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文革”中停止7年之久的大学及中专恢复了招生，不过，招生方式与“文革”前可不一样：符合年龄要求的工农兵只要“表现好”，经过革命群众推荐就有上学的机会。 “取消考试”的做法源于辽宁知识青年张铁生，他参加工农兵学员的资格考试时在试卷上给领导写了一封信，“愿意与领导谈一谈”。信的主要内容是，我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每天都要干农活，没有时间复习，对我进行文化考试是很不公平的，这是对工农兵的歧视。这封信在《人民日报》发表后，立即轰动全国，被称为“白卷英雄”。他被辽宁铁岭农学院录取。那一年开始到“文革”结束，一些准文盲或半文盲昂首挺胸地走进了各类学府，并且，毕业后包分配。
1973年，我在乡下当知青已有5个年头，实在熬得不耐烦了，一心想苦海逃生。当时的政治环境比“文革”初期相对宽松一些，队里剩，下的知青已经不多，我在劳动中表现还不错，贫下中农一致推荐我读中专。
一天，公社来电话，要我参加面试。走进简陋的“考场”，只见一位戴眼镜的老师正在要求一个女知青背诵24个节气的名称。我赶紧向旁人借了一本小册子，将24个节气一连默念了3遍。年轻人记性好，当轮到老师问我时我居然很流畅地背了下来。老师点点头，表示通过了。没经过多少周折，我幸运地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转化为“工农兵学员”，这种机遇是刚下乡时做梦都想不到的。
当年秋天，我带着简单的生活用品走进了湖南省财会学校。那一年，我刚好20岁。
财会学校的前身是本科制大学省财贸学院，师资阵容比较强大，虽然经过“文化大革命”暴风骤雨般的“洗礼”，有些图书居然能死里逃生地保存下来并供我们阅读，其中包括高尔基等作家的名作。我本来就喜爱读书，有了这样的机会，自然成了图书馆的常客。两年中，读小说的时间甚至超过了读专业书的时间。
除了少数知识青年以外，学员基本上来自家境不好的工人农民家庭，都很希望在学校短暂的时间里能学点东西，以便获得谋生的本领。同学们的学习态度还是比较认真的。一般是上午上课，下午在寝室自习。
上课时教室里很安静，老师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教学之中。有位姓袁的女老师口才不错，能将枯燥的会计学知识讲得很生动，几十年后我甚至还能回忆起她上课讲的一些精彩片断。下课后老师身边总会围着一堆学生虚心求教，老师则不厌其烦地予以解答。
我们只有两年的学习时间，其间还要参加政治运动和体力劳动等等。尽管如此，大多数人走向社会后边工作、边刻苦自学，努力提高业务水平，加上当时的财务工作基本上是手工操作，对文化素质的要求不高，故基本能适应工作的需要，有的还成了单位的骨干，甚至担任了银行行长或副行长。
令人遗憾的是，学校为了提高教学质量，第二学期结束时提出了学员要考初等数学的要求，消息刚刚传出，就激起了一片激烈的反对声，有人甚至贴出大字报，说校领导是在“迫害工农兵学员”，要求考试是“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的复辟回潮”。考数学一事就不了了之。学员们之所以强烈反对考试数学确实是有“难言之隐”，那就是，数学基础实在太差，担心出洋相。实际上，我们当时如果能认真地补充点数学知识，对日后的工作学习还是有好处的。
我们上学期间正遇上了如火如荼的“批林批孔”运动，“四人帮”将斗争的矛头直指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并不清楚内幕，于是积极响应号召，热情地投入到运动之中，甚至将大字报贴到了长沙五一广场。上级要求“批林批孔”必须联系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学校的书记校长自然也成了批判的对象。不过，批来批去，实际性的内容并不多，与表面上轰轰烈烈的场面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当时，教育领域强调的是“实践第一”，我们除了课堂学习，到基层学习成了重头戏，次数很频繁。我们在人民银行长沙碧湘街办事处、岳阳云溪营业所、衡阳城北办事处、石门县支行的实习是上柜台操作，以增添实践经验，在桃源县的实习是“整顿信用社”，审查信用社的账目，找到“四类分子”借钱不还的“阶级斗争新动向”。现在想起来都好笑。当时国民经济是那样的困难，信用社的家底很薄，连贫下中农都贷不到款，“阶级敌人”想借钱无异于痴心妄想。我在桃源县巴茅州“工作”了将近两个月，收获实在有限。唯一值得“称道”的是查处了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头。实际上，他不过是借钱给生产队的熟人收取了一点利息。我责成他将利息退还后，也没过多地予以追究。
“文革”结束，“工农兵学员”的名称也成为了历史。由于不必经过考试就可以入学，导致后来推荐中“走后门”的现象愈演愈烈，加之学员的文化基础普遍不好、学校传授的知识十分有限。许多人走上工作岗位后显得比较平庸，自然受到社会的歧视，就像“文革”时期人们用冷眼看待“黑五类”子女一样，很多人对“工农兵学员”嗤之以鼻。
平心而论，也有―些学员目光比较远大，进校开始就想方设法地排除干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专业书”，有的还苦背英语单词，为日后的治学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比如，现任西安交大校长的郑南宁就是与张铁生同一届的“工农兵学员”，他从入校起就认定了文化科学知识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想方设法挤时间读书，在新时期一举考上了研究生并留学日本，学成归来后在学术方面作出了突出成就，被评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当然，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就我而言，当年阅读的课外书籍多少弥补了我文科知识的欠缺。高考制度恢复后，我凭借读中专时打下的文化底子，再经过拼命的复习，1978年被湖南师大历史系录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