米。本已在前天晚上11点下令这一天空袭杭州、南昌及虹桥等几个中国机场的长谷川清，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里有些犹豫。5点30分。这位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下令：“在天气好转之前暂停空袭。”
长谷川清应该没有预料到。3个半小时之前，国民政府方面恰好下了截然相反的一个命令――这一天凌晨2点。位于南京小营总部的空军总指挥部发出了“空军作战命令第二号”――轰炸日军司令部、军械库、公大纱厂日军机场以及游弋海面的日本军舰等，被确定为空军参战部队在8月14日的主要任务。
“大家都把这一次淞沪会战称为‘八一三’战役。实际上8月13日并未开战，不过是两军对垒，步哨上有些接触，而正式的开战是8月14日。”第9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后来在其回忆录里特地解释了这一点。
早晨7点，空军35队队长许思廉率领的5架“可塞”轰炸机群，是最早出现在上海上空的中国战机。他们从杭州的笕桥机场起飞，在云隙和日军高射炮火网中。向有“军械库”之称的公大纱厂俯冲。弹落烟起，火光冲天，轰炸了公大纱厂日军军械库，年轻的中国空军由此勇敢地成为“正式开战”的揭幕者。
“我们三架飞机沿着武汉铁路、杭州到上海的路，飞得很低，那云低得不得了。一到上海，我们就发现了黄浦江的炮‘刷刷刷’地往我们这边打。我就一个急转弯跑到云里去了，再出来时候，把炸弹都投到了公大纱厂。”从汉口赶来参加空战的飞行员姜献祥后来向台湾著名的电视制作人陈君天回忆了当天的细节。
“8月14日上午，高大队长从南京打一个电话到周家口(河南)，说马上准备出发，要飞到杭州。河南的天气比较干燥一点。天气很好。我们飞到安徽。天气慢慢变坏。等飞到浙江，那里天气更坏，坏得一塌糊涂。大概14点40多分，那时候，西湖后边有一个山，我们绕过那个山，一看就是一片水，白白一片。大家就晓得到了。”卢沟桥事变后，中国空军的主力已部署在山西、河南一带，以备华北抗战。而随着华东局势的转变，空军在8月13日下午下达第一号令，急令驻河南信阳、周家口和许昌的第二、第四和第九大队被调至安徽广德、浙江笕桥和曹娥机场，参加凇沪抗战，王荫华便是从河南周家口赶来的第四大队的一员。
“高队长说，敌人已经快到了，马上起飞，我们说，报告大队长，还没加油，怎么起飞啊?他说，不管，马上起飞!他就上了飞机。结果高大队长一飞起来就打到日本飞机了。”王荫华回忆的是第四航空大队大队长高志航，他击中了从台湾新竹起飞的一架重型轰炸机，宣告了中国空军对日空战史上零的突破。高志航当时也一下子成了振奋人心的民族英雄。
“中国空军出现在浦江上空，向日舰投弹轰炸，日舰纷纷放高射炮，华机毫不畏缩，盘旋于高射炮之烟幕中，奋勇轰炸。一般人士为之诧异，且为此英勇善战，更使入兴奋，故当轰炸时，市民赴外滩及各大厦屋顶观战者，颇为热烈。”8月14日外电的一篇报道生动地描摹了当时的场景。
这天下午15点，在上海长城唱片公司上班的张德冶坐车外出，“途中行人拥挤不堪，向高空观望，时适空军激战。机声轧轧，炮声隆隆，高射炮密如连珠，炮声过后，黑点布满空际”。张德治当天在日记里详细记下了这一幕，“停泊在日本领事馆外，黄浦江苏州河口北首的‘出云’是日本第三舰队的旗舰，因此成为中国空军轰炸的重点。几番轰炸后，‘出云’似未下沉，惟已被我某项爆炸军器击中，船舱受重伤，向下游开去，吴淞口外。击沉潜水舰一艘。焚烧敌袖珍舰两艘。”张德治的日记后来被收藏，使得后人有幸重温那个场景。
为了追击这艘“出云号”，首日出战的中国空军也上演了一幕不幸的误炸事件。“空军飞近上海市郊。突然从5000米高空降低到1000米以下，瞄准失度，一枚1000磅重炸弹落在大世界门口，恰好是行人群集处。闯下了滔天大祸。伤亡2021人。那个坑穴，有一丈半深。二丈直径。四邻都是残肢破骨，斜角那篱巷中，堆起了一丈多高。我们还看见青年会的屋顶上。飞落了一只断腿。”著名报人曹聚仁后来在《我与我的世界》一书里回忆。那天，他与初婚妻子邓珂云“恰好在南京路上大新公司门口”，连忙躲到公司里去，只听得轰然一声。接着一片凄惨喊声。“后来又看见接连地载尸体的血淋淋车辆过去”。直到一个小时后，街上才恢复了交通，两人分别回家。珂云还被担心的母亲责骂了一顿。
关于这一天。中方究竟击落了多少架日本战机说法不一，有说6架、有说4架。日本战报在第二天的报告中称“1/3的战机没有返航”，由此我方估计击落20架左右。中共延安的刊物也发表了《英勇的中国空军万岁》的文章。年轻的中国空军，竟然将日军梗津、鹿屋两个闻名于世的主力航空队装备最新式的轰炸机消灭过半，在日本引起震惊，联队长石井义剖腹自杀。国民政府为纪念这一次辉煌战史，1939年，将8月14日定为“空军节”。而早期参与筹建空军的宋美龄一生最爱佩戴的，也是那枚空军胸针，并称他们是“我的空军”。
海军：“破釜沉舟”
海军在8月14日这一天的作战任务已在一天前发出：“封锁江阴”。
江阴位于长江下游，上海战事之前，为了防堵上游日舰东下，以及后来敌军溯江而上，国民政府决定沉船以堵住航道。想一举扫荡日军在长江内的舰艇。为此，海军部部长陈绍宽已奉命夜令三辆测量船和二艘炮艇驶赴江阴以下江面，将各航路标志彻底破坏。随后又乘“宁海号”巡洋舰率第一舰队主力赴江阴，将征用的20艘商船沉于江底，封锁航道。
后来陈绍宽又接到一手令：“凡年在40以上之大船，须将其炮卸下准备沉没。”相对于空军在首战的激情飞扬与战绩显赫。海军为8月14日作战的准备显得悲壮――他们对总体作战的最大贡献竟是自己执行“破釜沉舟”，这未免有些令人无奈。
“大概8月初，我们开始准备沉船，上面告诉我们等待商船到。我们就在江阴口等商船一来就带到封锁线上去，然后把船底磕开了沉船。8月1日，沉掉17条，一直等到8月11日，我记得我那天刚沉完一条船，回到我的船上，海军部部长陈绍宽也来了，船上很紧张。”原来当年负责沉船的海军少尉林君颜回忆，海军部部长陈绍宽接到命令，还要向江里继续“补”沉船，“大概要5条军舰，我到现在还记得。因为我的‘通济号’也是其中之一。”
前两天，8月12日上午，上海各大学在阐北、江湾、吴淞各校举行新生考试。上午9点30分。校方派员突然宣告新生停止考试，劝考生立即离开闸北、吴淞等地，不可片刻停留。大家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还一无所知，因为淞沪路停运了，在吴凇同济大学考试的曹礼吾与其他同学一样，乘帆船回了上海。他们的帆船溯黄浦江而上，曲折从日本军舰行列中穿过，而日兵好像显得很悠闲，大炮还穿着炮衣。
曹礼吾没有想到，林君颜所在的海军却“准备12日把日本封锁，不让他船走，然后围在里面打他”。但一个意外的 发生令海军多少有些被动。封锁长江的决定是在1937年8月7日的最高国防会议做出的，结果列席此会的行政院秘书黄浚将此情报出卖给日本人。“日本10日就开始开船。11日，我们就看见一条船一条船开下来了”。未得到“拦截”命令的海军只能眼看着日军舰一个个逃出封锁线。消息的走露让蒋介石大为震怒，黄浚与其在外交部工作的长子黄晟后来成了国民政府首批处死的汉奸。
8月14日这一天，江阴防区司令欧阳格派102与171两艘鱼雷艇。伪装成民船，从江阴出发一路躲躲闪闪经无锡、太湖、苏州、松江，抵达龙华，其间险象环生。171未跟上，两天后102号艇偷袭了停泊于汇山码头的“出云号”，使“出云号”尾部受到重创。在当时情况下，中国海军处于绝对劣势，此一击被日本人评为“中国海军惟一一次积极性攻击”。
后来有人作了一个简单比较。假如单纯以吨位论，“我们和日军的相比应该为1:30”，当然“质”上更无从比较，“所以在八年抗战中，如果说在海上，我们海军的军力是零的话。一点也不为过”。在这样的条件下，淞沪抗战中海军在江阴防区苦战到11月底，等大军西移，才放弃了阵地。退守南京。这一段日子里，总共在江阴水道沉入的大小船只多达43艘，至于这些动作究竟对阻止日军西进的速度产生了多大作用，我们不得而知。“布雷”后来成为中国海军的主要作战任务。
“八年抗战对海军而言，他们在失去海洋，失去船舰的处境下，不惜生命，配合持久作战的国策，默默奉献，悄悄牺牲。其贡献是值得肯定的。”陈君天在他制作的节目中几分伤感地点评，“1945年在庆祝胜利的游行队伍中，他们高举着只有‘海军’两个字的旗子，没有番号，没有舰别，他们只是深以抗日八年之间曾任海军为荣。”
陆军：血战淞沪
“……事至今日，和平确已完全绝望，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御侮救亡，义无反顾……本军所部全体将士，与暴日誓不共戴一天。”张治中8月14日这一天，发表了语气坚定的讲话，这也成了他对日行动的“正式宣言”。
驻守在无锡的孙元良88师作为先头部队之一，其实已在三天前进驻上海。
“我还记得8月7日那天。孙元良兄在上海福州路咖喱饭店请我吃晚饭。”在淞沪会战中作了战地记者的曹聚仁后来在文章里回忆。那时孙元良对曹说，抗日战争已成定局，“但一时还未必有战事”。可是两天后，刚从上海返回无锡的孙元良就接到动员令。87、88两师就在8月11日当天向淞沪近郊推进。8月12日清晨，88师前哨在北站出现，87师前哨也推进到江湾车站。
在中国军队向淞沪布防的同时。三天前，8月11日，日本第三舰队已驶入黄浦江等港口。次日。陆军总部决定动员30万兵力分赴上海与青岛。上海市民从双方剑拔弩张的气氛中已嗅出愈来愈浓的硝烟味道。
“本军决于本日午后5时。对敌开始攻击。”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留存着张治中在8月14日当天致蒋介石、何应钦的密电。中国方面期望以优势兵力进攻日军在沪各据点――按照张治中事先部署的作战计划，“置重点于杨树浦港以西至虹口日司令部问”。在空军轰炸后，借助炮火掩护“进占其根据地。压迫至苏州河及黄浦江而歼灭之”。
“总攻令”实际上是张治中下午3点钟下达的。一天前已与日军在八字桥一带发生局部战争的陆军87、88师，奋力夺回头一天被日军占领的持志大学、五洲公墓、沪江大学和八字桥等据点，并向日本盘踞的纱厂进攻。
“我们是8月15日到的，把上海所有的失地、让日本人占领的地方，统统拿回来了，就一个大纱厂没翕回来。我们523团攻进去一个营。中断他的电网，一个营整个死在那个大纱厂里头。”参加第一轮进攻的88师士兵蒋堂华回忆。战争一开始就极为残酷。88师旅长黄梅兴在持志大学指挥作战时中炮阵亡，一天中，仅527团就有7名连长阵亡。
因为闸北相对而言比较密集，所以双方一开始就是以短兵相接的巷战形态揭开序幕。几天内，中国军队已推至闸北、虹口、杨树浦之线。但是，日军在上海的据点大都以钢筋、水泥建成，异常坚固。张治中后来向蒋介石报告说：“最初目的原求遇隙突入，不再攻坚，但因每一通路，皆为敌军坚固障碍物阻塞，并以战车为活动堡垒，终至不得不对各点目标施行强攻。”这种攻坚战，中国军队必须配备相应的重武器。但当时中方仅有的三门榴弹炮：一门因射击激烈，膛线受损：一门膛炸；一门不能射击。
大战的血幕既已拉开，蒋介石遂决定全军主力向华东集中。“13日晚接到最高指挥部命令：‘火速开赴上海参战!’同时命令沿途一切车辆。通通为我师让路。”时为36师师长的宋希濂正驻防西安。接令后立即命部队准备好干粮、饮水等，“然后风驰电掣地沿陇海铁路东开”。当时驻扎南京、上海的部队颇多，单独命令宋希濂部队由陕开沪，是因为36师与87、88两个师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
宋希濂的部队经过南京、镇江、无锡、苏州等京沪路沿线各县，所到之处“每站都是人山人海，鼓掌欢送，高呼口号壮我军行”，慰劳将士的饼干、糖果、罐头、香烟等，也被欢呼的民众争相扔进车窗内，士兵也被这样的场景所感动。
“我们吃饭都晚上吃，夜晚才能送饭，白天根本送不上来。”36师的方振东回忆，另一位参战的老兵谢世明说，“日本人凶得很。抗战初，他们吃得好穿得好，精神好，武器也比我们好，那时。我们一个连轻机关枪只有三挺，子弹开一发打一发，机关枪打着还会卡弹。”
淞沪会战是中国军队第一次海陆空立体协同作战，也被认为是亚洲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化战役。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