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快乐而言，一味用金钱来满足，无异于饮鸩止渴。 对于安全感而言，再多的钱都无法带来真正的安全。 美国某机构曾做过一项全球各民族快乐指标调查，对22个国家总共2万多人进行了访问，结果是：46%的美国人认为自己是快乐的；英国36%，印度37%，而中国只有9%。也就是说，十个中国人中有九个是不快乐的。
虽然现在各种所谓调查统计多如牛毛，不尽可信，然而这项调查却有让我们有些无力辩驳。看看媒体关注的要点，就能发现中国人真的不快乐：在过度竞争和强调名次、数字的背后，在太多强装的美好背后，暗涌不断的，是整个群体的焦虑和不安。
中国式快乐之失踪
当中国人的国际标签已经变成“粗鲁钱多”，当悠然的月色被霓虹取代，当古建筑可以推翻重建，当食品问题屡禁不止，我们发现，以往那些快乐被焦虑取代。每个人都匆匆忙忙没有时间停留，只为出人头地和赚大钱，为此人们愿意付出灵魂的代价，更别谈真诚和美感。
20世纪80年代之初，深圳蛇口率先提出：“时间就是金钱”。这个18世纪初期西方资本主义重要的价值观，从此成为中国人顶礼膜拜的座右铭——从此以后，中国人没有金钱就没有快乐，并且以为金钱和快乐成正比。于是无数人已经将赚钱，作为了人生的终极目标。那些清远的高山流水、桃花灼灼被抛在脑后；一切美好都被怀疑是否炒作，用来换钱；更有人利用善意来出名，再用出名来赚钱；审丑的搏出位一再成功，只要和社会接触就不可避免被其影响……到头来，人们发现，一味地追求金钱并没有带来快乐，却释放出了潘朵拉的恶魔。
新贵阶层轻松自如地追求着更多更大的财富，似乎永不会停歇；新生中产阶级拼命苦干，牢骚满腹，却是为着更大的房、更大的车、更新一代的手机。余下各类“屌丝”，在对物质的渴望与幻灭之间苦苦挣扎，陷入“山寨”而“苦逼”的生活。物欲，就像挂在大象鼻子之前的香蕉，牵引、拉扯着中国人的身体与神经，朝向一个没有终点、不知所以的方向。而生活与存在的本质，成为一个集体性回避的话题。
金钱至上的病毒
纯粹的金钱主义带来浮夸和攀比。笔者认识的一对法国夫妻和一对中国夫妻，都算是上层中产，都有一套面积约600平方米的“豪宅”。前者建豪宅的目的是为了有更多的空间以展出其收藏的艺术品，以及一小块自留地，满足其种植蔬菜的爱好；后者买“豪宅”的目的，是以此培养儿子的“贵族”气质。两个目的本无高低之分，但有意思的是，前者兼顾自己的嗜好与现实——收藏艺术品，可以减免收入税；而后者，为了这个听起来既美丽且可笑的理想，却忘记了现实本身：豪宅令他们背负上巨额贷款负担；而未来的“贵族”儿子无法理解父母的苦心，害怕豪宅的空旷，每晚必定与父母挤在同一间屋内，才能入睡。
在丹麦，捡垃圾的扬·迪翁可以和中产阶级为邻，并同样骄傲生活，他说不介意自己的谋生手段，因为没人对他的职业评头论足，每天只需工作五小时，其余时间都可以和家人朋友在一起。他的快乐源于平等。在新加坡，法律出奇严苛，甚至有残酷至极的鞭刑，但那里竟是亚洲最快乐的地方，他们的快乐源于法治。在印度加尔各答的贫民区，即便无家可归但也拥有一份虔诚的信仰，足以感慰灵魂，也足以彼此相拥相励，他们的快乐源于心灵相依。
而在中国，当我们习惯了什么都试图用金钱来购买和衡量，从此感染了一种痛苦的病毒，似乎没有金钱就没有一切，直接从唯物主义跳跃到了金钱主义。于是没钱的愤懑不已，有钱的对金钱更加饥渴。对于快乐而言，一味用金钱来满足，无异于饮鸩止渴。对于安全感而言，再多的钱都无法带来真正的安全。些许个体的挣扎，却不知何时，才能将整个群体带出金钱至上的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