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被认为是荒诞文学的始作俑者，《变形记》是上个世纪荒诞文学的经典作品，卡夫卡以平淡冷漠语调叙述的变形故事，被认为以荒诞的形式最真实地表现了那个时代的人与其生存环境的关系。桐华的《步步惊心》则是2005年开始在网络上登出的穿越小说。“穿越”无疑是近年来网络上备受关注的题材之一，作品大量登出，还没有经过时间的沉淀，评论界也褒贬不一。但是，《步步惊心》问世七年，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连年畅销，已被认为是清穿文的扛鼎之作。
“变形”是空间形态的改变，“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穿越”则是在时间中回溯，“二十斗五的单身白领张晓过马路时没有注意来往车辆……等醒时已经在这具身体前主人的床上了。”这具身体的前主人是清康熙年间廉亲王八阿哥侧福晋的妹妹——马尔泰·若曦。二者都改变了人与其生存环境的既定关系，在荒诞神秘使人震惊这一点上是相同的。
格里高尔从此开始了甲虫人生活，甲虫的外壳将其与社会彻底隔绝，成为一个永远孤独的灵魂。但是，他的生存环境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他与环境的关系，他被隔绝在环境之外，孤独焦虑，但是将其置于荒诞之中的并非某种有形的力的束缚，因而不是不能战胜，而是无从反抗。而穿越者张晓或者若曦则是一种双重的角色，既在环境之外，又在环境之中，在看似热闹的生存环境中，内心同样是永远的孤独焦虑。作为现代人被莫名其妙地抛入另一种生存环境，返还无门；生存在熟知的历史环境中，历史中人已被还原成血肉之躯，明知其步向不幸的结局，却无从改变。
谢莹莹认为：荒诞“指人受到自己无法理解无法左右的力量的控制和摆布，发现自己处在一种不能以理性和逻辑去解释的荒诞神秘的境况中，内心充满恐惧、焦虑、迷惑、困扰和愤怒，但又无可奈何，找不到出路；那任意摆布人的力量是出自那样庞大复杂的机制，它又是那样的随意，它无所不在又无所寓形，人受到它的压迫却又赴想无门”。“穿越”与“变形”同样都是人受到某种无从反抗的力量控制，改变了自身与生存环境的关系，从这种变异的关系，反观现实中人及其生存环境。
人总是生存在既定的环境中，生存环境从生存方式到生存观念规定着生存其中的人，每个人按照规定扮演一定的角色，但是这种规定是与生俱来的，以至于我们无法将人与其生存环境或者说人与角色剥离开来，甚至于我们已经漠视生存环境之于人的规定，“我”就是某个既定的角色。而因“变形”或者“穿越”，人与生存环境的常态关系被改变，使人与其生存环境的关系因乖戾反常而被关注。
格里高尔生存在既定的环境中，被环境规定，是父亲的儿子、妹妹的哥哥，是某公司的职员黜司的下属，是医生的病人，是旅途中芸芸众生之一……承担责任，承担义务，作为客体，作为陌生者，都是其规定性，而目带着这些规定性才是格里高尔。“变形”将人与角色——环境对其的规定——剥离开，甲虫人在其他人人眼中不再具有格里高尔的规定性，不能承担责任、无法完成义务，甚至已经不能再作为客体或者普通的陌生者。
张晓是现代社会芸芸众生中最普通的一个，在能力、观念等方方面面都打着现代人的印记，这些标榜个性自由的现代人，却必然按照既定轨道无惊无喜地生存下去，最后湮没在历史的人群中无法凸显出来。“穿越”则使打着印记的现代人置于另一种——现实中不可能的生存环境中，以时间将人与生存环境剥离开，现代人置身于历史环境中，其现代的规定性在变异的环境中因特异而凸显。
“变形”与“穿越”都是将人与其生存环境清晰地剥离开来，人被孤立在生存环境之外，一切都变得陌生，因而无从掌控，日渐焦虑、恐惧。甲虫人只有思想再无行动，直至彻底被生存环境拒绝，郁郁而亡；张晓或者若曦虽经努力但仍无奈环境，最终也郁郁而亡。
卡夫卡曾这样谈论独特的自我：“人们不承认我的独特性；但由于我感觉到它的存在，所以我在这方面总是十分敏感和警惕，于是在他们对我的这种态度中看到了一种最后的判决。既然人们对我这种外露的独特性都作了判决，那么我那些掩藏着的独特性的命运就更糟糕了，我掩藏着它们，是因为我自己认识其中有些微不合理之处。”并且卡夫卡把“掩藏着的独特性”与“忽视义务”联系在一起，“我长时间读书的独特性所遭到的判决，现在通过我自己的手段延伸到那掩藏着的忽视义务的独特性上去了，结果使我的心情压抑不堪。”结果是“我恨我自己或者恨我的命运，把我自己看成坏种或者可诅咒的人”。
义务是生存环境强加于人的规定性，是对自由的限制，而渴望自由是人的天性，但是，正因为是生存环境强加于人的，也因此是生存环境对人的评价标准，而这评价标准也是生存环境对人的规定。对于被生存环境规定的人来说，天性渴望忽视义务，但是必须接受环境的规定，因而必须掩藏这一独特性，天性与社会规定性的矛盾，或者说从社会规定性的角度来看，天性是罪恶的。
《变形记》不仅使读者大为震惊，就连作家自己也被他创造那只“巨大的甲虫惊呆了”，因为那只大甲虫就是卡夫卡自己。因此可以认为，变为甲虫是掩藏着的“忽视义务”这一独特性的外化。作品中的甲虫人有人的思维，但是不再承担人的义务，不再是公司的职员、上司的下属，也不再承担家人基本生存条件的保障。拒绝了义务，拒绝了责任，必然不再被生存环境接受，而成为人们眼中可恶的异类。并且，“忽视义务”这一独特性尽管是格里高尔内心中最真诚的愿望，同时也被他自身判定为罪恶。“……一面感到极大的骄傲，因为他能够让他的父母和妹妹在这样一套挺好的房间里过着蛮不错的日子。可是如果这一切的平静、舒适与满足都恐怖地告一结束，那可怎么办？”他曾经为承担家庭的责任而骄傲，那么拒绝这一责任，必然走向相反方向。之后家人的生活果然艰辛起来，“世界上要求穷人的一切，他们都已尽力做了”。
尽管“忽视义务”是他庵藏着的真诚愿望，但是为家人“承担责任”则已经是作为人的格里高尔的规定性。他掩藏着的愿望外化为甲虫，他不再能为家人“承担责任”，但是，他爱家人，仍然渴望表达对家人的关心，渴望得到家人的关心。但是，就连他的关心也被家人视作伤害，暴君的父亲不用说，“从自己新生活的第一天起，父亲就是主张对他采用严厉措施的”。连他最关心的妹妹也表示：“对着这个东西，我没法开口叫他哥哥，所以我的意思是：咱们一定得把它弄走。”并且这样劝父母，“你们一定要抛开这个念头，认为这就是格里高尔。……如果这是格里高尔，他早就会明白人是不能跟这样的动物一起生活的。”当格里高尔逃离了他义务，也就逃离了他的角色，也就不再是格里高尔。作为人的格里高尔必须接受生存环境对之的规定，必须扮演他的角色，承担他的责任。这是已经接受了角色意识的格里高尔自己也承认的，“他怀着温柔和爱意想着自己的一家人。他消灭自己的决心比妹妹还强烈呢，只要这件事真能办得到”。之后甲虫人被自我消灭了。 可以说，最后消灭甲虫人的是家人的拒绝，是孤独无奈，更是作为人的规定性对其拒绝这一规定性的罪恶感。
卡夫卡作为犹太人生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他这样描写这个民族的生存：“他们（他的民族）被莫名其妙地拖着、拽着，莫名其妙地流浪在一个莫名其妙的世界上。”从个人的角度看，卡夫卡终生做着自己极其厌倦的工作，在给恋人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与写作的关系与我与人的关系是不可改变的，它们存在于我本质中，而不是暂时现象，为我的写作我需要孤独。”但是，生存环境要求他承担责任，“为你和为我的担忧是生活上的担忧，同属于生活领域，所以最终会同办公室内的工作调和的。但写作和办公室互相排斥，因为写作的重心在深处，而办公室位于生活的上面，似这般忽上忽下，人终会被撕成碎片。”因此，对于卡夫卡来说生存环境的要求与内心深处的真诚愿望互相矛盾，并且，前者与生存环境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对后者进行围剿，而后者才是真实的自我。卡夫卡的名言：“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这个“我”便是作者最真实的自我，这个自我与世界包括作为人的“我”构成对立。
甲虫人便是这种对立的表现，甲虫的外壳使得格里高尔彻底孤独，同时也成为一个连独立生存能力都没有的弱者，表现的是作者彻底的悲观无奈。
甲虫人既是人，又是虫；既不是人，也不是虫。在生存环境中被认为是已经失去了人的规定性的虫，或者已经具有了虫的规定性的“人”；而自我的确认则只能是人，具有“思”的特性，渴望与生存环境之间仍然是人的关系，付出爱与关心。但是，甲虫人格里高尔自己也明白：“说的话人家既然听不懂，他们就不会想到他能听懂大家的话。”
《步步惊心》中张晓或者若曦则既是现代人，又是古代人；同样既不是现代人，也不是古代人。在穿越后的生存环境中被认为是有着乖戾观念的古代人，被环境的认同率远远高于甲虫人的格里高尔。而在张晓自我看来，现代人的确认不可更改，但是逐渐接受古代人的规定性，渴望被环境认同，更渴望以现代人的观念影响环境。
将张晓与环境剥离开的是时间，将一个被现代社会规定的人放进重要的历史环境中，虽然由于观念上的冲突，有很多无法言说的痛楚，由于无法吻合的认知环境而孤独、苦闷。但是相对文明、进步的现代人与相对愚昧、落后的古代生存环境接合，因此更多的时候，穿越者张晓或者若曦由于历史后来者占有的信息，使得芸芸众生之一的她成为环境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现代人张扬的内心世界。
变形，改变的只是人，利用荒诞的形式更真实地表现生存在既定环境中人的被规定、不自由；穿越，则是人与环境相对的改变，是在另一种生存环境中表现现代人的规定性，同时也是以现代人的规定性审视历史，反观现代人的生存环境。
现代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已经可以充分满足，似乎获得了更多的自由，现代人也张扬个性，标榜自由，但是，现代教育、现代生存环境中的生存方式、生存观念却是他们无法超越的，他们无一不被打上现代人的印记，学习、工作、爱情、消闲，甚至幸福图景都是相似的。阎光才认为：现代教育“把教育对象化约为具有普遍人性、受动的、单一的知识人”。“将科学世界凌驾于生活世界之上，其结果无非是把一个原本充满无穷多样性的自然世界还原为一系列抽象的数字与符码，甚至将人也物化为抽离了精神、脱干了情感、仅为一息尚存的生物有机体。”
今天所谓80后已经基本完成教育步人社会、成家立业，文学包括受众最广的电视剧都有大量反映80后生存环境的作品，事业、爱情、家庭，物质享受、精神追求包括痛苦、矛盾及其消解痛苦矛盾的方式，都表面上千变万化，实际上万变不离其宗。他们的生命过程不过是一个预定过程的实现，或者是一次次复制中的一次，有付出的疲劳，却无获得时感性生命的释放，甚至无法确认他们为之付出的是否是他们自身生命的渴望。
穿越，将现代人置人另一个生存环境，体验生命本体本能的激情，进入不可预知的生命过程。自我意识已经充分觉醒的现代人，经历了漫长的教育过程，进入真实的生存环境时，自我被充分肯定，舍我其谁。但是，在现代社会这个大舞台上，更多的人只是配角，甚至只是作为背景的群众演员。十八般武艺，并不能得到充分肯定，甚至被漠视，被湮没于芸芸众生，连自我都无法辨认。而将这样的自我，这样的现代人放入另一个舞台，她的十八般武艺则不再是普遍的，定会因独特、优秀而在背景中凸显出来，被观看、被重视。
张晓或若曦在穿越后的生存环境中集现代人与古代人的优势于一身，有现代人张晓的知识观念，包括预知人物结局的信息，又有古代人若曦的家世与美貌。在康熙的宫廷中能够脱颖而出，受到康熙的赏识，及众位阿哥的青睐，更多的是依靠其现代人的知识。一首现代人耳熟能详的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令康熙耳目一新，“听惯了尧舜禹汤，今日这话倒是新鲜”；现代舞台技术及一首《一剪梅》令康熙龙心大悦，一介宫女的若曦竟令康熙真心喜欢。作为历史后来者对历史事件及人物结局的掌握使得她淡定，充满信心地坚守，态度上能够真正做到不卑不亢，在众多事件中帮助众位阿哥，这是她能赢得那么多阿哥青睐的主要原因。
当然，穿越者身上现代人的规定性也使其有着难以言说的矛盾痛苦，“毕竟在这里，谁会认为本质上人生来就是平等的？谁会认为即使是天子也没有权力让所有人都遵照他的要求行事？”与十三阿哥饮酒畅谈游玩，受到姐姐的训斥后：“在现代是经常做的，可是在古代，这么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竟然让周围的人反应这么大，我不禁叹气再叹气。”在很多事情上她都会认识到：“以现在的观点看无任何不妥，我不能用三百年后的观念来要求他的。”因此“心头悲哀又渐生”。
还有张晓或者若曦的一些作为女人的宣言：“我不愿意，我什么都不愿意，我只想好好地生活，找一个真正爱我疼惜我呵护我的人，而不仅仅是闲时被赏玩的一个女人。不要把我赐来赐去的，我是个人，我不是东西。”“姐妹共事一夫，在他们看来不失为一桩风流佳话，可却是我心头的一根刺。”这些被现代人标榜独立，在古代人看来叛逆的话语，也都是现代人宣言的又一次播放，只是面对的环境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