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整体上看西域少数民族文学,由于地处丝绸之路中段,我们可以发现它具有一个特征,即发展、衍变过程中的世界性语境,这得益于在丝绸之路上进行的中西文化间广泛而深刻的交流。中国哈萨克文学从产生到发展的过程中,就一直受到中外文学的影响,从而表现出鲜明的中外文学的审美倾向。具体来说,对中国哈萨克文学造成深刻影响的主要有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学、汉族文化与文学。
关键词:西域 少数民族文学 世界性语境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法国比较文学教授艾田蒲在研究东西方文化关系时曾指出,人类任何一种形式的交流,哪怕是物质的贸易往来,都要打上交流双方的价值观、哲学观的烙印,都是文明的交流、哲学的交流。他在谈到古代丝绸贸易时指出,罗马妇女一旦披上了由丝国人制造的披巾,她就分享了那些东方人的价值观,因为任何商品本身都带有一种实用哲学和生活学说。“丝绸无疑给西方人提供了一个华丽物质之本质的真正的哲学问题”。
如同实物的交流携带来一种对方的价值观念一样,文化、文学的广泛交流也难免会带来对方的审美观念。中国哈萨克文学从产生到发展的过程中,就一直受到中外文学的影响,从而表现出鲜明的中外文学的审美倾向。具体来说,对中国哈萨克文学造成深刻影响的主要有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学、汉族文化与文学。
一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影响
波斯又称伊朗,在历史上以今天的伊朗为中心,也包括阿塞拜疆、阿富汗、印度北部、两河流域等广大的中亚、西亚地区。中国与波斯文学的交流源远流长,新疆地区很多少数民族语言,包括哈萨克族语言都受到了波斯语的影响。这不仅是因为丝绸之路上相近的地理位置,而且还因为哈萨克历史上的宗教信仰也同波斯有密切关系。除了佛教以外,哈萨克族还曾经信奉过袄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袄教和摩尼教都是起源于波斯的古老宗教。景教作为基督教的一个派别,也是经古波斯进入哈萨克先民部落的。东汉时最早将印度佛教文学翻译成汉语的是公元148年来中国的波斯(时称安息)人安世高。由于波斯与我国新疆地区的密切的文化关系,从而使波斯成为印度故事集《五卷书》传入哈萨克草原的一条重要渠道。
中国与波斯、阿拉伯在历史上的物质文化交流不断,波斯、阿拉伯文学作品中也都留下了许多关于中国的描述。如,在古代波斯故事中,有中国著名建筑师狄福应邀前往波斯修筑具有中国园林独特风格的九亭宫的情节,也有马佐班国王的王子千里迢迢专程前来向中国公主马葩丽求亲的故事情节;阿拉伯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书中有多处直接提及中国,如著名的《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中,辛伯达第七次航海曾来到中国,并在中国娶妻。另外,书中还多次提及中国商品、中国人。在交流的必经之路上,在西域民族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找到更为直接的例证。
在中国哈萨克族神话《迦萨甘创世》中,迦萨甘被派遣并佑助太阳和月亮日以继夜、无所畏惧地追逐驱赶黑暗恶魔。波斯创世神话中,天神阿胡拉・玛兹达创造了天地万物,并派遣太阳与黑暗进行斗争,这与波斯的索罗亚斯德教的基本教义,即光明与黑暗的斗争相一致。哈萨克族创世神话中的光明与黑暗的斗争明显有索罗亚斯德教的痕迹。哈萨克族的这则神话只是将波斯神话中的阿胡拉・玛兹达换成迦萨甘的名字罢了。
季羡林在《一个流传欧亚的笑话》一文中曾说到,虽然“人类心灵的活动有时候可以非常相似”,但是“创造一个笑话同在自然科学或精神科学上发见一个定律同样地难”。我们并不否认不同民族心灵活动的“相似性”,但是,上述两个民族神话惊人地相似,而且由于丝绸之路的开通,两个地区地域相邻、贸易往来频繁,使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其中存在着某种渊源的关系。
由于丝绸之路的纽带作用,历史上中国和阿拉伯始终保持着经济贸易上的频繁往来和文化上的广泛联系。阿拉伯文学对哈萨克文学的浸染与伊斯兰教的传入,使二者相辅相成、息息相关。古代西域流行过萨满教、道教、摩尼教、佛教等宗教,但由于公元10世纪初喀喇汗封建王朝正式接受了伊斯兰教,通过大力提倡、扶植伊斯兰教,同时在所谓圣战的旗帜下的武力传教,再加之苏菲派长期广泛的游历宣教活动,使得伊斯兰教这种具有东方仪式、适应性强的新兴宗教在西域获得长足的发展,终于在公元15世纪后期取代了上述各种宗教而成为该地区唯一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宗教,实现了伊斯兰教信仰的一元化。公元11世纪,两部突厥语的文学作品《福乐智慧》和《突厥语大词典》的问世,标志着伊斯兰教在突厥人的思想观念中已彻底占据了统治地位。
因伊斯兰教在丝路地区的传播,哈萨克神话在流传过程中往往被增添了许多伊斯兰教的色彩。如在流传于阿勒泰地区的《天与地的由来》这则神话中,神创宇宙天地的过程与迦萨甘大致相同,只是创世者变成了上帝:
“据说,上帝花了六天的时间创造了天,花了七天的时间创造了地,剩下的就由礼拜天来补上了。于是在哈萨克语中,就有了‘六重天、七重地’的说法,把天和地创造完毕的那一天叫做礼拜天。”
从这则神话可以看出,伊斯兰教传入西域以后,该地区很多古老的神话被赋予了很浓厚的伊斯兰教意味。
二 印度文学的影响
印度文明源远流长,印度文化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印度最古老的吠陀两大史诗、波尔尼的梵语语法体系、以迦梨陀娑著作为首的古典梵文诗歌和戏剧,以及流行于印度民间的寓言、童话故事等,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世界各地,对世界文化和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印度文学也对哈萨克族文学产生了显著影响。特别是印度古代的寓言、童话等,通过《五卷书》等作品的中古波斯文和阿拉伯文译本,传遍了欧亚大陆直至非洲。丝路上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等民族的民间故事都有不少来自《五卷书》。《五卷书》是古代印度的一部著名的童话寓言集,它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童话和寓言的发展,有着广泛深刻的影响。而哈萨克族民间文学中存在大量的来自《五卷书》的故事,应当与佛教的传入,尤其是佛经的翻译有很大关系。在哈萨克族历史上,大玉孜和中玉孜都曾信仰过佛教,如康居、大月氏均信奉佛教。东汉末年及魏晋时期,与哈萨克族有着族源关系的康居、月氏等部出现了一批杰出的佛经翻译家。因此,佛教的那种将教义融化于生动形象的故事之中加以传播的方式,使佛教很容易就得到了哈萨克族人民的认可。印度文学通过佛教的传播,对哈萨克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 汉族文化的影响
自秦汉起,已有不少汉族人到了哈萨克草原,而汉代以来,就有汉朝的军人和官吏驻屯于天山南路各地,汉文化也随之来到这里。出土资料证明,那时中原的历法、占卜、药方、算学、小学等文化知识就已经来到西域了。但是唐代以前西域地区的汉文化仍以西域中的汉人的文化为主,西域诸族所受汉文化影响及感化不多。这一点可以从史书提及的龟兹王仿效汉天子,仍招一般人之嘲笑看出,也可由地下出土的钱币为证。
虽然唐以前汉文化于文字章句方面对西域民族的影响,迄今仍未发现证明材料,但是两种文明,只要相互接触,多少总有影响。哈萨克族的动物纪年法即源于汉民族的十二属相,因为它选用的十二个动物与汉族完全一样,顺序也完全一样,而且直接借用了“龙”这个在汉民族心目中具有图腾意味的、并非现实世界实有的动物,甚至关于鼠如何成为十二动物之首,哈萨克族中也流传着与汉族大致相同的传说。十二种动物中,鸡、猪都是罕见于草原而为农业民族汉族所惯养的家禽、家畜,鼠是盛产粮食地区的伴生物,猴则是生长在关东、关中、江南、巴蜀的茂密山林里。在用作纪年的十二动物中,同草原生活密切相关的狼、鹰、鹿等则一概阙如。可见这一纪年法应当是由农耕地区扩散到草原上来的。现今发现的古突厥文碑都是用动物名称纪年的。如《芘伽可汗碑》载:
“朕父可汗…狗年十月二十六日崩,猪年五月二十七日安葬。”
迄今发现较早的使用十二属相纪年的是8世纪中叶建的突厥文《磨延啜碑》和《铁尔浑碑》。德国探险家在高昌遗迹中所获的文书中,发现有一分别用索格底、中国、突厥三种语言标记的历书断简。以上这些是汉文化对西域产生影响的直接证据。
唐统一全国,楚河、塔拉斯河流域都归入唐朝版图,政治、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大批汉族军民西徙定居,使得这一带汉族人口骤增,诸多文化传入草原,对当时及后世的草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在草原地区发现的聂斯托里派(又称景教,为基督教的一支)墓石,即是唐武宗灭佛后,在长安的景教徒与众多的回鹘人一起,从长安逃至草原时传播来的。入唐后,西突厥豪酋悉授唐官爵,不少人恣意出入两京,在饮食、服饰上均受汉影响。西突厥上层人物大都受过良好的汉文教育,多使用汉文作为交际语言。突厥族著名政治家暾欲谷在其自撰的《暾欲谷碑》第一行写道:
“我,英明的暾欲谷,本人受教育于唐,突厥部众臣属于唐。”
在唐代,不仅汉族,而且各族人民均以大唐子民而感到由衷的自豪,以致到唐朝被推翻,唐家子、桃花石的称号还深入人心。这一时期汉文化对西域文化渐渐产生了实质上的影响。在哈萨克文学中有一则流传很广的故事《木马》,很有可能源于汉族的鲁班的故事,而《五卷书》中《金翅鸟》的故事也源于中国的鲁班故事。
关于鲁班以巧手高艺制作木鸟的传说,早在战国时期即开始形成。唐人笔下的《鲁班作木鸢》,已具备生动完整的情节。
我们可以这样勾勒这个故事传播的过程:鲁班造鸢的故事有可能在唐代中国同印度、波斯之间频繁的文化交流中,由“丝绸之路”传到印度和波斯,哈萨克族人民又对它进行了本民族化的改造,哈萨克民族将鸟儿改为能飞的木马,操控飞行物方法则由击楔变为扭扭马耳朵,但仍保留了探望(寻找)妻子的主题。但是,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文化氛围、接受心理等因素的不同,同一则故事在不同民族文学那里的形态是不同的。
辽代统治者契丹族虽以游牧业为主,但它所统治的地区却包括了北部中国大量的汉人,引用了不少汉族封建地主阶级的儒生,吸收了汉族不少原有的封建政治制度,所以终辽一代,汉化很深,特别是辽末,汉化更深。蒙元时代,色目人的汉学修养更成为文学与文化史上一个蔚为壮观的景象。在蒙元时代,出现了一批能够用汉语进行创作的西域少数民族作家绝非偶然,它是包括哈萨克文化在内的西域文化长期深受汉文化濡染的必然结果。这些被陈垣称为“华化”作家的思想和创作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了西域少数民族文学对其他文化的接受情况。
综上种种,不难看出,哈萨克文学一直都处于一种世界性的语境中。哈萨克自古以来就处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地段中,尽管其文化传统相对于那里的定居民族而言,保持着较强的独立性与持续性。然而这并不影响他们把外来文学的很多元素融入到自己民族的文学传统中去。
参考文献:
[1] 艾田蒲:《中国之欧洲》(第一卷),巴黎加利玛出版社,1988年版。
[2] 孟昭毅:《丝路驿花》,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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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季羡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5] [日]羽田亨,郑元芳译:《西域文明概论》,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
[6] 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编:《韩儒林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7] 项英杰等:《中亚:马背上的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8] [日]羽田亨,郑元芳译:《西域文明概论》,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
[9] 高永久:《西域古代伊斯兰教综论》,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
[10] 马学良等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1] 张炯、邓绍基、樊骏编:《中华文学通史》(第二册),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
[12] 牛龙菲:《古乐发隐》,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作者简介:
范学新,女,1972―,湖北浠水人,博士后,副教授,研究方向:民汉文学比较,工作单位:伊犁师范学院。
任金蔓,女,1987―,黑龙江大庆人,伊犁师范学院2009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汉文学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