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来，尚永亮教授倾力於中唐文学的研究，尤其对中唐元和诗人群体情有独钟，早在1993年即出版了《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一书，从社会文化、创作心理等层面对元和诗人的心态动机、审美趣味进行了深入的学术剖析。后来又陆续出版了《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等一系列学术著作，考论范围虽有所扩展，上至先秦时代的弃子文化，下至五代十国的贬官逐臣，但其中着力最多、寄情最浓的还是元和诗人群体。最近武汉大学出版社又推出了尚先生主持完成的上下两卷的学术巨著——《中唐元和诗歌传播接受史的文化学考察》（下文简称《考察》），更是其几十年来对元和诗人群体研究的心血结晶，也是迄今为止元和诗人群体文学生命研究的最系统、最全面的学术力作。
接受美学认为，文学的生命分为两个阶段：创作期和解读期。所谓创作期，是指作家根据自己的生活感受、情感体验，经过大脑的艺术加工，审美改造，借助语言工具塑造艺术形象的过程。它的最终物化产品，就是可供欣赏的文学作品。这是整个文学接受活动的基础，也是传统学术研究关注的核心。所谓解读期，是指文学作品诞生之后，世人以及后人对它接受评判的过程。在接受美学看来，一部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不仅依赖於创作者的思想深度、艺术才华，也取决於评判者的审美趣味和价值认同。也就是说，作品艺术生命力的强与弱、盛与衰，与文学的接受活动密切相关，因为只有在这一过程中，作品才能实现它的文学生命，体现它的精神价值。如果说，尚先生的前期研究是对元和诗人群体文学创作活动的深层探索，那么《考察》一书，即是对其文学生命沉浮的全面展示。
全书以元和诗歌的传播接受为着力点，将韩孟、元白、刘柳等诸多诗坛大家的艺术生命在这史诗般的系统探考中呈现出来，并展示出以下几大特点：
其一，体系宏大。全书共6编24章，百万余字，从作品生成的中唐一直延展到明清时期，前后贯穿1000余年。作者将这一漫长时段的接受史划分为中晚唐五代、两宋、金元、明清四个时期，着眼於每个时期的文化特色、社会心态、价值标准、趣味追求，将元和诗人的个体、群体接受放置於这个宏大庞杂的学术背景下，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辨别分析，在包举宇内、客观求是的学术心态中绘制着元和诗人文学生命真实的沉浮画卷。
其二，内容丰赡。本书的着眼点虽为元和诗歌，但研究的视野却异常开阔，涉及的内容非常全面。历代的典章制度、文化习俗、道德观念、审美情趣，都成为作者涉猎的对象或论证的依托，为学术探索搭建了坚实的立论平台。为了做到论证的准确，作者还采用了横向比较、纵向比较、社会学研究、心理学研究、定量分析等多视角、多维度的研究方法，将研究对象的真实面貌准确而系统地展示在我们面前。所谓横向比较，是对空间上同时并存的事物的既定形态所进行的平面展示。宏观上看，作者将元和诗人以流派的方式划分为韩孟、元白、刘柳三大主要组合，然后将其放置於中晚唐五代、两宋、金元、明清四个时代空间，进行层面式的横向对比，在对比中探查他们不同的文学生命轨迹。比如，同样处於明清时期的元白诗歌和刘柳诗歌，却面临不同的接受态度。刘柳诗歌无论是道德层面，还是艺术层面，都得到了当时文人的普遍好评，“以求实的精神和翻案的勇气，重评刘柳的政治作为和心性品格，表现出更为宽容和理性的态度”，元白诗歌稍有不同，接收态度毁誉参半、褒贬不一，既有吴中文士、公安派的推崇与效法，也有前后七子、竞陵派的批评和冷落。通过横向对比，其中的爱憎喜好清晰可辨。微观上看，作者也将不同流派、不同诗人放在同一接受主体的评判视野中予以比较。如在王安石的评价体系中，韩愈得到的接受态度是毁誉参半，而对刘禹锡的评价却是褒多贬少。个中倾向，一目了然。所谓纵向比较，是指同一事物处於前后不同时间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状态之间的垂直式比较。这种方法在本书中也被广泛使用。比如，贾岛诗歌在不同时期，所得到的接受态度也不同。晚唐五代时期，学贾之风盛行，闻一多直接称这一时代为“贾岛时代”；南宋后期，社会环境的变化催生了以永嘉四灵为代表的新一轮的崇贾之风；元明清时期，由於时代审美趣味的差异，寒瘦枯寂的贾诗风格为多数文人所否定，贬抑之论充斥文坛。通过这种纵向的垂直比较，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贾岛诗歌生命在不同时代的升降沉浮。需要强调的是，尚先生在运用纵向比较时，并不局限於实际的传播接受时空，还将传播对象的生成原因、后续发展都给予进一步的探索追寻，尽可能提供一个全景的接受链条。比如对於柳宗元诗歌风格的探寻，即上启晋宋之陶渊明、谢灵运，中比同世之韦应物，下逮宋之黄庭坚、清之王士祯。这种上推其源、下溯其流的做法，可以系统全面地展示柳诗生成发展的演变过程。另外，书中还大量使用了定量分析法，通过数量统计、抽样调查的手段，予以比率、结构、趋势等方面的对比分析。比如第16章，对於中晚唐诗歌选本、宋元诗歌选本、明清诗歌选本对元和诗歌的选录情况，进行了大量的数据统计，提供了详细的量化分析，为元和诗歌传播实况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立论依据。
其三，学养厚重。本书所研究的是一种文学现象，所依托的是历史文化背景，这就要求作者不仅具有艺术的敏锐，也要具有历史的厚重。同时，我们在阅读文本时发现，作者还具备一种超越艺术、超越文化的哲学思辨能力。其文化哲学式的艺术思维，一方面让作者在对象的择取上具有观照的全面性，另一方面又让作者的观照视野具备了历史的客观性、公允性，既注重经典的形成史，也兼顾非经典的接受史；既重视主流接受态度，也兼听异端的评判。从接受客体层面看，本书虽以诗歌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为关注的核心，以其诗歌作品历代的流播接受为研究的重点，又不忽略其他成员的被接受情况。从接受主体层面看，本书采用阶段研究的方法，择取每个时期较为典型的接受现象予以专门论述，重点分析，如晚唐杜牧、李商隐对元白诗的批评；北宋苏轼的“慕白”现象；江西诗派对刘禹锡诗歌艺术的继承；金元时期元遗山的“崇白”、“效白”；明代徐渭对韩诗的全面接受；清代吴伟业“梅村体”的形成渊源。如此诸多层面，一起构成了元和诗歌接受乐章的主旋律。尤其是注重每个时代重点读者、第一读者的接受评判，如韩愈接受中的欧阳修，李贺接受中的杜牧，柳宗元接受中的范仲淹、苏轼等，都是著作中专章专节论述的重点“读者”。同时又兼顾历代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论调，尤其对那些超越传统、自出新见的“第二读者”的接受态度予以格外的重视，如元好问对柳宗元与谢灵运诗歌特点相似性关联的发明，叶燮对韩愈诗歌诗史意义的独到发掘……都成为了这一乐章中饶有特色的音符。厚重的学养造就了作者犀利的学术眼光，也为本书学理的构建，学术的创新提供了保障。
《考察》一书较为完整地展现了元和诗人文学生命的古今演变，从接受美学层面解读了文本意义的形成过程，同时也为断代接受史的写作提供了范例，为作家群体的研究开创了新的模式。以上所论，只是笔者拜读尚先生大作时所生发的一点心得体会，倘能由此引起更多同仁的兴趣与关注，让唐诗接受学的研究获得更广阔更深入的开展，便於愿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