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以来上海社会经济发生急剧变化，原有的社会秩序难以为继，迫使社会群体做出必要的回应，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徽州茶商在上海的活动因徽茶出口而兴，形成了服务出口兼内销的经营特点。容身于急速发展变迁中的上海社会，徽州茶商开始逐渐从传统延续的经营模式向近代经营模式转变，转变的同时传统因素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传统与近代因素交互为用成就了徽州茶商。上海茶叶市场上颇具规模的徽州茶商的继续发展，印证了这次转变的成效。
关键词：徽州茶商；近代化；生产经营模式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2）04-0087-07
一、引言
徽州茶商是徽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国内对徽州茶商的研究始于1985年。吴仁安和唐力行首先对明清徽州茶商的活动区域、经营特色及衰落原因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徽州茶商的成功在于商业道德和商业技能，其衰落在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1995年，江怡桐利用歙县芳坑江氏茶商文书资料介绍了清末民初江氏家族贩茶广州的行商路线、茶业资金的运作及洋庄茶业的制作技术，堪称清末民初徽州茶商家庭的兴衰简史。1996年，张朝胜借助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展现了民国时期旅沪徽州茶商总体面貌，并选择典型个案介绍了上海徽州茶商的具体经营隋况，而且以旅沪徽州茶商为例论述了徽商衰落问题。1998年周晓光和周语玲探讨了近代世界市场格局对徽州茶商的影响，他们认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是近代徽州茶商的经营兴盛与衰落的双重原因。2000年，周晓光对清代徽商的茶业经营依照盛衰趋势做了分期，并认为徽商茶业经营活动的季节性导致徽州茶商分季节多种产业兼营的特点。总体而言，相关研究多集中对传统时期茶商的考察，对近代转型期徽州茶商的研究尚不多见，而以近代上海为区域的茶商研究更是凤毛麟角。上海位处中国近代化变迁的最前沿，同时上海又是典型的移民社会，通过上海徽州茶商经营模式转变的考察，可窥见近代转型期徽商这一传统商帮的发展轨迹，亦可探讨近代变迁对传统商帮发展的影响以及群体的自我调适能力。本文就此问题做一尝试性研究，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二、上海徽州茶商的传统经营活动
茶业是徽州商帮形成以来最重要的商业活动之一，近人陈去病在《伍石脂》中说：“徽郡商业，盐、茶、木、质铺四者为大宗”，推举茶叶贸易是徽商的四大经营项目之一。近人许承尧在《歙事闲谈》中也指出“歙之巨业，商盐而外，惟茶北达燕京，南极广粤，获利颇赊。”徽州茶商足迹遍布宇内，在徽茶出徽的数条商路中，有一条就是专门通向上海的，上海是徽州茶商趋之若鹜的重要区域。徽州茶商经营茶叶的方式，主要是收购廉价的徽州本地名茶，长途贩运到各地销售。“徽州产茶叶，在明清之际已驰誉苏松。徽州茶叶不但受到上海消费者的欢迎，而且还在上海装上沙船，运往北方销售。所以在鸦片战争以前，徽州茶商在上海已颇为得势。”
鸦片战争后短短几年，上海一跃而起，成为全国最著名的外贸港口和茶埠，长期占据中国各茶埠茶叶出口量首位。徽州茶商也迎来了一次中兴。同治年间，洋庄茶盛行时，经营洋庄的徽州茶叶商，资本额较大者，上海有洪永原等七八家，营业一时颇为发达。有数家资本额还曾达四五万两，其余亦在数千两。随着中外贸易形势的发展，徽州茶商开始致力于茶叶的外销活动。由内销为主到外销为主的转变，始于道光中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加速了其进程。
徽州歙县芳坑江氏茶商可谓是主营外销茶的代表，参与到茶叶的收购、加工、运输等各个领域，形成了自己的专门经营途径。他们在产茶地开设茶号，就地采购茶叶，经加工制作后，运往商埠售给西商，转售外洋。太平天国战争导致入粤路线受阻，江氏茶商于是把茶叶转至上海销售，即因西商压价收茶，甚至无利可图，家道中落。至江明恒时从茶叶佣工成为谦顺安茶栈和徽州茶商的中间人，积累了资金，并重开茶号，以经营洋庄茶为主。徽州茶商将外销茶运至上海后，一般通过茶栈卖给洋商。一些财力雄厚的徽州茶商往往自己也开设茶栈，直接同洋行交易。江明恒的《勤写免问》札记记录了光绪时上海有谦顺安、新隆泰、森盛恒、洪昌隆、洪源永、天宝祥、万和隆、溶安、谦慎安、江裕昌等10家茶栈。其中我们依据现有资料可以确定洪源永为徽州人开办。茶叶经营活动多呈季节性，以江氏为例，即使江明恒之类的茶商大贾，在上海的经营活动也不过一个月的时间。由此我们推测“洋庄”茶兴盛以后，徽州茶商虽十之八九专营外销，但是驻沪经营者仍是少数，基本上是在茶季收茶到上海脱售后即回徽州。
徽州茶商中也不乏常驻上海的坐贾，胡适先生的家族就是一例。胡适的父亲胡铁花在《铁花自编年谱》中曾说：“余家世以贩茶为业，先曾祖考创开万和字号茶铺于江苏川沙厅城内，自为经理，借以资生……每岁之春必归里采办各山春茶，故先伯父岁业儒，而持筹握算，与先父计懋迁，日不暇给。”太平天国的战火数次毁坏了胡家的贸茶活动，最后不得不部分收歇回乡。回到安徽绩溪后，家族生计难以为继，无奈之下，胡铁花开始贸茶营生，“歙之竦川一带素信先伯父先考为人，钝夫因贷其茶，得三千余斤，许先给价十之二，余俟卖出以偿，而六十元以罄。计运往屯溪，脚价无所出。嘉兄问计将如何，曰：但雇挑夫，自有措置。时村有购油者盐等货于家零卖者，有需食米者，皆购于屯溪。乃遍告以将雇挑者三十人往屯溪，回可代带米及杂货，皆愿以银嘱代购。遂借给挑工，至屯，以茶为质，先于粮货铺贷米及杂货，令挑者先归……”在此次贸茶屯溪的过程中，胡铁花审时度势，谋划经营，表现出了较高的商业素养。胡铁花之所以可以贷茶于农，与其父和伯父多年来塑造的商业信誉是分不开的。然上海的茶叶经营却日渐惨淡，“（1874年）上海、川沙两处店业有心斋、理斋二叔祖主持，局面似乎不如先考在时，而食指日繁……”（1879年）目前二店大不如前，人口日众，生计渐窘。”家族生计的困难，使得胡铁花不得不再次谋划家族在上海的商业，1880年，“钝夫既与叔祖分业，事可自主，乃与玉弟及万和司事汪上锦、曹均平议开北市铺，皆以为可……川沙半店岁人不过钱百千。”川沙北市的店铺取“茂兴”字号，七月开张。不料，十一月，川沙城中大火，万和及茂兴二铺皆被延烧。“正月，万和店房重造间架成，赶工装修，添备器具，遂于二月初二日勉强开张。”惨淡经营之下，胡氏家族的茶号经营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比较歙县江氏和绩溪胡氏茶商的经营活动，不难发现，两个家族虽同样以贸茶为生，江氏明显侧重外销，上海对他们而言只是一个季节性商贸场所，货物脱销，随即归里；而胡氏家族在上海开设数家店铺，其经营规模不大，从分布的区域来看，已从上海县城分散到了商埠的外围川沙镇，经营的重点在“内销”茶，或许称之为“零售”更为确切。对于传统时期茶商的特点，前辈学者曾经总结为：一是徽商茶叶经营活动多呈季节性；二是“兼营”的现象尤为普遍；三是合资经营较其他行业为多。这些特点也符合早期上海徽州茶商的活动。
三、上海徽州茶商生产模式的转变
清末以来中国的茶叶出口形势可谓跌宕起伏。开埠之初，1844年上海只有544吨茶叶出口。此后，因上海拥有地域优势，出口量逐年增加。1851年上海口岸茶叶出口首次超过广州，成为近代中国茶叶出口的主要口岸。但随着印度、锡兰、爪哇等国加入茶叶的竞争，加之原华茶进口国采取对华茶的歧视性政策，保护其殖民地的茶叶贸易，对华茶征收高关税，华茶出口形势恶化。上海的茶叶出口量大幅下降，到民国时期虽依然维持华茶出口第一的位置，但是出口总量已经与其兴盛时期相形见绌。而上海地处南茶北运的要冲，是重要的茶叶集散地，有利于开拓国内市场。在外销锐减、内销扩大的市场行情下，徽州茶商逐步向国内市场倾斜。为适应国内市场的特点，徽州茶商积极调整自己的生产模式。
1 开拓茶叶采购路径，逐步实现了品类的多样化。徽茶因受到国际市场的青睐而大量来沪，但是随着出口的减少，徽茶在上海的销量大减。且国际市场的茶叶种类需求也在变化，浙江茶叶迅速成为最受国际市场欢迎的茶叶，“占全国出口茶叶总值三分之二以上。”就内销而言，徽茶在运输时间、茶叶价格上没有很大优势，而且各地人群的口味不同，单纯经营徽茶，不合时宜，因此，徽州茶商纷纷扩大经营茶叶的种类，开拓进茶渠道。从民国调查看，上海徽州茶商进茶的渠道十分广泛，包括苏浙皖等主要产茶区，比较集中在杭州；销售地遍布本埠和华北等国内市场。各茶号不断推出新的种类，以程裕新茶号为例，该号出售的红茶、绿茶、花茶三类中共有163个品种之多。它还自制保健茶，将一位徽州名医发明的“保肺咳嗽茶”推向市场。
2 开设茶厂，革新制茶技术，制售新茶。据民国调查资料显示，1930年上海徽州茶商有29家之多。这些茶厂均根据市场需求制作新茶，“因内销茶与外销茶制法不同，名目遂非常复杂，大抵绿茶中旗枪、碧螺、珠兰、大方、双熏都行销国内，而珠眉、抽珍、凤眉、虾目、阵眉、贡熙等都销往国外。”上海本埠饮茶多以绿茶为主，北方市场则喜好花茶。徽州茶商根据不同的偏好和市场需求，及时转变制作工艺。
3 使用现代机器设备，提高生产效率。由于上海处在欧风美雨最前沿，因此容易受到西方工业技术的影响。土庄茶号开办之初，其炒制工具仍采用旧式铁锅，但在光绪初年（1875年），已出现了机械炒茶，铁锅炒制逐渐被电动滚动机取代。徽州茶商也积极采用机械制茶，徽帮茶厂中机器马力从三匹到六匹不等，动力机械被广泛使用。如源利茶栈为婺源茶商郑鉴源于1913年开设，主要加工红绿毛茶，1934年即雇佣工人一百二三十人，生产规模较大，使用“车茶机八部、轧茶机一部；分栈有较大车茶机六部、抖茶机一部、轧茶机一部”；再如汪裕泰茶号，1934年有职工二百人，“总店有捲茶机一部，原动力约十余匹马力，并置有运货汽车两辆。”
四、徽州茶商经营管理模式的转变
在民国时期上海众多的徽州茶号中，汪裕泰最为著名。汪裕泰茶号创建于1837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经历了上海社会经济变化最剧烈的时期。据《徐川村志》记载：“余村汪立政公……于前清道光初年，首创汪裕泰茶号于沪南。公首用五色茶罐，价格便宜。道、成年间，徽人在沪开设茶肆者益增加，独汪裕泰业务隆盛，蒸蒸日上，魁其正。前后三十年，相继在上海、苏州、奉贤等地，创九肆。”
汪立政去世后，汪裕泰茶号在其子汪松柏、汪惕予经营下有所调整，先是将苏州、奉贤各处分店收歇，收缩为老北门和五马路两店，但这两店每年盈利颇多。其后又开创三号、四号店。1927年，正当汪裕泰四号店务需人打理的时候，汪惕予之子振寰自日本早稻田大学学成归国，未尝工作，为过渡计，就由其主持店务，汪裕泰的辉煌业绩即由此开创。关于汪裕泰民国时期的经营情况，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做了详细的调查。根据这些调查资料，我们可以总结出民国时期汪裕泰茶号在经营模式上的特点如下。
1 加强管理，广设经销网点，开拓营销市场。汪振寰一改委托经营的传统，亲自参与茶号的经营。他本人随茶行老辈学习营茶技艺，并且“采管理处制度，指挥分店”，于1927年在西藏路陆家观音堂对面新开汪裕泰总栈，内设五号门市部，继在浙江路北面设立六号门市部，又在福履理开设七号门市部。汪振寰经常到各号指导，规范营业，做到老少无欺。到1940年，汪氏七家茶号的格局基本未变。此外汪氏在杭州汪庄亦设一茶号，汪振寰自为经理。在规范管理的基础上，努力开拓营销市场。
“销货主要去路为本埠各大公司茶叶部及罐头食品公司，并自设门市部三处直接销售本埠用户外埠客户有香港荣丰公司、广州荣泰公司、天津衡茂茶庄、重庆大西农业公司、成都裕昌源茶号，另有兰州、九江、济南、苏州、镇江等茶客向其订购，国外销货客户伦敦、纽约、旧金山、北非、挪威、新加坡、马尼拉、加哥、澳洲等地亦有小额订货，北非自设办事处直接推销洋庄绿茶”；同时“寄售于三大公司及各伙食五金店”，利用百货业营销网络销售，创造了不菲的销售业绩。1946年，最高销货额每月20万斤。自1934年到1940年，其营业额保持在100万元至300万元，盈利也在10余万元。该茶号的经营范围囊括了毛茶收购、加工制作、出口、批发和零售等各个部门。该号开设有七家分号，分号之多“几为上海妇孺皆知，在同业中首屈一指”。汪裕泰以茶叶零售起家，逐渐发展至以制茶、批发、外销、零售兼营，其员工一度达到200人之多。
2 采用灵活的融资形式，增强竞争实力。该号冠以独资，主要通过银行和钱庄进行融资。档案中记录了部分与汪裕泰往来的银行和钱庄，包括赓裕、承裕、永丰等钱庄和汇丰、大通、上海、交通、中国、中国国货等银行。以下为一份该号与银行的来往文书： 查东行透支户汪裕泰茶号原定额一万元，顷该东汪振寰君来商，近茶叶销路甚畅，需款周转，要求将该户透支额改为三万元。敞以汪君所称尚属实情，且该户亦颇殷实，业已准予照办，并于今日发致金宗城君一电文曰：“宗城兄汪裕泰透支汪振寰兄来商改以三万元为度请照理”等语请予照理外，用特函达上祈，洽转东行为荷……
此份档案记录了1928年茶叶销售旺季汪裕泰向上海银行争取加大贷款额度并得获准的事例。为了方便向银行借贷，汪裕泰将自己的资金存储于上海各银行，如上海联合征信所记录了1946年汪裕泰的存款情况：“上海商业储蓄银行34683431元；国华银行84986807元；中央信托局4174982元；中国农民银行2050262元；杭州农工银行4271200元；工矿银行23656000元，共计153822682元。”上海优越的金融环境为汪裕泰扩大经营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3 注重广告宣传和品牌效应。在销售上，汪裕泰注重品牌，注册了商标。“沪地冒牌甚多，为避免鱼目混珠，乃向上海总商会转呈内政部申请注册，特加‘金茶’商标为记，比别真伪。”同时从包装上做文章，宣传自己，“颇能利用广告宣传及注意出品装潢，小厅红茶装饰精美，寄售于三大公司及各伙食五金店。”笔者在上海市档案馆中查到一份汪裕泰的广告纸：顶部为“汪裕泰茶号”五字，下置三罐茶叶，两个园罐一个方罐，颇类似今日茶叶包装，其中一瓶倾倒，外溢出绿茶。茶罐上均有“汪裕泰”三字，底部用英文字母写有“Wangyutai”字样，并配有彩色图画。其中方形罐上以外滩为背景，主体为黄浦江上的一艘单人独摆的运货小船，从货物的摆放看应为茶叶，旁绘有一艘大型轮船，颇有现代气息。在茶罐的侧面用隶书写有“焦味含胸益数庐，仝之七新香沁齿”，系出自陆羽《茶经》。三个茶罐上方用四列斜体竖排字写有“品质优良、制法精洁、价目公道、装潢雅致”。在广告纸左下方注有六家分号的地址与电话。
汪裕泰曾在一些报刊上做广告，是较早在《申报》刊登售茶广告的中国茶号。其中一则广告内容为：“汪裕泰茶号、自行剔选、优美茶叶、运销海外、名驰退迩，总办事处上海金陵西路179号。”旧1919年5月15日的申报登载了汪裕泰第四茶号的广告，该广告回顾了汪裕泰的历史和所获荣誉：“本号道光初年创业，共设四店，发售茗茶。南洋劝业会、江苏省地方物产品评会、农商部国货展览会、美国巴拿马赛会均得头等奖章，足见价廉物美，早为世界推许，现因提倡国货便宜主顾起见，所有名茶数百种，装潢精美，定价低廉。凡蒙赐顾请认‘金茶’商标为荷。”
汪裕泰茶号的经营管理改革反映了徽州茶商的普遍做法。即在广告宣传上，各茶号可谓尽显神通。1929年，程裕新茶叶店筹划推出一种新标牌茶叶——博士茶，委托胡近仁给胡适写信，欲请胡适做博士茶广告，并在信中附有博士茶广告文字清样（胡近仁是胡适的族叔）。胡适一方面拒绝以名声做广告，另一方面对广告词作了评论。“博士茶”虽然未能面世，但是该号的广告意识可见一斑。胡适先生曾多次为程裕新茶号题字，如“程裕新第五茶号”，长期被悬挂于该号。在包装上，该号制作了“机制美术彩花花瓶”。除改进茶叶装潢外，该号还采用防伪措施，即在门市销售的各种茶叶瓶内，一律加置内防贴，以便顾客鉴别。
徽州茶商早期多采用同乡合股的形式经营，通过吸引同乡存款的方式，增加经营资本。胡适先生曾说：
“父亲死后，只剩几千两的存款，存在同乡店里生息，一家人全靠这一点出息过日子。后来存款的店家倒帐了，分摊起来，我家分得一点小店业。我的二哥是个有才干的人，他来往汉口、上海两处，把这点小店业变来变去，又靠他的同学朋友把他们的积蓄寄存在他的店里，所以他能在几年之中合伙撑起一个规模较大的瑞兴泰茶叶店。”此种存款多基于地缘信誉，资方不参与具体的经营，给了筹资方较大的活动空间。民国徽商依然延续这种传统，如慎源茶栈的合伙股东包括：“孙勤堂，年六十岁左右，安徽婺源人，向为茶客，约有资产六十万元；洪敬齐，年五十余岁，安徽祁门人，经验殊丰，曾任恒记茶栈股东兼经理，约有资产五十万元；吴子芹，年四十余岁，安徽婺源人，现为该栈司帐；孙子茀，年四十余岁，安徽婺源人，系孙芹堂之长子，本业出身，经验丰富，人颇诚恳，现兼为怡诚祥茶厂厂主兼经理，其弟子缓，现充任该栈同事，”四位股东均系徽州人。另外，徽州茶商也开始跨出地域的界限接纳外帮入股，如1938年源丰润源记茶栈的股东中有两人：“方镜清，年六十余岁，安徽人，现为镇江公益茶行店主，约有财产二十万；杨树荣，年六十左右，广东潮州人，约有财产十余万元，现因年事已高，赋闲家居。”这种传统的融资形式在民国时期为徽州茶号广泛采用。
徽州茶商也析出资本与其他地域茶商合作，参与大型茶叶公司的组建和管理。中国茶叶公司是战前实业部联合地方政府和茶叶界商人共同出资成立的一家官商合办公司，吸收了从事茶叶出口贸易的著名茶商，其中就包括汪振寰、洪孟盘（洪源润茶栈监理），他们是上海徽州茶商中成功商人的代表。
那些资本薄弱、从事零售（门庄）的徽州茶叶店也在经营上作出了积极努力，并赢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间。这里仅以取源泰茶漆号为例，该号分两店：一在上海法租界敏体尼阴路褚家桥；另一在上海小南门糖坊街65号。其营业范围为：制造徽墨，贩卖茶叶、生漆、颜料等，与中国女子银行有借贷关系。“该号每年制墨两百余担，每担价值七十元左右，以批发居多，至于茶、漆、颜料等则均系门市零售，且皆系现金交易，所雇职工大多为店主之同乡或族人，服务忠实，从无纠纷。”该号代表了兼营茶叶店的特点：资本较为短少，且多系独资，为弥补资金不足，亦求助于银行和钱庄等近代金融机构；茶叶的采购，多向上海的茶庄批购，以此降低经营成本；兼营较普遍，因茶叶属季节性的商品，因此兼营成为小型茶叶店的生存之道，且兼营商品多倚重徽州本土的传统商品，如漆、墨、火腿等。
上海徽州茶商经营范围广泛，在上海茶商市场中占有重要的份额，从零售到出口，徽州茶商均有涉足。上海社会经济的变迁对其影响甚巨，但徽州茶商没有拘泥于传统的经营模式，适时调整了具体的经营手段，适应了民国时期的上海社会。
五、结语
民国时期徽州茶商面对上海社会经济变迁的挑战，成功地适应了新的环境，实现了转型。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获得许多有关中国经济转型的经验与启示。
1 传统产业在面临近代化冲击时，只要灵活应变、不固守成规，是能够逐步适应新的市场环境，并显示出生命力的。徽州茶商在这方面表现出了卓越的才能。他们敏锐地认识到市场的变化，并快速地采取应对措施。在转型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资金的不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徽州茶商采用了灵活的融资策略，一方面利用传统的同乡合股、吸引存款等方式，另一方面向近代金融机构借贷。同时，在生产上，迅速实现了产品的多样化，根据市场的需求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在经营管理上，大胆采用现代营销推广手段，改进包装，积极参加各类同业评奖。灵活的应变能力是徽州茶商成功转型的根本原因，也是传统产业适应近代化冲击的根本素质。
2 某些传统因素在近代化市场中依然具有其独特优势。徽州茶商在适应近代化市场冲击时并没有将传统的因素全部放弃。他们只是革新不适应现代化发展的因素，同时很好地利用了传统因素的长处。比如在融资上，大量吸收同乡入股或存款。这种融资方式是以同乡之间建立的信誉为基础的，而这种信誉正是长期积淀下来的徽州商业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至今，类似的同乡信用融资依然在中国的经济领域发挥作用，较为显著的事例就是温州的民间借贷。这种民间借贷在国有垄断金融体制下，有效地缓解了民营中小企业的资金短缺问题，并将在未来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杨教授说：“要使中国经济在未来十年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必须让民间资本主导投资。”当然，随着民间资本投资的不断扩大，规范这种融资行为也非常必要。“民间资本已经成为资本市场的重要成员，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对其要进行引导而不是遏制，引导须法律先行。”
3 中小民营企业在应对市场变化时的比较优势。在抗风险能力上，中小企业的确有不如大企业的地方。但是，我们从徽州茶商在经济转型期的表现中可以看出，中小企业在面对市场变化时具有反应灵活的优势。这一点弥补了中小企业在抗风险能力上的弱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