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人见到我，都想象不出从前的我是什么样子。如果我不讲，那将永远是一个谜。 16岁的时候，我在高原上一个很破落的镇里读中学，我从家里背来10斤红薯和一袋子莜面，住在可以做饭的10人宿舍里。冬天来临的时候，没有炉子取暖的房间里，已经冷得滴水成冰。深夜下了晚自习，我常常不脱衣服就钻进被窝里看书，以抵御漫漫寒夜的侵袭。
我能够承受艰苦的生活条件，毕竟求学的机遇并非垂青于每一个人。我珍惜着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在期末考试取得年级第一名的成绩后，我才觉得有脸去乘坐6元钱的大巴车回到远在牧区的家。一路上，喜悦像被浸润得酥软的油糕里的油，一层层密密地渗出来，一直持续到我看见熟悉的毡房，它远远地伫立在白雪皑皑的呼伦贝尔草原上。
我冲进毡房，黑魃魃的一片，没等我反应过来，哥哥冲过来，朝我一通拳脚。父亲费了好半天的工夫，才把他拉进另一间房。“他比以前更疯了!”父亲蹒跚着走过来，唉声叹气，说雪化了他不能出去做工了，他的腰在建筑工地上被高空坠落的一块钢板砸伤了，现在腰伤愈发严重，身形也愈发佝偻了。母亲在另一间房里掉眼泪，为了给哥哥治病，家里的牛羊已变卖得所剩无几，而哥哥的病情却丝毫未见好转。
那个春节，是我16年来第一次懂得什么叫“绝望”。家里拿不出多余的钱再让我去缴明年的学费，我不知道我的学业还能不能继续。临近开学的日子，我还是决定去一趟学校，希望可以凭借第一名的成绩请学校减免我的学费。至于今后的生活来源，我实在顾不了那么多了，我不敢设想放弃学业之后的人生。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离开了家，回到学校。也许是校领导对我的处境同样感到震惊与无奈，也许是他们真的不愿看到一个成绩如此优秀的女孩就这样被迫辍学，他们给予我减免学费的特殊照顾。我就这样留了下来。
不久，我收到一个名叫杜小悌的女孩的来信，她和我同名同姓。信上说，她从一个“帮助边远山区少年”的联谊花名册上看到了我的名字――一个和她同名同姓的女孩，我优秀的成绩让她感到自卑。她想和我做好朋友，并会按期给我汇来她的一小部分零花钱……她的信写得婉转而真诚，她在小心翼翼地呵护着我的自尊，又带着顽皮的口吻求我一定要接受她的心意。透过纸页，我似乎看到了这个同样叫杜小悌的女孩的一颗坦荡无邪的心。没过几天，在给她回信时，我收到了她的第一张汇款单人民币200元整，这足够维持我半学期的生活。拿着那张汇款单，我在满是积雪的操场上拼命地跑啊跑，不让眼泪掉下来。
杜小悌远在青岛。那个有海的城市，延伸了我想象的世界。杜小悌为我描述了她一成不变的生活，她的写作理想，她对日复一日学习的抱怨……我们心有灵犀，我总是在寄出信的等待中收到她的来信，这减轻了我繁重的学习压力。杜小悌成为我学习之外最牵挂的人。
我一共收到了她的10张汇款单。这10张汇款单帮我顺利地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3年。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我填报了青岛的中国海洋大学。当我告诉杜小悌时，她回信说要给我打电话。我一直等，但没有等来她的电话。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我的心忽然一阵绞痛，就在我慢慢地蹲在地上时，脑海里忽然闪过另外一个城市的杜小悌，她在做什么?在我昏过去之前，杜小悌一遍遍闪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有轻微的心脏病，已经很多年没有发作了。我醒来后，母亲抓着我的手，说我一直在叫“杜小悌”这3个字。她疑惑地说，一个人怎么会拼命叫自己的名字?
10天之后，我康复了。我背着简单的行囊，提前抵达了杜小悌所在的城市――我想找到她，也想暂时打一份工。我兴冲冲地按杜小悌曾经无数次寄信的地址，找到那条在脑海里翻飞了多年的街巷，我甚至激动得对着那个标着405号门牌的房子喊：“杜小悌，我来了!”我的眼泪跌落如雨。当杜小悌的妈妈开门时，我有点不敢相信，往后退了几步。
客厅的中央，那个和我有着相似面孔的杜小悌正在一个黑色的相框里对着我笑。她妈妈说，两个星期前的一天上午，杜小悌在去学校的路上突然心脏病发作，不治而亡。
算下来，那正是我心痛至极、昏迷在医院的时间。难道这个世界上真有所谓的心有灵犀?这个帮了我5年的女孩长得和我如此相似，且都有先天性心脏病。我们没有见过一面，只是在书来信往里，将锥心的想念延续到这座城市。我来了，她却已经走了。
后来有一天，我看到了《维罗妮卡的双重生活》，影片中的两个维罗妮卡，一个生活在波兰，一个生活在法国，就像我和杜小悌。冥冥中似乎有一条线在系着，看不见，但我们时时能够感觉到另一个自己的存在。就像法国的维罗妮卡问木偶艺人：“如果一个被烫伤了，另一个会疼吗?”现在，我宁愿相信是杜小悌带走了原本属于我的那部分疼。我们擦肩而过，像两个长相相同的维罗妮卡在大街上擦肩而过……而我更倾爱于电影的另外一个译名――《两生花》。
4年之后，我选择留在这座城市。在我领到第一份薪水时，我像杜小悌曾经对我做过的那样，资助边远山区家庭贫困的孩子维持学业，我想这也是杜小悌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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