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你充满烦恼，不管什么样的烦恼――到咖啡馆去! 假如你的女友没空，不管是什么样的理由――到咖啡馆去! 假如你想当个一本正经的官员或一名医生――到咖啡馆去!
假如你正徘徊在自杀的边缘――到咖啡馆去!
假如你到处找不到你的信仰――到咖啡馆去!
假如你鄙视人类，但无法离群索居――到咖啡馆去!
假如没人愿意再借给你钱――到咖啡馆去!
――奥地利作家皮特・阿腾伯格写的《咖啡馆之歌》
假如没有愿意借给你钱――到咖啡馆去
在欧洲，我每到一地，肯定都要先去三个地方：教堂、墓地和咖啡馆，然后才走街串巷，逛博物馆。咖啡馆不仅是欧洲人重要的社交场所，也是他们冷眼观世的岛屿；既是旅人恢复体力的驿站，更是艺术家蜕变的角落和思想者神游的天堂。
“咖啡，这种普通饮料对思维有着强大的影响。与酒类相比，咖啡能够提高人类精神的警醒度和精确度，驱散沉滞、摇摆的思考方式，让真理焕发出光与热。”法国历史学家朱尔斯・米歇莱特对咖啡的赞美虽不科学，但真实可信。可以这么说：在今天，咖啡――这个来自非洲的“舶来品”，已经成为一本可以用来解读历史、透视人性、品味生活、激发灵感的“液体圣经”。
1500多年前，自从阿比西尼亚的山羊在东非埃塞俄比亚高原的野丛中发现了咖啡――这种能让它们单腿舞蹈的神果，人类的生活就开始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曾经成为欧洲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最流行的一种“液体语言”。
欧洲的咖啡馆业始于17世纪中叶，1645年在威尼斯开设了欧洲第一家咖啡馆，伦敦第一家咖啡馆诞生于1650年，紧接着，是汉堡、巴黎和维也纳……就拿当时人口只有几十万的布达佩斯来说，1887年竟有咖啡馆两百家！
咖啡丰富了欧洲人的社交生活，不仅激发了文人的才思、艺人的幻想和哲人的智慧，并且消除了凡夫俗子的身心疲劳。现在，全世界每天至少要消费22．5亿杯咖啡！实在难以想象，人类一旦失去咖啡将会怎样?如果非要我想象的话，我只能说：恐怖。没有了咖啡，也不会再有拜伦的诗歌、莫扎特的音乐和凡高笔下的星空，一半人会郁闷寡言，一半人会歇斯底里。
我在欧洲浪荡了十五年后，假如有人问我：“你总共学了几种语言？”我会掰着手指狡黠地数给他：“我会英语、匈牙利语，一点点德语，几句俄语和意大利语……再有就是咖啡语。”
咖啡是一门世界语。美国人一年能喝掉世界咖啡总产量的五分之一；欧洲人更是一天24小时离不开咖啡；出道较晚的日本人以巧取胜，不仅发明了“速溶咖啡”和“罐装咖啡”，还将10月1日定为“咖啡节”。今天的中国，咖啡已是小资的时尚语。
欧洲人吃饭：早上“咖啡+面包”；中午“咖啡+快餐”；晚上“咖啡+主餐”。欧洲人交际不在饭桌上，而是在咖啡馆里。在欧洲，咖啡馆是人们的户外客厅，在那里每位客人都是主角，而咖啡馆本身，就像客人的着衣与表情，是他们情感的注释。
因此，欧洲人少喜从众，崇尚个性，他们去咖啡馆，就像挑选选今夜的情人。
衔来咖啡的神鸟
史学家普遍认为，世界上第一家咖啡馆于1554年诞生在雄踞欧亚大陆交界的君士坦丁堡，即现在的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但也有人说，世界上的第一家咖啡馆开在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不管怎么说，有一点并无疑问：穆斯林人是咖啡馆文化的鼻祖。
1578年，一名穆斯林首次记载了一个名叫欧玛尔的阿拉伯神医：他的家乡是也门的摩卡，他能通过默祷为患者治病，结果被作为巫师被酋长驱逐。流浪中，欧玛尔又渴又累，栽倒在一棵怪树下。忽然，他看到一只大鸟在啄树上的红果，并像蝴蝶一样扇动翅膀，婉转啼唱。于是他摘下几枚煮水服饮，不仅气香味美，而且强力醒神。他采摘了许多果子扛在肩上，一路流亡，一路行医。后来，酋长被他的善意打动了，同意他带看“神果”赎罪还乡。
17世纪的叙利亚僧侣巴奈修斯则记录说：一位牧羊人在忏悔中讲述了一件怪事，他的羊群每走过一片灌木丛，就会跟中了魔咒一样突然兴奋地用后腿舞蹈。巴奈修斯当即让牧羊人带路，在那片有魔法的灌木丛里找到一种红色野果。他将野果采回，煮水喝下，之后能彻夜咏经，毫无困意。之后，他将煮好的果汁分给同伴，秘方很快传遍王国……事实上，巴奈修斯自鸣得意的“英雄事迹”是抄袭了当地的民间故事。只不过，他将故事中的僧侣改说成自己。
今天，人们大多接受“咖啡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说法。历史上，一些埃塞俄比亚部落确实曾于5世纪上半叶入侵阿拉伯半岛，并占领了也门一个世纪，也门的咖啡树种很可能是他们留下来的。换句话说：是战争的大鸟，为穆斯林世界衔去了第一粒咖啡豆。
咖啡是战争的礼物，这个说法颇伤阿拉伯人自尊。因此，在阿拉伯的许多古典文学里，要么说某某阿拉伯圣哲、学者是从非洲带回咖啡的功臣，或将发现咖啡的功劳归于那些从非洲购买奴隶的阿拉伯人贩。总之，咖啡从非洲通过也门传到阿拉伯半岛，大约在公元575－850年间。
从15世纪开始，咖啡开始在阿拉伯半岛大面积种植，咖啡贸易也逐渐活跃，精明的波斯人和土耳其人也知道了它的妙用，1554年，在土耳其首都诞生了世界第一家咖啡馆，很快成为了重要的社交场所。当时，法国学者戴文诺首次记录了土耳其的咖啡馆，并称客人们不分贵贱贫富都到咖啡馆喝用大锅煮好的咖啡，体现了平等的民主性。
第一批将咖啡带到欧洲的是云游四方的威尼斯商人。由于宗教矛盾，第一批咖啡到港时，遭到神职人员的抵制，许多主教、神甫联合上书，建议教皇将这种“腐蚀众生灵魂的黑色的毒水”逐出意大利。教皇克莱门特八世为平息众议，亲自品尝，并情不自禁地称赞说：“这种撒旦的饮料如此可口，如果只让不信主的人享用该是多大的遗憾。让我瞒着撒旦为它受洗，使它成为神的饮料!”就是这句话，为咖啡登陆欧洲大陆亮起了红灯。
蓝瓶子里的黑水
在欧洲，维也纳咖啡馆一向以严谨、品位和复杂著称。剧作家鲁道夫・维斯写过一出幽默小品，叫《咖啡馆跑堂应试记》，里面有一段风趣的对话。
应试者舒尔被考官提问：“假如小伙计听到有客人叫‘结账’，该怎么办?”
“他不能越俎代庖，该向上一级跑堂报告，然后由跑堂报告给上一级跑堂。”舒尔回答，“只要客人幸运，这话总能传到大堂领班的耳朵里。”
“要是客人又叫‘结账’呢?”
“他爱叫就让他叫去，反正领班不能马上过去。”舒尔胸有成竹地解释，“如果马上过去，就会显得不职业，不够档次。他哪怕背着脸抓抓苍蝇，也不能马上过去。”
喜剧也有教育意义。自从听了这段对话，我对在餐馆、酒吧等餐等水等着付账，即便在国内排长队办公文，也都陡然增添了几倍耐心。当然，维也纳的咖啡馆没这么可怕，如果说小品也有写实的成分，就是那里咖啡馆的侍者确实训练有素。
有资料表明，早在1668年，就有人在维也纳做咖啡生意，而咖啡馆的出现，则是在15年后。17世纪末，土耳其人入侵欧洲。 1683年夏季，土耳其军对维也纳发起第二次围攻，兵临城下，情势紧急。9月12日，一个名叫克
希斯基的波兰人自告奋勇地穿过土耳其人的严密防线，从波兰请来救兵，击败敌军，拯救了维也纳，克希斯基也为此立功。
克希斯基年轻时曾在土耳其生活多年。在那里，克希斯基不仅学会了土耳其语，而且对当地人的生活了如指掌。离开土耳其后，他一直在欧洲跑生意，即便成了英雄，他也没改变商人本色，奥地利人要送给他食物、奖给他武器，但他什么都不要，却在众多的战利品里看中了500袋被奥地利人认为是“骆驼饲料”的咖啡豆。
克希斯基仿效土耳其人将咖啡豆烘焙、研碎、煮好，然后到街上贩卖。起初生意并不好，维也纳人喝不惯这种苦味儿的“黑水”。于是，他巧动脑筋，先滤掉咖啡里的残渣，然后在“黑水”里加糖加奶…终于，咖啡的苦香随着克希斯基的名气被维也纳人接受。1684年，他在维也纳开了奥地利的第一家咖啡馆――蓝瓶子咖啡屋。
第一次去维也纳，我还真找过“蓝瓶子”，但没有找到。准确地说，不是没有找到，而是根本就不存在，克希斯基的“蓝瓶子咖啡屋”成为维也纳人记忆里的事。欧洲人的习惯跟中国人不一样，没有了的东西就真没有了，中国人却不这样，为了招揽缺少心眼的游客，恨不得连董永蹲过的茅厕和七仙女踩过的云彩都要“重新修复”。
前两天，我还不死心地跑到网上用google搜寻，结果还真搜寻出两个“蓝瓶子咖啡”，不过不在维也纳，都在美国。一个是开在印第安那州的“蓝瓶子咖啡店”，另一个是2002年才在加州注册的“蓝瓶子咖啡公司”。维也纳的“蓝瓶子”跟美国的“蓝瓶子”前后相差300年、相隔数千公里，可是如果你想再往上查维也纳第一家咖啡馆的历史，最先跳出来的是美国“蓝瓶子”。没办法，美国人就是聪明，自己有的自然会利用，自己没有的也会想法子利用起来。
女人曾是咖啡的敌人
早期咖啡馆是男性的专利，但它对女性生活的影响，并不亚于对男性群体。17世纪的德国旅行家欧莱利乌斯从波斯回来，首次从女人利益的角度列数了咖啡的“坏处”。他写道：“男人们由于热恋咖啡而不思性欲，使他们的妻子寂寞绝望……”
随着咖啡馆在欧洲风行，一度激化了两性矛盾。1674年，伦敦爆发了一次由女性发动的“抵抗咖啡运动”。行动起来的妇女们到处散发传单，递交请愿，呼吁关闭咖啡馆!救救她们的丈夫！她们担心丈夫“喝了咖啡后，就像泥沼里的蛤蟆，不仅食污饮泥，而且还会毫无意义地胡思乱想，无休无止地喋喋不休。”她们在请愿书里说，“咖啡导致男人浪费时间，损耗身体，并为了一小杯邪恶的、浓稠的、污秽的、苦涩的、令人作呕的黑水而破费钱财。它能够耗尽大自然赋予的所有财富，榨干他们身上的所有体液，使我们的丈夫变成了阉人，削弱他们的英气，甚至变得提早阳痿，精血殚尽，变成了在沙漠里萎蔫、干枯了的野草莓……”
针对异性的攻击，男人们理直气壮地辩驳：“咖啡馆是一所‘市民大学’，我们不仅能在这里保持头脑清醒，幽默风趣，还能使我们更具男性。我们必须在这里聊天，因为回家意味着回一个无趣的地方。”至于说“咖啡是否导致男子性冷淡”?英国旅行家托马斯早在17世纪初就记录过“咖啡壮阳”的奇特功效……
巴尔扎克曾经写过：“咖啡馆既是交易所、剧院休息厅，也是阅览室、俱乐部、忏悔间，这里适合从事一切日常活动，以至于一些已婚妇女根本搞不清她们的丈夫究竟在咖啡馆做什么?因为他们连写信都会去那家咖啡馆。”
当然，妻子们的抱怨并非不能理解，她们被冷落在家，无从排解压抑的情欲。于是，一些善解人意的咖啡馆老板不与女人为敌，而是聪明地采取了“引导”政策，不仅对店内装饰大下工夫，而且还在店内办格调风雅的沙龙晚会吸引女性。不仅对付了女人的抱怨，还增加了店里的生意。30年后，伦敦咖啡馆就开始有女客光顾。在那里，她们跟丈夫们一样享受男侍的服务。光顾的女性多了，咖啡馆更热闹了，风花雪月的绯闻也成了咖啡馆文化的主题之一。
朝代更迭，世相变迁。对欧洲人来说，进咖啡馆早已不再是男人的专利，甚至还出现了只接待女客的咖啡馆。在19世纪中叶的维也纳，就曾出现过设有“女士沙龙”包间的咖啡馆；一幅绘于1880年的插图画，便生动刻画了在德国一家“妇人咖啡馆”内女人们聚在一起交头接耳、蜚短流长的世俗景象。
进入20世纪，特别是女权运动的高涨，在咖啡馆这样的公共交易场合里的窈窕身影也越来越多。到了当代，特别是欧洲经过性解放的洗礼，出现了专为女性开设的咖啡馆，有的地方还上演男子脱衣舞…‘会不会有一天，男人们也会忍不住抗议？
永远的弗罗里安
2002年秋天，我应英国著名电影史学家、导演大卫・罗宾森邀请飞往意大利参加电影节。罗宾森先生得知我还是第一次到威尼斯，特意请他的好友、新西兰钢琴家塔马陪我整整转了一天。
圣马可广场是水城最热闹的地方，晴空下金光刺眼，人山人海，鸽子成灾。只要你竖起耳朵听听就会发现，这里百分之九十以上不是意大利人。塔马为了拉我在广场上喝一杯咖啡，竟在一家咖啡馆前足足苦等了二十分钟!最后，还是塔马硬着头皮跟两个韩国学生商量，四个人共用了一张咖啡桌。
我笑道：“天啊，这哪里是在喝咖啡，简直像吃麦当劳！”
塔马认真地回答：“你既然来了威尼斯，怎么也该在‘弗罗里安’坐一下。”
“什么‘弗罗里安’？”经他提醒，我才掉头看了一眼咖啡馆的招牌。
塔马告我，这家名叫“弗罗里安”的咖啡馆开业于1720年，虽不是欧洲第一家咖啡馆，但它是能够保留至今的、最古老的一家。我恍然大悟，难怪这么多人耐心排队，原来这里是“咖啡族”的圣地。
“弗罗里安”从一开张就人气十足，成为贵族、政客、文人和艺术家的聚集地。这里不仅是爱国者集会讲演、策划革命的司令部，还是各路文人、艺术家的聚集地。卢梭、伏尔泰、歌德、巴尔扎克……凡是到过威尼斯的人，有谁没在这里喝过咖啡呢？1854年，咖啡馆转手，新老板加宽店门，升高天顶，改变格局，重绘壁画。根据壁画的内容，人们将不同的厅堂分别命名为“议会厅”、“波斯厅”、“希腊厅”等，俨然一座华丽的宫殿，这个样子一直保持至今。
奥地利作家卡布列尔・巴瑞利描述为：“‘弗罗里安’就像玛莉莲・梦露香肩上羽毛披肩的气息一样无法形容。一间厅堂紧连另一间厅堂，之间的屋门敞开着，一面接一面的墙上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壁画――王子、美女和芳香依旧的花环，色调温馨，古朴浪漫，历久弥新。椭圆形、四方形的大理石桌一直延伸到店外的拱廊，店内点缀着堂皇的石柱。这儿有一间敞亮的厅堂，就像人的左心室，不断注入美艳的血液，并不断提醒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要注意休息。咖啡和饮料格外昂贵，使得人们不得不用肃穆的虔诚细心品尝。只要你坐一会儿，你就会明白这里为什么具有如此的魔力。惬意地坐在世间万物万事之上。”
意大利哲学家穆撒提从小生长在威尼斯，对“弗罗里安”怀了特殊的感情。 他说，“弗罗里安”的上午是生意人的天下，他们在这里推销产品，讨价还价，签订合同，“有人谈生意，有人讨论经济局势，还有人为一条行政令或法律条款辩论不休。不少律师在这里办公，向当事人提出明智的建议……”到了中午，咖啡馆的气氛变得慵懒松散，闲来无事的贵族男女泡在这里打情骂俏，眉眼传情，用无聊的方式打发无聊时光。晚饭后，特别是剧院散场或俱乐部打烊后，咖啡馆的热闹程度才渐达高潮。情侣们、学生们、艺术家和文人们，形形色色的人聚到一起，吵作一团，挤得没有立足之地，每个人都说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搜寻自己感兴趣的消息。穆撒提描述说，“所有的沙发和椅子都坐满了客人，这种氛围好得诱人，光是享受人群的拥挤和喧闹的气氛，就足以让人觉得――把钱花在这里值得。”
啡馆内亲密的陌生
2004年10月，我刚从北京飞回匈牙利，好友查尼的电话就追了来：他听说我翻译的凯尔泰斯作品已经在中国出版，特意约我出来一叙。
电话里，我们本来约好在“老地方”――卡斯特罗咖啡馆见，但是不到半个小时，查尼又突然改变了主意。他通知我到艺术咖啡馆门口等他。撂下电话，我觉得奇怪：查尼跟我一样，向来是个不喜欢跟“学院派”扎群的闲散家伙，我们以前约会从不会去这类不能放肆大笑、不能自由排气的地方。艺术咖啡馆位于歌剧院的斜对面。说是咖啡馆，但只在玻璃窗上写着并不显眼的“咖啡馆”字样，门楣上最显眼的则是“甜点店”的字样。在这里，游客们不但可以喝咖啡，还能品尝地道的匈牙利糕点。
露台上，人们惬意地坐在太阳伞下看报，写信，谈判，会友，或是仅仅喝口水或歇歇脚，咖啡的味道比中国的地道，价格也要比中国的便宜。在这样大艺术家出没的上流咖啡馆里，一杯普通咖啡只有1个多美元，一块蛋糕也不过2美元。对于旅客来说，如能在这里小憩片刻，看看街上匆匆的行人，得到的感受肯定不是一张相片能够容纳的。
查尼跟大堂经理打了个招呼，对方满脸堆笑地望望我，亲自将我俩引到大堂后部，请我们在左侧的一张双人桌旁落座。查尼执意让我坐在里面的座位，并诡秘地说：这个座位是他特意打电话为我留的。我夸张地撅着屁股朝椅子底下看了看，然后玩笑说：“糟糕，你给我藏的金条被偷了！”
朋友拍拍椅背告我：“你知道吗？这可是埃尔德迪坐了几十年的专座啊。”
听了查尼的话，我忽然感到诚惶诚恐，好像自己一不小心坐到了沾着女王体味的马桶上。我当然知道，埃尔德迪是有名的作家兼翻译家，据说年轻时也学过医。
咖啡馆开业于1898年，始终是音乐家、演员、艺术家和附庸风雅的贵族们聚会场所。咖啡馆虽几度易手，但始终保持过去贵族气十足的审美情调淡绿色墙饰，流线型家具，老式的吧台和豪华的水晶灯，就连接踵进出的客人个性的装束和风雅的谈吐，对一个偶然闯入的游客来说，都是咖啡馆的一部分。
当我从包里掏出《命运无常》的中文版送给查尼时，恍然明白了他请我来这里的用意。欧洲人表达友情的方式与中国人不一样，没送你“劳力士”，也没送你“老人头”，而是留给你一次回味永久的感情记忆。
这时，一位年轻服务生端来我们点好的糕点和咖啡，目光无意中落到了那本封面印有中匈文书名的《命运无常》上。当他得知是我将凯尔泰斯的作品译成中文后，立即跑到街口的“作家书店”买了一本匈文版回来，要我签字。
我推托说：“我是译者，又不是作者……”
年轻人巧妙地回答：“至少你是中文版的第二作者。”他还说，凯尔泰斯有时也来这里喝咖啡，如果有幸遇到，他会请作家将名字签到我的旁边。于是我签了字，并在想象中看到了作家的手。中国的咖啡厅服务生有可能追着“超女”“超男”讨签字，绝对不会理会作家或翻译家。
这时，我记起不久前翻译过的一句话：“亲密得几乎永恒了的熟悉的陌生。”凯尔泰斯的这句话，十分精确地表述出此刻我对这个咖啡馆的心情。
链接 单品咖啡介绍
摩卡：具有贵妇人般独特风味的摩卡，甘味滑润，且有独特的香气，丰醇的酸味，适合与任何其它咖啡配合。肯亚：具有厚实饱满的香味及均衡的酸度与苦味。几乎每一位咖啡业内人士都偏爱肯亚，因为肯亚具备冲泡一杯上好咖啡的各种特质。
曼特宁：其豆粒甚大、衣呈黄色或褐色、苦香、酸味不重却有苦味，产量较少，属高级品，是温和咖啡的代表。
夏威夷可纳：其豆大粒且具光译，烘焙后风味佳，具有圆滑、柔和的酸味。可纳与任何高级、中等的咖啡均很配合。
哥斯达尼加：在哥斯达尼加只允许种植上好的咖啡，且规定了种植咖啡的海拔高度必须在1500米以上。高海拔种植不仅有益于咖啡口味中至关重要的酸度的培养，且可抑制咖啡豆的生长速度，从而培养咖啡豆更醇和更丰富的品味。其豆粒大，酸性强，口味柔和细腻。
蓝山：生长于海拔2400～2500米的岛国牙买加的高地上，其山腹有加勒比海反射的太阳光线，将整个牙买加岛上的高山映染成蓝色，故而得名。其咖啡本色醇正且具均衡性，甘、酸、苦味优卓和谐，香味高且持久，如珠般滑嫩的触舌感，毫无疑问，蓝山是咖啡中的极品，当然价格也最贵。
印尼：具有强烈味道与热性。其特征为苦香，适应拼配，亦适于制ESPRESSO或其特色咖啡。
危地马拉：产于其肥沃之火山土壤上，且生长得益于充沛光照及丰足之降水。其隶属阿拉毕卡种，质优，蜡状，酸味较强，苦味不浓，故大量输往适饮此类口味的美国及法国。
坦桑尼亚：其品种特征为柔和的酸味，出色的香味及饱满的醇度。
哥伦比亚：是仅次于巴西的世界第二大咖啡生产国。口味丰美，均衡，特征为甘美醇和，韵昧十足，给人美感和享受感，是当今最为普遍接受与流行的咖啡品类。
巴西山度士：巴西是世界最大的咖啡产地和出口国，其咖啡豆粒大，香味高，有适度的苦味，亦有高质感的酸味，总体口感柔和、淡美和低酸度，若仔细品尝则回味无穷。
作者简介：余泽民，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臣掌系，同年考入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攻读艺术心理硒士研究生。90年代赴匈牙利工作，当过医生、大学讲师、翻译、编剧，曾主编华文(联合商报)，匈牙利记者协会会员。现定居国外，长期研究当代欧洲文学，翻译出版诺贝尔作家凯尔泰斯作品《另一个人》《命运无常》《船夫日记》《英国旗》。与汉学家和译匈文版《道德经》《县经》。多次在《当代》《十月》等杂志发表文章，中篇小说集《匈牙利舞曲》被选入2005年度“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