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八大”前后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其内容涉及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制度模式、原则方针、目标途径等方面，这些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成果，有鲜明的特色和重大意义。
【关键词】“八大”前后；民主政治；理论成果；特点意义
【中图分类号】D23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2）06—0122—04
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是新民主主义迈入社会主义的转折时期。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则是革命和建设的一个交汇点，这次会议具有继往开来、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它既是中国革命连续辉煌的顶点，又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起点。面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新的课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在“八大”前后进行了认真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的设想，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是当时探索和思考的重大课题之一。中共领导集体这一时期所阐述的许多重要思想与邓小平民主政治建设思想有渊源关系，对今天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仍有指导和启迪作用。
一、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理论成果
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时，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这些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制度模式。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1]34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产物。“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1]345月，周恩来在传达毛泽东《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讲话时说，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缺点就是一党制，它使民主少了，集中多了，不容易听到不同意见，这本身就包含着它的阴暗面，“一个党，就是一鼻孔出气，呼吸就不舒适，会使思想僵化，社会发展停滞起来”。[2]192-193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针对党外有些人要求实行西方的两党制这种错误观点，明确指出：“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1]208从毛泽东、周恩来的讲话和文章中，可以看出，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上，他们主张继续保留民主党派，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政治模式应该是：既不同于苏联的一党制，也不同于西方的两党制或多党制，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民主政治制度模式呢？毛泽东重申：“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1]206-207民主党派对许多问题的态度“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常常由反对走到不反对。”[1]35对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1]235有了民主党派，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
（二）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原则。民主集中制作为我们党的组织原则，作为人民代表大会所贯穿的原则，应该说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文献和毛泽东的著作中已经有过记载和论述。而在“八大”前后，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对民主集中制的论述和强调，则是将其扩大运用于国家政治制度建设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将民主集中制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原则，即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不仅要在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而且要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和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实行民主集中制。1956年11月，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采用“小民主”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采用“大民主”的方法解决。因为历史上一切大的民主运动，都是用来反对阶级敌人的。12月4日，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信中，又明确提出：“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3]514-515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着重指出：“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1]2091957年4月，邓小平在《共产党要接受监督》这篇报告中发挥了毛泽东这方面的思想，指出：“要让群众能经常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政协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上，学生代表大会上，或者在各种场合，使他们有意见就能提，有气就能出。”[4]273关于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1]209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不仅将民主集中制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而且也将它看作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
（三）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方针。毛泽东认为，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一个基本方针，这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1]23关于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具体方针，他分别就政治上、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科学文化工作等方面的指导方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毛泽东说：“这个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可以追溯到更远。自从一九二七年我们在南方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开始，关于处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以及其他人民内部关系，就是采用这个方法的。不过到了抗日时期，我们就把这个方法建立在更加自觉的基础之上了。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对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也采取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1]211在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毛泽东强调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为什么要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同工人阶级政党长期共存呢？这是因为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1]235“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1]235毛泽东提出的这些方针和主张，是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成果。 （四）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和途径。1957年7月，尽管当时反右派运动已经开始，但毛泽东尚未从根本上改变他关于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正确思想，并且还进一步阐述了他的理想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5]543毛泽东所希望的这种目标，也是其他领导人所赞同和主张的。除刘少奇、邓小平在八大会议上的报告中有明确的体现外，1957年8月，周恩来谈社会改革问题时也说：“政治上的制度要适合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要改革，要改革成为民主集中制。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纪律；又有个性的发展，又有统一意志。”[6]266-267
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途径。当时主要从下列几个方面进行思考和设想的：第一，发扬党内民主促进国家民主。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共产党处在执政地位，面临着新的考验，党内民主已成为国家民主的关键。在1956年《人民日报》发表的两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专题文章中，体现了党和毛泽东关于发扬党内民主重要性的思想。文章强调，斯大林在晚年犯严重错误的主要原因，是他逐渐地脱离了群众和集体，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而斯大林的这一错误，又同苏联当时盛行的无原则地歌颂领袖的不正之风有关。执政党内部民主生活被破坏，不可避免地会危及所领导的整个国家的民主。在党的“八大”上，刘少奇和邓小平对这一问题也进行了阐述。刘少奇明确指出，要使我们党今后继续保持正确的、健全的领导，根本的途径在于努力减少党组织和党员在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克服主观主义，密切联系群众，这样就能从根本上加强民主。第二，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周恩来在“八大”前夕明确指出，要使民主扩大，“就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6]207。刘少奇对领导制度的改革十分重视，他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所采用的一些民主比我们现在的一些民主办法甚至更进步一些。“我们比那个时候不是更进步了”。他举例说，美国的开国领袖华盛顿也算劳苦功高吧！但是他做了八年总统之后，退为平民，“这样的办法，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退为平民吧”。[2]193在这期间，毛泽东也已察觉到领导体制方面存在的弊端，也有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考虑。他在1956年主动提出不当国家主席。1957年4月，他与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时，再次表示到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这说明在斯大林问题揭露之后，党中央包括毛泽东在内，对如何吸取历史教训所进行的反思是深层次的，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问题已在考虑之列。第三，反对官僚主义，发展民主监督。在“八大”政治报告中，刘少奇代表中央指出，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要认真地、有系统地改善国家机关，精简组织机构，明确职责，经常深入下层，了解情况，检查工作，倾听意见，改进工作；必须同时从几个方面加强对于国家工作的监督，加强党对于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对中央一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地方各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加强各级政府机关由上而下的监督和由下而上的监督，加强人民群众和机关中的下级工作人员对于国家机关的监督等。邓小平在1957年4月论述党要接受监督时，分析监督的内涵应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党的监督。党对党员的监督、团对团员的监督要严格一些。第二是群众监督。要扩大群众对党的监督，对党员的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要扩大他们对共产党员的监督。“有了这几方面的监督，我们就会谨慎一些，我们的消息就会灵通一些，我们的脑子就不会僵死起来，看问题就会少一些片面性。”[4]270-271第四，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中国的法制。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把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中国的法制，作为国家工作的迫切任务之一，他说“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因此，斗争的方法也就必须跟着改变，完备的法制就是完全必要的了。”[7]253
二、民主政治建设思想的特点及意义
“八大”前后党的主要领导人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总的来说是围绕着建设中国式民主政治展开的。这些探索和思考既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民主政治思想的继承，又有其独创性的发展。其鲜明的特色是：第一，辩证的思维方式。中共领导人是在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社会矛盾的理论指导下，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政治生活的主题，提出的建设生动活泼政治局面的设想和要求。这个设想既指明了专政的办法不适用于人民内部，同时又反对无政府主义，强调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是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用“两点论”而不是“一点论”，用对立统一规律来阐释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目标，这是对唯物辩证法精彩的运用和发挥。第二，独特的创新的政党政治模式理论。所谓独特，主要是指所设想民主政治的政党模式，既不是苏联式，也不是英美式，而是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统一战线性质。中共领导人考虑到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曾经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保证，建设社会主义同样需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因此，他们提出的民主政治建设理论是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的前提下，正确地处理共产党与其他民主党派的关系，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这个制度表明，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不是在朝和在野的关系，更不是执政党与反对党的关系，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使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统一战线学说与我国具体实际比较好地相结合了，同时更突现了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点。第三，深厚的历史责任意识。这主要表现在中共领导人的民主政治思想是以历史为借鉴。他们都是旧中国专制政治的经历者和反抗者，深恶痛绝独裁专制，所以他们提出民主政治建设的每一个重要思路，每一个结论，都体现着“人民当家作主”的精神实质，包含着对历史的反思和责任意识。这种对历史的反思和责任意识还表现在学习和借鉴国外尤其是苏联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教训方面。应该说，“八大”前后党和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还是比较好的一个历史时期，中共领导集体如此重视这个问题，其动因更主要的还是斯大林晚年个人崇拜盛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中国领导人受到了震撼，认为这个历史教训要认真吸取。正因为问题不是出在自己身上，自己没有切肤之痛，所以，后来在实践中对原先正确的民主政治设想的贯彻，就有时好有时差，甚至最后走向背离的道路。 尽管1957年下半年以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探索经历了曲折，以至“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到全面破坏，但是，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国政治生活总的来说是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生动局面，这是不能否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系列思考与设想，在我国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地位是勿庸置疑的。第一，以创造性的理论弥补了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中相对薄弱的环节，使这一理论的科学性、完整性与适应性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思想史的角度看，第一代中共领导集体这一时期的民主政治思想仍属于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的思想体系，是其在中国一定历史时期的一个分支。但是，这一理论是从中国国情出发，以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为指导，在民主政治建设的原则、方针、途径、目标等方面，提出了新的独到的见解，在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第二，为后人提供了巨大的思想财富，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民主政治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八大”前后，党和毛泽东在探索扩大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方面的重大建树，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中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有很多内容是直接来源于这个时期正确的思想。邓小平理论中民主政治思想的主要概念、范畴部分，如民主与专政、民主与自由、民主与纪律、民主与集中，民主制度和方法部分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主发展道路与模式部分的对两党制与三权分立的批判等等，都与“八大”前后党的民主政治思想有紧密的内在联系。一定意义上讲，“八大”前后那个历史时期我们党探索到的一些正确的民主政治思想为邓小平民主政治思想的科学体系与内容的形成作了准备，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增定本）[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
[3]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4]邓小平文选：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6]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7]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责任编辑 刘 滢]
CPC Collective Leadership’s Thought on Building Socialist
Democracy around the “Eighth Congress”
CHEN Guoqing
（Department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Yan’an， Shaanxi 716000）
Abstract： The period around the “Eighth Congress” is an important turning period in our country’s history. The collective leadership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de profound exploration on building socialist democracy. It reached such issues in building China’s socialist democracy as models of system， principles， goals， and means. These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for democracy building have clear features and great significance.
Key words： around the “Eighth Congress”； democracy；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feature and signific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