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腰窝 西腰窝，全称西腰窝屯。 早些年，这里曾经发生过一件震惊全县的大事件。 去年七月间，我来县里看个朋友，并跟他回了一趟老家，就是西腰窝屯。吃过午饭之后（还喝了一点儿酒），跟他的老父亲坐在炕上闲唠嗑儿，偶然间说到了那件事。老父亲快80岁了，剃着光头，说话大嗓门儿。老人家早年当过生产队的会计，粗通文墨，读过《三国》和《水浒》。他说他没别的毛病，就是耳朵有点儿背。
我请他把事情仔细地讲一下。他说：“这七百年的谷子八百年的糠，翻腾它还有啥意思？他们说你是个写书的，就喜欢探寻这类事儿，那我就给你说说吧。有说得不踏实的地方，你也别太计较了。要说这事儿嘛，还真是挺大的，没听我家文斌说嘛，都叫人写进县志了……”
老人家喝了一口水，开始说――
“这事儿发生在光复第二年，也就是1946年，咱这撇子刚解放。那会儿，咱这儿还不叫黑龙江省，叫松江省――齐齐哈尔那边叫嫩江省，佳木斯那边叫合江省，后来才把几个省合到了一块儿。解放以后呢，头一件事儿就是搞‘土改’……
“知道啥叫土改吗？简单说，就是要把那些有钱人家儿的土地分给穷人。当年还有个说法，叫‘平分胜利果实’。除了土地还有房子、牲口、农具、家具、首饰、衣裳，金溜子啦，皮大氅啦，那也都是‘胜利果实’。老百姓管这个叫‘分浮财’。主持操办这些事情的是各屯的农联会，全称叫‘农民联合会’，下面还有分管部门，武装啦、锄奸啦、民政啦、生产啦、财政啦，简称‘六大部’。每个部有个负责人，称作队长，负责武装的就叫武装队长，负责锄奸的就叫锄奸队长。明白我的意思吧？
“在当年，哪个屯子都有有钱人家儿，就是那些地主和富农。一个屯子，除了‘地、富’，余下的就是佃户。佃户又叫贫农，也叫雇农。他们自个儿没有田产，靠租种‘地、富’的田地过活。凡是一个屯子，贫雇农都是大多数。各地的农联会，也基本由他们组成，有的还是‘地、富’家里的长工，反正都是穷人。选举农联会的干部时，也首先要看你是不是穷人，穷到什么份儿上。为了搞土改，上级还派来了工作组，挨家挨户地串门，这叫摸底排查。当时还有一个政策，让我想想咋说的来着……哦对了，说是要‘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消灭地主’。随后便挑选一些积极分子组成了农联会。
“说起这农联会的人，也是啥人儿都有，有老实巴交的农民，也有一些二流子，还有个别耍钱鬼儿，官话儿叫搞赌博的，反正挺复杂。
“到土改那会儿，西腰窝共有一户地主两户富农。两户富农一户姓陈，一户姓葛，那户地主姓丁。姓丁的地主名叫丁汉奎。在当年，西腰窝的地产三分之二是他家的，总共七八十垧。他家是从丁汉奎他爹那辈儿发起来的。他爹是山东人，闯关东过来的，那咱儿还是大清国。他爹我没见过，光听说这人挺能干。一过来就四处扑腾，在大山里伐过树，还下过小煤窑，身板硬实，脑子又活，日积月累就攒了一些钱……不知怎么又相中了西腰窝这地场，就在这儿置了一些地，有个十几垧吧。他一死，就把这些地传给了独子丁汉奎。丁汉奎我倒是见过。他跟他爹差不多，也是精打细算，省吃俭用，农闲时一天只吃两顿饭，一门心思扩充家产，把钱都用来置办田地车马了。这样只用了几年时间，他就使土地翻了番儿――不是一番儿，是几番儿呢。骡马大车也越来越多。拉车的马都挂着铜铃铛，走路时哗啷哗啷直响，那个威风！家里呢，也陆陆续续雇起了劳金。知道啥叫劳金吗？就是长工。
“那两个富农中的一个，就是那个姓葛的，还当过西腰窝的村长。
“到土改那年，丁汉奎60多岁，中等身材，圆盘脸，细眼睛，平时剃光头，就跟我这样。我记事儿的时候，他已经有点儿发福了。早年他常常下田干活儿，60岁以后就不太干了，不过还经常到田里转一转。平常也喜欢在屯子里溜达溜达，穿戴得齐齐崭崭，衣裳虽不是新的，却洗得很干净。倒背个双手，步子不急不缓，很有‘绅士’派头――他好像挺喜欢这种派头――前街后街地走。见了人也挺和气，不管看见谁，都会点点头。见到年纪相当的人，还会停下来，哼哼哈哈地说几句话，天气啦、墒情啦、收成啦，有时候也对对方表示一下关心。谁家娶媳妇，或者‘老’了先人，他都会叫人去随一份礼，有时候还亲自去，这就要看对方是什么人了。礼金呢，也是有轻有重。尽管丁汉奎是个地主，人情往来上还很在意，起码大面上说得过去。
“丁汉奎没有儿子，只生了一帮丫头片子。这是他最大的心病。他一辈子讨了三房老婆。那时候，老人们都在背后‘臊派’他，说他夜夜都不歇着，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为这还求了好些个偏方，吃了好些个补品，家里头还盖了个佛堂，供着送子娘娘的牌位，每天都要带着老婆们烧香上供。后来岁数大了，八成儿是觉得自个儿不行了，下边的家伙不听使唤了，这才好歹消停了。他为啥非要生个儿子呢？明摆着，不然他那份儿家产留给谁呀？那些个地，还有那些个房子。为这个，他指不定多犯愁呢！不过后来他总算想出了一个主意。他那些闺女不是给他生了一些外孙吗，他在里头挑选了一个，收养过来，还给人家改了姓，跟他姓丁。可过来没几年，就搞土改了。那孩子比我小几岁，十一二的样子吧，我在街上碰见过几回，模样挺机灵，眼睛骨碌骨碌的，很有主意的样子。这人现今还活着，跟当年相比，那可是大变样了……
“对了，这丁汉奎还有一个嗜好：他喜欢养狗。打小就喜欢。听说他小时候，经常在屯子里跑来跑去，不论他走到哪儿，身后都会跟着几条活蹦乱跳的狗。这我没有亲眼见过，是老人们说的（在他小时候，还没我呢）。那些狗后来我倒是看见过，老实说都不是什么名贵的种，就是一些本地狗，不过都挺高大的，很威势，叫起来也都是高喉大嗓。我听说，他特别不喜欢身材矮小的狗，就是那些个哈巴狗。他还专门给它们建了狗屋，砖墙瓦顶，比穷人家的住房还要好。这可是没办法的事儿，人家有钱啊！他家的狗都挺凶的，平时就散放在院子里，四周是挺老高的院墙，家里一旦来了生人，它们马上就会凶巴巴地狂叫，汪汪汪，汪汪汪……所有的狗都一块儿叫，那才吓人――胆小的人，会被吓得半死。
“西腰窝的土改搞得风风火火的。
“土改大致分这样几个步骤：第一步是反奸清算。反奸清算主要是对那些横行乡里的汉奸和恶霸，动员村民揭发检举他们的罪行，有冤伸冤，有仇报仇。第二步是砍‘大树’、挖财宝，简称‘砍挖运动’，也叫‘扫堂子’。第三步是平分土地。就是将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充公后打乱平分。分地方法是先按贫富等级排队编号，然后按号码次序，分头挑选，贫农、下中农优先。在分地的同时，还分配房屋车马等各类浮财……
“土改一开始，姓葛的村长就叫乱棍给打死了。他当村长那会儿，正是满洲国的时候。他就一门心思帮日伪做事，帮他们抓劳工，当时叫‘出勤劳奉仕’，又帮他们催逼出荷粮。有一年粮食歉收，好多人家儿交不上出荷粮，这家伙，竟然把县公署的警察招到屯里，把村民都集中到村公所，许进不许出，对没交上和没交齐出荷粮的，逐个上刑。有个叫周洪的，被他们扒了衣裳，用皮带抽。还有个女的王李氏，因为那年40岁，就被打了40板子。有个外号叫王二合适的，他们说：‘这回叫你尝尝合适的滋味儿……’上来就是一顿暴打，皮带、木棒全用上了，硬是把人给打死了。有个老头儿叫李长发，下巴上长着一丛白胡子，他们就叫人往下薅，薅得满下巴淌血。
“那天屯里开控诉会，丁汉奎和姓葛的，还有另外那个富农，都被拉到了台子上――他们都是控诉的对象。控诉之前，主持会的人先讲了几句话。没等他讲完呢，台下就闹哄成一片了。有哭的，有骂的，有喊‘打死他！打死这个狗杂种’的，都是冲着姓葛的来的。接着就有人冲上了台，先是一个人，接着是一帮人，挡都挡不住，有人撕扯他的衣裳，有人揪扯他的头发，有人抓他的脸，乱得就像一锅粥。后来有人拿来了棍子，大声说：‘让开点儿，看我怎么收拾他……’举起棍子就打。受到他的启发，别人也都拿来了棍子（不知从哪儿拿的）。有的还拿来了扁担。凡是拿来棍子和扁担的人，都围在姓葛的身边，一边叫喊一边朝他身上打。棍子和扁担呼呼乱飞，碰到一块儿还噼噼啪啪地响。那姓葛的呢，起初还‘啊啊’地叫，一边说着告饶的话，后来就没有声气儿了。
“大家都认为这家伙罪有应得，该死！要说，人可千万不能把事儿做得太绝了……
“控诉会一结束，丁汉奎就回家了。有看见的人说，他一路上东倒西歪、踉踉跄跄，还脸色煞白。这一半可能是吓的，另一半可能是站得太久了，怎么说他也是60多岁的人了。听他们说，他浑身哆哆嗦嗦，就像突然犯了寒热病，到家后一声没吭，就直接爬到炕上，躺下睡了一觉。我猜啊，这个觉他一准儿睡得挺不踏实。那么大的事儿摆在那里，他能踏实得了？他一准儿在那儿翻江倒海。他肯定得想下一步该怎么做――换了我也会想的。他一准儿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这个理儿。果不其然，第二天天一亮，他就跑去农联会，跟‘六大部’的人表了态。农联会办事的地方在屯后街，紧挨着庄稼地，原本那是老韩头的家，他们临时借用的。老韩头是个孤老头儿。
”‘六大部’的人当时都在场。民政队长啦，生产队长啦，有一个武装队长王下雨（说是他妈生他的时候正在下雨），还有农联会主任兼财政队长张尚林。丁汉奎对他们说――呃，他好像是这么说的：‘我举双手拥护政府的主张。我家那些东西，房子、地、牲口，所有的，都听凭你们处置，你们说咋办就咋办，我决无二话。我就是有一个请求，我家现今这几口人，还是要有个存身的地方，还得吃喝拉撒，看能不能给我们留几间房子，再留几样衣裳被窝，不用多，够用就行了。你们看这样行不行……不行就当我没说……’主任张尚林说：‘等我们合计合计吧，反正我们是按政策办事儿……’这张尚林以前是丁家的佃户，家里人口多，日子挺难的，有时候，丁汉奎会照顾他一点儿。‘算你觉悟高吧……现在是我们穷爷们儿的天下，我们说行就行，说不行就不行……’这句话是锄奸队长说的，锄奸队长名叫聂大贵，当年三十啷当岁，平时有点儿大大咧咧，日子过得挺穷的，不高兴就拿老婆当‘下酒菜’，就是打老婆……
“好像是那年一二月份吧，屯里开始‘砍挖运动’，也就是‘扫堂子’。我还记得头一天，全屯子的贫雇农们，有农联会的人在前头领着，敲着锣，打着鼓，还举着红旗，齐呼啦地拥向那几个大户人家儿，接着就把他们的东西一样儿一样儿往外拿，金银首饰，衣裳被褥，就像我前边说的。有大件儿的东西，柜啦，炕檎啦，地桌啦，还有梳妆台，一个人拿不动，就几个人合力搬。拿出来的东西都堆在大街上，有人在那儿等着登记。车啦马啦，也都该牵的牵，该推的推，都弄到了街上。地契账本儿更干脆，点把火一烧就完事儿了。眼看着大家伙儿往外搬东西，大户人家儿就有想不开的，特别是一些妇女们，就在那儿哇哇地哭，有的还跟搬东西的人撕撕扯扯。心疼呗！丁汉奎可跟他们不一样，搬东西的时候，他家一丁点儿别的举动都没有，自始至终都消消停停（我猜他事先肯定跟家里人交代过）。还有他家那几条狗，他也事先弄好了，都给关在‘狗屋’里，还用锁头锁了门。至于他到底是个啥心情，眼看别人大模大样地拿自己的东西，他是不是又害怕又窝火……这可就不好说了。
“后来到底出了事儿……
“我记得那天是农历二月十六，阳历多少号不知道，农联会的人开会合计事儿，差不多开了一整天，快到吃下晚饭的时候，大家都饿了（饿得肚子咕噜咕噜直叫唤）。这时候，锄奸队长聂大贵打断了正在讲话的张尚林，建议先整点儿东西吃，吃完东西再开会。聂大贵还说，这革命也得吃东西不是？饿着肚子哪有精神头儿啊！聂大贵的提议得到了大家伙儿的赞同，在场的人七嘴八舌，都说是啊是啊，这饿得眼睛都冒金星儿了，不吃点儿东西怎么行？接着就说吃点儿什么好，还有说要回家吃的，吃完了再回来开会。还是那个聂大贵，想了一个主意说，你们想不想吃狗肉？那可是大补的东西。大家伙儿都说那当然好，可你上哪儿整狗去呢？聂大贵说，狗是现成的，丁汉奎家好几条呢，还个顶个儿那么肥。大伙儿就跟着起哄说，好啊好啊，他一个狗地主，不吃白不吃。大家伙儿这么一说，聂大贵叫上王下雨，顺手拿起一杆枪，就奔丁汉奎家去了。
“对了，那个农联会主任张尚林过后说，他当时曾经阻拦过他们，不让他们去，可是没顶事儿。
“后来听屯里人说，聂大贵和王下雨那天出奇地麻利，一到丁汉奎家就直奔‘狗屋’，嘭嘭两枪，就把两条狗给撂倒了。等丁汉奎听到动静出来瞧看，俩人正拖着死狗往外头走。前后还不到一袋烟的工夫。
“我刚不是说了嘛，丁汉奎喜欢狗。你动了他的狗，就等于动了他的心头肉。
“农联会那些人，等聂大贵和王下雨把狗拖进来之后，先动手剥了狗皮，切巴切巴往锅里一扔，点着火就烀上了。有说是刚刚开锅，狗肉的香味刚冒出来。有说已经烀好了，几个人正在大口大口地吃……不管咋说吧，反正就在这时候，丁汉奎进来了，手里端着一杆枪。说他可能看见了地上的狗皮，满眼睛都是眼泪，一进来就恶狠狠地骂：‘你们这帮穷鬼……’嘴里骂着，举枪就打……”
听到这儿，我有了疑问，不由得问道：“他怎么会有枪？”
老人说：“别打岔……那年头儿，大户人家儿哪有没枪的？有的还有炮勇呢！”
我不吭声了。
老人接着说――
“第一枪，先把王下雨打倒了――他不是武装队长嘛，身边也戳着一杆枪。王下雨吭都没吭，一下子就趴那儿了，那年才19岁。接着他瞄准了聂大贵，一枪打中了聂大贵的膀子，没打死。聂大贵摇晃了几下，骂了一声：‘他妈的你想反呀……’丁汉奎狠狠地说：‘谁让你杀了我的狗……’说着又开了一枪。这一枪打在他的胸口上，聂大贵也死了。丁汉奎又把枪对准了张尚林。连着打死了两个人，其他人都吓‘麻爪’了，只有张尚林还沉着。这时候，张尚林在炕里坐着，靠近一扇窗，想反抗没武器，情急之下说了一句：‘人命关天，就为两条狗值得这样吗？’丁汉奎说：‘没啥值不值的……’趁丁汉奎说话的当口，张尚林猛地撞碎窗户，翻身跳到了窗外。丁汉奎急忙开了一枪，不过没打着。
“没打着张尚林，丁汉奎回头瞄准了杨万才。这个人能说会道，从前挑着担子走屯串户换过麻糖，见人说话儿先点头，为人处世挺周全，平时很少得罪人。大伙儿选他当农联会，主要是看他见识广。见丁汉奎把枪指向了自己，杨万才颤着声儿说：‘别价别价……打狗不是我的主意，是聂大贵说的……’丁汉奎咬着牙，又说了一句刚才说过的话：‘你们这帮穷鬼……’一边说一边开了枪。杨万才应声倒地，不过他当时没死，过两天才咽的气。在丁汉奎要打杨万才的时候，魏福悄悄从里屋溜了出去。他是农联会的生产队长，平时老实巴交的，庄稼活儿干得好，还跟丁汉奎沾点儿亲。魏福吓得双腿直打晃儿，好不容易跑到院子（跑出院门他就没事儿了），这当儿丁汉奎追了出来，照他身后就是一枪。这一枪没打准，打中了他的大腿，把他打趴下了。等丁汉奎来到跟前，魏福说：‘他姨姥爷，是我啊……千万别打！’丁汉奎杀红了眼，他说：‘是你也不行，六大部的一个不留！’说着‘嘭’的一枪，又把魏福打死了。
“就这样，丁汉奎一气儿杀了四个人。农联会主任张尚林侥幸逃脱。还有一个农联会干部那天有病没参加会，躲过了一劫。
“这事儿当年真闹得挺大，区里县里都来了人。第二天，就把丁汉奎押走了。在那四个人死后半个来月吧，丁汉奎被拉到那四个人的坟堆儿前，让他跪在那儿，一枪给毙了。
“那天好多人都去看热闹，我也在那儿。枪响过后，就见他身子往前一拱，接着就趴下不动了。
“我那年才14岁。那件事儿过后好几天，我心里都麻酥酥的。我妈说我是吓着了，还拿个勺子敲着门框给我叫魂儿……”
在我们说话期间，有一个老头儿进了院子。跟朋友的父亲一样，他也须发皆白了。老头儿很瘦，走路有点儿蹒跚。另外，他一直咧着嘴，似乎在嬉笑。
朋友的父亲见了他，通过敞开的窗户跟他打招呼：“老丁，吃了没？”
老头儿一边往窗前走，一边道：“吃了吃了，吃的高粱米粥……老远就听你们家吵吵八火儿的，是不是来客（读qiě）了？”
朋友的父亲说：“我小儿子从县里回来了，就是文斌，他还领来一个朋友。你进来再吃点儿？有酒呢。”
这时老头儿已来到窗前，并将双肘放到窗台上，伏在那儿，说：“不了不了，我一会儿还有活儿呢……”
来到跟前才发现，老头儿的神情有一点儿特别，眼睛总是躲躲闪闪的，脸上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似乎很害羞。在老头儿离开后，朋友的父亲对我说：“知道这是谁吗？这就是丁汉奎的外孙子。自打丁汉奎一死，他就这样了，一辈子傻呵呵的，也没娶上个媳妇，傻了巴叽的，谁跟他呀！没事儿就四处瞎溜达，干活儿倒是还行，能养活自个儿，屯里人也挺照顾他……”
隔了片刻，朋友的父亲突然叹了一口气，说：“唉，这个丁汉奎，他可真把人坑惨了！还有那几家呢，守寡的守寡，没爹的没爹……就说那个王下雨吧，他爹死得早，他就跟他老妈过日子。临死前俩月，他刚跟后屯一个姑娘订了亲，打算秋后办喜事儿，这下全泡汤了。他那边一出事儿，他老娘立马就疯了。还有聂大贵呢，还有杨万才呢，啊，你想想……”
老人家最后说：“行啦――你们接着唠，我得去眯一会儿了。人老了，不中用啦……”
四家子
顾名思义，这个屯子只有四户人家。
在东北，这种规模的屯子，现在已经很少了。一般的屯子都有几十户人家，甚至有上百家的（说来，这样的屯子也很少）。规模小的屯子多半都有些特殊的原因。一个是比较偏僻，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生活甚不方便；第二是环境不好，低洼地，沼泽地，盐碱地，山坡地等等；第三，可能因为一些特殊的情况来到这里，比方躲避战乱和灾祸；第四，有什么特别的生活需求使他们必须在这种地方生活，打鱼的啊，种药材的啊，打猎的啊，或者专门编织苇席和苇帘子的（附近会有很大的苇塘）。
四家子大致属于第二种情况。
四家子位于一片盐碱地的边缘。在当地，人们习惯把盐碱地称为“碱疤瘌”。这片碱疤瘌面积很大，用当地人的话说，一眼望不到边儿，大约有近百垧。碱疤瘌不长庄稼，只长各种杂草。其中最主要的草叫碱草，也叫“羊草”，因为羊最爱吃。当然，除了杂草之外，也会长一些会开花儿的植物，野苜蓿啦，婆婆丁啦，馒头花儿啦，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儿的。花儿有的红，有的白，有的黄，有的蓝格盈盈儿。从夏到秋，尽管稀稀拉拉，碱疤瘌还是绿了，待微风拂过，便草也摇曳，花也摇曳；到了冬天，一场一场大雪落下来，整个碱疤瘌变得一片白，白得一尘不染，要白上整整一个冬天，那真是天高地旷，感觉很美！
也有不美的时候。那便是春天，尤其是早春。积雪化净了，新草还未发芽，放眼一望，碱疤瘌一片残破景象，坑坑洼洼，低洼处积着雪水。不久又刮起了干燥的春风。有时候，会连续刮上几天几夜，最多会刮一个星期。一旦刮起风来，那可不得了。地上的浮尘和枯草全都被搅动起来了，天昏地暗，连太阳都变得模糊了，只剩了一个浅浅的印子。风大的时候，似乎满世界都是风响，有时就像人在吼叫，又像人在呜咽。特别是在夜里，似乎整个碱疤瘌都是动物的叫声，狮子老虎，鬼哭狼嚎，吓得人连门都不敢出。几天之后，风停了。这时再看碱把瘌，便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太阳重新露出脸来，灿烂的阳光照耀着大地。那些积水早就没有了踪影，地面干巴巴的，被阳光一照，显得一片灰白，了无生迹，看久了会刺眼睛，让人流眼泪。
四户人家住在碱疤瘌的南端。
背对这片盐碱地。
四户人家的住房都是一个模样，土墙平房，墙里墙外都抹着一层泥，房顶也是用泥盖住的；抹的和盖的都是碱土泥，这种泥黏性大，晒干后很坚硬，防雨性能好。泥下铺着一层秫秸把子，再往下是檩木和梁木。所有的房子都灰头土脸，显得光秃秃。唯一带点儿颜色的是门和窗，因为刷了油漆，有的刷着红油漆，有的刷着绿油漆。
四户人家共有四个院落，每个院落都很宽敞，有矮矮的土墙围着。墙角旮旯散乱地放置着一些日用杂物和农具。每一家的院子里都建有仓房，以及猪圈、鸡窝、狗窝。就是说，每家都养了猪、鸡、狗。狗都是那种大笨狗，身形很大，它们最大的特点是叫声响亮，“汪汪汪，汪汪汪”，叫起来惊天动地。而且，只要一只狗叫，所有的狗都会跟着叫，一起叫，叫得人心惊胆战。无论白天黑夜，只要屯里来了陌生人，大家立刻就知道了。因这里偏僻，必须有狗看家护院。不过，狗通常都被铁链拴着，拴在靠近房门的地方，夜里才会放开。
四个院落依次排开，形成了一条短短的街道，不超过50米长。街上有几棵树，都是杨树，很粗壮，树干斑斑驳驳的，看上去有些年头了。树叶大大的，不是很浓密，有风的时候，会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遇到大风，连树干都会嘎吱嘎吱地响。几棵树并不长在一处，这儿一棵那儿一棵，让人产生形单影只的感觉。四家的院门一律朝南。院门都是用白茬儿木板钉成的，有的还算整齐，有的已歪斜了，放在那里，似乎只是个象征（若是谁家的院门上系了一条红布，那是告诉别人，这家的女人生了孩子）。他们的房子规模不等，有的大些，有的小些。最大的一家有九间房，余下有五间的也有三间的。如果是三间房，便都是东西屋，当中那间是厨房，当地人称作外屋地。东西屋里盘着火炕，炕上铺着秫秸的炕席。
通常情况下，四家子是个安静的地方。夜晚不用说了，大家都在睡觉。即便白天，这里也是静悄悄的。那条短街似乎总是空荡荡的，很少有人走动。偶尔会看到一些鸡、几头猪大摇大摆地在阴影下面闲逛。可能人人都在忙吧，大人们忙着活计，孩子们上学去了――他们上学都不在本屯，要到邻近一个大一点儿的屯子去，因为这里没有学校。就连各家的院子，也很少有人活动，偶尔有人出来一下，也并不声张，很快就回屋去了。一般说来，只有每天的傍晚，这里才会热闹一阵儿，短街上不断有人踢踢踏踏地走来走去，家家户户也都充满了各种声响，人的说话声，铁锅和铝勺的摩擦声，小孩子的嬉笑和哭闹声，葫芦瓢磕打猪槽子的当当声，人们吃饭时的吧唧声……等等，不一而足。
说来，这里的吃食相当简单。主食基本以苞米为主，诸如苞米（火查）子粥，苞米面大饼子，苞米面糊糊等。另有少量的小米，小米干饭和小米粥，因为小米产量低，一般不会多种。再就是高粱，高粱米饭和高粱粥。这里种高粱，主要目的似乎不在食用，而是要用它的秸秆，盖房子和编炕席，都是用的秫秸。至于大米白面，那就更少了，一年都难得吃几次，金贵得很，是绝对的细粮。副食呢，夏秋好一些，茄子豆角西葫芦，各种青菜都下来了，虽然没有多少油星儿，或炖或炒，吃起来还蛮有滋味。冬春两季就不行了，没有任何青菜可吃，只能吃土豆炖大白菜或者土豆炖酸菜。酸菜也是大白菜腌制的，连过年吃的饺子都是酸菜猪肉馅的。
不过有一点不好，因为这里的水碱性大，吃久了会使人的牙齿变黄，不是特别黄，微黄。
四户人家一家姓赵，一家姓钱，一家姓孙，一家姓李。
四户人家各有各的营生。
赵家是四家子的大户，住房在全屯子最大，家里人口最多。当家人名叫赵来旺，50多岁了，个头不高，身体很结实。他老婆名叫马淑英，还比他大一岁。老两口生有两儿一女。俩儿子一个30岁，一个26岁。两兄弟自小顽皮，都没念几年书。现在大的在家里做农活儿，小的跟别人搭伙儿跑运输。那个女儿22岁，名叫赵红艳，念过初中，还没出嫁，现在镇上帮人照看一家私营商店，当售货员，管吃管住，月薪300元。几兄妹都有自己的住房，两兄弟每人三间（包括他们的老婆孩子），红艳住一间。不过红艳长期呆在镇上，很少回家，那间房子基本没人住，空着。另外，赵来旺还有两个孙女一个孙子，孙女一个8岁，一个7岁，孙子最小，刚刚5岁。
赵家种着十几亩承包地，这是按人口分给他们的。承包地还有赵来旺他爹一份。爹已经故去了，可分地那会儿还活着。地就在碱疤瘌的边上，碱性大（跟土质好的地完全没法比），只能种一些相对耐碱的作物，高粱、甜菜、小麦、向日葵、红芸豆，等等。碱性大的地肥力差，还易板结，庄稼的长势便不好，看去无精打采，似乎长得特别吃力，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却也特别顽强，挣巴挣巴的，到底还是活下来，并且长大了，最后打了粮食。只是产量比较低，除了交公粮，也就剩个年吃年用。
钱家养了一些羊，大概100只上下。――隔三岔五，就会有农用小卡车颠颠簸簸地开进屯子，把一部分羊拉走，拉到镇上或县里的饭店，主要是公羊，三只五只十只八只不等，每只卖个百十块钱。另外还有羊毛。每年春夏之交，他们会剪一次羊毛（剪了毛的羊，一下子变得光秃秃的，仿佛脱光了衣服，突然变成了裸体，肉嘟嘟的），把剪下的羊毛塞进一只只麻袋，送到收购站，也能卖些钱。
钱家人口少，只有三个人。一个老钱头，60多岁了。一个钱老太太，即老钱头的老伴儿，比老钱头小几岁。一个40多岁的儿子，小时候得过一次病，自此变成了傻子，动不动就往地上一躺，嘴冒白沫，两眼翻白，半天才会缓过来，至今还是个光棍。他们还有两个女儿，早已嫁了人，一个嫁在附近的屯子里，一个嫁得比较远，平常不怎么回来，逢年过节时才会回来看一看。
养羊很辛苦。尤其是放羊，看起来挺悠闲，实则不然。人要整天跟在羊屁股后头不停地走，草好的时候还没啥，羊走得比较慢；草不好的时候就不行了，它们会头不抬眼不睁，溜溜地一直往前奔。放完一天羊回来，老钱头都会脚疼，必得揉搓好久，方能缓解。
养羊，最让人操心的是母羊产羔。大多数母羊，产羔的时间都集中在每年的一二月份，也有在三月份的。其中多半是一胎一崽，部分是一胎双崽，还有一胎三崽的，那就很少了。从时间上说，一二月份产羔最难侍弄，羊羔的成活率最低。要知道，一二月份，那可是一年中最冷的月份呀，气温可达零下三十多度，一口唾沫吐到地上，瞬间就冻成冰了。母羊产羔多在夜间。早上给羊饮水的时候，你会发现某个母羊肚子瘪了（有的还拖着带血的胎衣），而在它的身边，则突然出现了一只小小的羊羔儿――小小的脑袋，小小的耳朵，小小的鼻子，小小的眼睛，咩咩地叫着，让人怜爱。尤其是那四条小腿儿，看上去那么细，而且在不停地哆嗦，�巴�巴的，仿佛一不小心就会折断。好在它的身上已经有了一层稀薄的羊毛，如果细看，还会看到它的胸腔在轻而快地鼓动，“怦怦怦怦”……不用说，这是它的心在跳。
羊羔们有的活了下来；有的，生下来就死掉了――其中有些是冻死的，有些是被大羊踩死的。
因此，每到母羊集中产羔的那段时间，老钱头都会整夜整夜地呆在羊圈里。他会根据平时观察到的情况，事先做些准备工作。比如，把待产的母羊分离出来，放在另外的地方，在地上铺一层草灰，等等。一旦有母羊生下羔子，立刻就用准备好的麻袋片儿包裹起来，小心又小心地抱到他暂时存身的地方（这里暖和一点儿），擦干小羊身上的羊水，待它可以支支巴巴地站起来，可以走路了，晃动着小脑袋想找吃的了，他才会把它送回母羊身边。还要在那儿站一会儿，看小羊一拱一拱地吃它妈妈的奶，一边吃一边快速摇动屁股上的小尾巴。这样过上两三天，如果小羊还活蹦乱跳的，就表明它没事了，能活下来了。
每有一只羊羔儿活下来，老钱头都高兴得不得了。有时候，逢到有人到家里来串门儿，他就会跟人家说，昨下晚儿又活了一个羊羔子……
孙家熬碱。
当地人把碱分为两种，一种叫洋碱，也就是从商店买来的装在塑料袋里的碱，白晶晶的。一种叫土碱，是本地熬制的，发黄色。这里所说的熬碱，就是熬土碱。不用说，这是得了碱疤瘌的便利。就像前边说的，每年春天，积雪化净之后，便会刮起春风。春风就像无数条巨大的皮鞭，凌空飞舞，只消几天，就会将地面的积水抽打干净。待风煞住，碱疤瘌的地面立刻变得白拉拉的，捏起一撮儿浮土，轻轻捻动一下，会有滑溜溜的感觉……年年这时，孙家就会全家出动，拿上扫把、板锹、簸箕，女人们还要戴上防尘的头巾，来到选好的地段，通常是低洼处，铲的铲，扫的扫，先要把浮土归集起来，当作熬碱的原料。接着，再在旁边修个水池，从水井里担来清水，把碱土分期分批地放进去，浸泡一段时间。其间要搅动几次，待水变了颜色（变得黄澄澄的），再把水一盆一盆地舀出来，先“坐清”一下，然后舀入一只大号的铁锅，架上秫秸火，不停地熬煮。不久水开了，噗噜噗噜地冒着气泡……
一直熬到锅里的水变成糊状，就把火封了。
最后，是把熬好的碱汤装进一只只瓦盆，一溜排开，让其冷却。一夜过去，一盆盆碱汤就变成了一只只碱坨。磕开碱坨，里面会有一条一条的碱牙子。碱牙子很像铁锥子，头儿尖尖的，看去又晶莹又锋利。
熬出的碱一部分送到附近屯子（包括镇上）的大小商店、食杂店、小卖部等，让他们代卖。一部分用自行车驮着，一个屯子一个屯子地走，每到一处就在街上喊：“碱来――土碱来――”会有一些人来买，买了蒸馒头，熬苞米（米查）子粥。另外，刷锅洗碗，也用得上（碱有去油腻的功效）。
熬碱是一项技术活儿，只有孙家会做。
孙家熬碱有些年头了，手艺一代一代地传下来，多少也赚了一些钱。不过后来遇到了难题：买土碱的人越来越少，很多人都喜欢洋碱，认为洋碱干净，样子好看，白。熬出来的碱，一年也卖不了几坨，只好堆在那里，弄得一家之主孙有贵愁眉苦脸（他50多岁），整天围着碱坨子转悠，不知咋办好，费时费力熬出来的，又不能扔了。
因此碱越熬越少。
李家跟赵家一样，也是种田为生。不同之处在于，李家还开了一个食杂店，卖些油盐酱醋，也兼卖香烟白酒糖块儿去痛片之类。店就开在自家的屋子里，也学商店的样子搞了柜台和货架。尽管生意清淡（因为顾客少），不过总还有些进项，一天十块八块的。从另一方面说，它也给人们带来了方便，一些七零八碎的小东西，急用时，只消几步路，就拿到手上了。
李家跟前面几家不同，主要是老人都不在了（去世了）。他家有四口人，两夫妇带着俩孩子。男人名叫李晚生，当是父母老来生下的；女人名叫王丽花，是邻近一个屯子嫁过来的，屁股挺肥大，身上有残疾，得过小儿麻痹症，走路一拧一拧的。两人都不到40岁。两个孩子也是一男一女，女孩子16岁，男孩子14岁，姐弟俩都在镇上上学，已上到初中了。
李家的事情好像都是王丽花说了算。李晚生长得很瘦，不过干活还行，包括田里的活儿和家里的活儿，只是性子有点儿蔫儿，遇事没什么主张。相比之下，王丽花则要“强势”一些，头脑也比较活络。据说，开食杂店就是她的主意。事实证明，这个主张是对的。食杂店也主要由王丽花来打理。王丽花自尊心很强，她心里总有一个阴影，觉得李晚生会嫌弃她，嫌弃她的瘸腿。有时候心情不好了，就会跟李晚生说，你咋老盯着我的腿？后悔了是不是？当初我可没给你带蒙眼儿！再说了，要不是有这毛病，我还不愿意嫁到你这兔子不拉屎的破地方呢！弄得李晚生特委屈，说，我多咱儿后悔了？我根本就没想那些事儿。我只是随便�一�。我总不能老是闭着眼睛吧？偶尔闹严重了，还要孩子们来评理。因为闹得多了，他们已见怪不怪。特别是女儿，动不动就说，妈你就别瞎搅了，爸对你够好了，你就别老欺负他了！只要女儿一发话，王丽花立刻不吭声了。
闹归闹，日子却还是那样的过法儿。他们最大的愿望，是让两个孩子好好念书，将来最好能考个大学，那样，也许还能变成个城里人，最起码，也要住到镇上去，再找个好对象……
几年前，我曾经来过四家子，还在这儿住过一晚。
记得那是2001年秋天。当时我还在哈尔滨市文联工作。有一次，四家子所在的县组织一伙人帮他们写“先进性事迹”的报告文学，举办者选定了一些待写的人物，并且准备了现成的事迹材料（仅供参考），让大家分头采访。分给我写的那个人是一个镇书记（四家子就归该镇管辖）。采访搞了好几天，好吃好喝，餐餐有酒。采访之余，我就跟镇政府的通讯员小金，骑上一辆摩托车，到下边的屯子乱转悠。
有一天，摩托车突突突地驶进了四家子，在短街上停下来。
摩托车的响声惊动了人们，狗首先叫起来，陆续又把人吸引出来了，都站在自家的院子里，朝我们看。其中有个认识小金的，就跟他打招呼：“啊金干部！快进屋！进屋……”
我后来知道，这个人就是赵来旺。
我和小金走进了赵家的院子。当时是下午四点多钟，一进屋门，赵来旺就让他老婆马淑英和儿媳妇给我们做饭。小金说，不用不用，我们就是过来看一眼，看完就回去了。赵来旺说，那怎么行？都到家门口了。一看就知道，赵来旺是个内心刚强的人，很热心，也很要面子，不答应他会不高兴。我朝小金点点头，小金明白了我的意思，说，好好，那就给你们麻烦了。我附和说，对对对，正好我们唠唠嗑儿。
赵来旺把我们让进了东屋。进屋没多久，赵来旺又单独把小金叫出去了一会儿。小金事后告诉我，那是赵来旺向他打听了一下我的情况，问我姓甚名谁，是干什么的。两人回来后，赵来旺就称呼我“鲍作家”（此前他一直只跟小金说话），还说他这是头一回看见作家，可算是开了眼了。
饭好后，赵来旺又吩咐儿媳妇去喊邻居们过来陪客。不一会儿，就陆续来了几个人，一律谦谦地笑着，搓着手。介绍后我知道，他们都是另外那几家的当家人，即老钱头、孙有贵和李晚生。赵来旺还说，这是四家子多年的习惯了，不管谁家来了客，都要请邻居们作陪的。
放好了饭桌（这里习惯用炕桌），菜一个一个端上来（其中一个菜是小鸡炖蘑菇），大家便纷纷脱鞋上炕，盘腿坐好。赵来旺又咬开了一瓶白酒，用手擦了擦瓶子嘴，给每个人都倒了一杯。
由于不熟悉，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有点儿拘束，谦谦让让的。待几杯酒下肚，气氛才活跃了，话也渐渐多起来。
话题不外是时下发生的事，庄稼啦，牲口啦，邻近屯子的传闻啦。间或也向我打听一下城里的事情，包括我自己的事情，诸如一年能挣多少钱之类，我都老老实实地告诉了他们。
那天，说话最多的是老钱头和赵来旺。孙有贵和李晚生都没说几句话。赵来旺说话多，因为他是主人。老钱头说话多，则是因为喝醉了（他们说他酒量浅）。老钱头一会儿说他的羊，一会儿又说他的傻儿子。照他的说法，他儿子一点儿也不傻，就是冷不丁糊涂一下子。说他儿子最知道心疼人儿。说，每天我放羊一回来，他一准在院子里，无冬历夏。冬天冻得直淌清鼻涕。一瞅见我的影儿，立马就奔过来。先朝我嘿嘿一乐，随后就拿过我的羊鞭子，还要伸手摸我，脸啦，下巴啦，鼻子啦，好像怕我丢了啥物件儿。有一回，我跟她妈拌了几句嘴，那把他吓的，一天就躲在炕旮旯，连饭都没吃……要说我如今最担心的，就是我和他妈一死他可咋整？他还能不能活下去？
说到伤情处，还流了眼泪。
说着说着，他突然将话锋一转，问我，鲍作家，你知道我们几家为啥要到这儿来住吗？
听见这话，我有点儿吃惊。老实说，这也是我早想知道的。一到这里我就产生了疑问：一个自然条件这么差的地方，他们，或者他们的先人，为啥要选在这里安家落户呢？不远处就是万顷良田啊！
老钱头随即说（没容我回答），我们都是坏分子啊！
我更吃惊了，仓促道：你说什么？
老钱头呵呵一笑……
按老钱头的说法，这事儿发生在40多年前。我粗略算了一下，大约那是1960年前后，实行“公社化”还没多久。
他们那个大队的支部书记（相当于现在的村支书）是个豪横的主儿，说一不二，东屯西屯都横着膀子晃，家家做了好吃的，比方杀年猪，都得请上他。有时他还故意推辞，你就得反复请，假如你信了他的话，就此不请了，他就会记恨你，那你就倒霉了，他会说你没把他放在眼里，处处找你的茬儿，有时会当面骂你。
他这副德行自然会招人反感，于是就有人告他的状。其中包括老钱头，还有赵来旺他爹和李晚生的父亲。开始几个人都是单独行动，后来不知怎么就合到一起了。他们给上级写信，还找公社干部谈话，列举了他的种种问题。他们的举动还真的发生了作用，县里和公社都派来了工作组，调查他的事儿。不过，弄了一溜儿十三遭儿，只给他记了一个“过”，大队支书还是大队支书。工作组解释说，之所以这样处理，是因为他在“土改”的时候立过功，战争年代还参加担架队，受过伤。另外，也不是所有人都反感他，特别是那些得到过他好处的人，这也是个因素。
这样一来就糟了，那件事过去没多久，一年多吧，他就把他们几个搞成了坏分子，说他们好吃懒做，不务正业，诬陷领导，说反动话儿。接下来，就说大队要从各个生产队抽调一些人成立“改碱队”，把碱疤瘌变成“可耕田”，由此扩大耕地面积，还规定改碱队的人必须把家都搬过来。改碱队最初定了七八个人，有几个托了人情，就不来了。结果只来了他们四家。有个特殊情况是，孙有贵他爸并不是告状的人，他爸是犯了“投机倒把”的罪，私自倒卖口粮。
四户人家在这儿盖了房子，盘了火炕，修了烟囱，点上火，很快就从烟囱口冒出了缕缕炊烟……
原来如此！
老钱头还补充说，后来到了“文革”，大队支书被整下去了，还叫镇上的学生给游了街。新上来的支书来到四家子，让他们搬回到原来的屯子。几家人一合计，觉得在这儿住惯了，干脆住下去算了，因此就没搬。
……
那天，吃完饭天色已晚，加之喝了酒，大家都怕路上不安全，劝我们住一夜。一问小金，他也同意。那晚就住在赵来旺家，住在他家女儿闲置的“闺房”里。
因离睡觉的时间还早，我又跟小金一道，由赵来旺引着，到其他几家去坐了坐，见到了老钱头的老伴儿和那个傻儿子，见到了老孙家的人，见到了李晚生的媳妇王丽花以及他们的俩孩子。次日一早，我还独自一人，到碱疤瘌的边上站了一会儿，抽了两支烟……
一晃几年过去了。我和小金还有联系。就在写这篇小说时，我给小金打了个电话，想打听一下四家子现在的情况。最令我吃惊的是赵来旺死了。问怎么死的，小金说，你还记得他有个闺女赵红艳吗？她嫁了镇上一个“大款”，给人家做二房。赵来旺死活不同意，可能觉得丢脸吧？气得吐了血，几天工夫就死了。
我半晌都没说出话来。
四家子还有其他事情么？
有是有的，不过都不是什么大事，都是一些小事儿，不说也罢。
作者简介：
鲍十，男，原籍黑龙江省，现居广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文学院签约作家，《广州文艺》主编。已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多部，长篇小说《痴迷》《好运之年》《我的父亲母亲》，日文版小说《初恋之路》《道路母亲・樱桃》《子洲的故事》等。有作品在台湾地区发表。部分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作品与争鸣》《中华文学选刊》《新华文摘》《小说精选》选载，并收入多种小说年选。中篇小说《纪念》和电影《我的父亲母亲》同被台湾某大学选作国文课阅读欣赏教材。
责任编辑 王 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