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安忆是怀着一种自觉向大师和经典看齐的心态在探索和实践自己“重建精神之塔”的文学创作，《启蒙时代》无论是其表现关于成长的主题和人物成长的内在线索，还是因注重细节、淡化情节和追求说明化的叙述语言而营造出极似西语经典的小说氛围，都和《约翰克里斯朵夫》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虽然两者在思想深度上的差距是明显的，但王安忆的创作追求是有意义和值得尊重的。
关键词：王安忆 《启蒙时代》 《约翰克里斯呆夫》
一
读王安忆的《启蒙时代》，觉得她写得很苦。王安忆非常认可俄罗斯流亡作家纳布科夫“事实上好小说都是好神话”的说法。她认为，小说都是作家用现实材料构筑的、又有别于现实世界的作家的“心灵世界”，(好的小说)“开拓精神空间，建筑精神宫殿”。而作家是按照“特定的技巧和技术”制作产品的匠人，在“市场使文学变成了一种享受的东西”的当代，小说家“成为了制作人，制作小说”。
王安忆喜欢写作，热爱写作，正是源于这种喜欢和热爱，以及把作家当成一个匠人、制作者的创作理论，她在其小说创作中表现出对打造―俐禹于自己、并能在文学史上作为经典传继的精品的强烈渴望和执著。如果这种渴望在上世纪90年代她创作中还是有意无意的写作追求，那么，在新世纪以来其长篇小说――特别在《长恨歌》和《启蒙时代》中，就是明确的精神指向了。
我们可以从阅读中感受到，王安忆是怀着一种自觉向大师看齐的心态进行着自己精神宫殿的构筑。如果在《长恨歌》里，我们还仅仅是从头几章关于上海弄堂的白描中想到雨果《悲惨世界》中所描绘的巴黎下水管道的话，那么，在《启蒙时代》阅读过程中，我们脑海中自始至终都闪现着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影子。之所以这样，当然不是作者在文字上的简单模仿(如果那样说的话，是对作品和作家的浅薄)，而是小说整体意境上的构造和追求。其具体表现为关于成长的共同主题、趋同的内在成长线索和因注重细节、淡化隋节及追求说明化的叙述语言而营造出极似西语经典的小说氛围。
二
评论界对于《启蒙时代》主题的表述基本是一致的，即通过一个名叫南昌的中学毕业生，在“文革”前期(“1967年和1968年的冬舂之交”至“1968年和1969年的相交之际”)近一年时间里的精神漫游，反映那个时代一代青年的精神启蒙，是关于青春、理想与成长的小说。
王安忆在复旦大学讲《约翰・克里斯朵夫》时候，将其故事内容概括为“天才走过的成长道路”，并把“约翰・克里斯朵夫”的成长之路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是生理、心理的成长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思想的成长阶段”，第三个阶段是“理性与本能的合作阶段”。其中第一阶段“是一个物质性质的成长阶段，就像是一个盛器、―个碗”，可是，“它是怎么样铸造成功的呢?”“亲情、爱情、宗教、性爱，包括音乐，全都是以丧失为结局的，可是，要做的都做成了，而且非常坚固。这种制作方式，带有着锻打和锤炼的性质。
我们知道，正是经历了“启蒙时代”的“南昌们”在上世纪80年代成为中国新一轮思想启蒙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王安忆那里，《启蒙时代》绝对不是关于“南昌们”思想成长史的全部，而仅仅是个开始，“是一个物质性质的成长阶段”。
那么，南昌的这个物质器皿又是怎样锻打和锤炼成功的呢?
三
首先是亲隋。南昌的‘馆蒙”就是从亲情的丧失启动。小说开始，南昌的父亲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因为南昌原本是以纯正的革命家庭出身而自居并积极投身革命的，但“这辉煌的一刻转瞬间成了历史，乾坤颠倒，他们的父母成了革命的对象”。“他们创造的血统论，正好用来反对他们自己。”这是南昌难以接受的，所以，南昌从心理上主动选择了对亲情的背弃――憎厌自己的家庭，特别是父亲。这种憎厌的产生是复杂的，既有对优越身份失去的怨限，又有对于革命单纯的向往和认同以及青春期对于父母和家庭本能的反叛。这种憎厌一直到小说的结尾也没有完全化解。
其次是爱情和欲念。作为南昌“爱情前奏”的、与男孩子纯洁而热烈的友谊，是由陈卓然来完成的。如果这里南昌对陈卓然近乎爱情的友谊作者表现得还比较含蓄的话，那么后来，当一个叫阿明的年轻人介入南昌和陈卓然之间时，王安忆笔下的南昌简直可比拟张爱玲笔下的小女人了。与之相照应，在对陈卓然和阿明之间关系的表述时，王安忆直接明确了男孩子之间这种“前爱情”的友谊的存在。
南昌的爱情锻炼是由叶颖珠(珠珠)，抑或还包括对南昌暗恋的舒娅的妹妹舒拉来完成的。舒拉不用说了，因为南昌从未把这个比自己小好几岁的小女孩放在眼里，就是对叶颖珠，也没有那种初恋的热烈，甚至选择她，只“是因为她是其中的一个。如果七月，还有小兔子，没有选择舒娅，他也可能选择舒娅，可现在，总不能大家都挤到舒娅的门下去吧”。所以，他们的爱情也是纯洁的，唯一的一次肌肤接触不过是在一次近乎游戏的所谓“逃亡”前，当做生死别离的一次同志式的握手而已。“逃亡”回来之后，爱情也不再有了，南昌匆匆忙忙地开始了欲望之旅。
王安忆安排了一个叫嘉宝的女孩子完成了南昌的欲念任务。嘉宝，这个从正式出场，就由于身量高大而显示出成熟和诱惑的老资本家的孙女，与南昌在懵懵懂懂之间完成了两个人的欲念之旅。不过，这次欲望之旅，正像它突然到来那样，突然就结束了，只是其产生的后果让南昌开始思考：“痛苦是肉体的还是灵魂的?”
最后是“音乐”。“音乐”是约翰・克里斯朵夫的事业，“写好听的音乐、成为一个伟大的人”既是推动其生理、心理成长的原动力，也是其面临一次次丧失而不放弃的精神支柱。而这一点恰恰是南昌所没有的，在《启蒙时代》里，作者安排了陈卓然、小老大、嘉宝爷爷和高医生等一系列的人物，虽然他们分别代表着“理想的狂热(或狂热的理想)”、“病态的颓废”、“市民的现实”及“光和真理”出现在南昌的精神之旅中，并且由此，南昌似乎也完成了他的“生理、心理成长阶段”。但是我们不要忘了，约翰・克里斯朵夫经历了这样“一个物质性质的成长阶段”，“要做的都做成了，而且非常坚固”。同样，经历了这样许多的南昌，原本应该比陈卓然更成熟、比小老大更有力、比舒娅们更有人情味、比老资本家更有生命力、比高医生更加阳刚和坚定，但在《启蒙时代》的文本阅读中，我们没有看到，最后的南昌和开始的南昌一样――孤独、沉郁。
四
从细节出发、用大量日常生活细节来取代情节或者故事的完整性是王安忆多年来在追求经典的道路上形成的自己独特的小说叙事形态。《启蒙时代》中，南昌其实只是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走过了一个异常漫长的心理、生理的成长历程，之所以能如此，依靠的就是大量细节的填充。
在《启蒙时代》里，王安忆既没有赋予南昌天才的禀赋，又没有让他具有旺盛生命力的血缘，所以，他的行动因为缺少了内在的、强烈的、贯穿始终的指向和推动力，也就失去了目标。由于作者没有给出南昌性格成长的清晰脉络，也就看不出时代背景和其他人物在其成长历程中的作用，角色游离于背景之外，所以，南昌的精神漫游更像是“梦游”。
王安忆对于经典的追求在小说形式上的另一个表现是叙述语言的说明化。比如作者关于阿明和陈卓然近乎爱情的友谊的描写：“他们共同为两人之间的友谊欣喜，这简直有些像爱情了。事实上，更像是孩童的结交，带着天真的感怀，激动不已。他们俩有一点很奇怪的一致，那就是对异性的兴趣还没有开蒙，多少是晚熟了。也许他们就是属于那一类，像北方寒带的树种，需要较长的生长期，木质紧密，肌理细腻。所以，他们就还要更多一些时间，才能完成器质的生长过程，而一旦完成，那一定至善至美……”
长篇小说中这样的阐述与议论是展示作品深度所不可缺少的，但像细节和人物的关系一样，这些说明化的叙事语言必须与人物性格的发展相契合。《启蒙时代》建构在大量的这样一种说明、论证的陈述当中，却缺乏人物性格的内在发展的支撑，使整个作品不像小说，而像一篇关于启蒙和成长的说明文。
五
多年来，王安忆的小说创作，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没有停止过对自我的创新和超越，这些创新和超越都指向其构筑经典的追求，与之相一致的是，从上世纪90年代起，王安忆一直在进行着她“重建精神之塔”的探索和实践，其间有过中断，但王安忆从未放弃，《启蒙时代》又一次开始了重返精神之塔的跋涉。
王安忆的追求不是没有意义的――特别是在当代文坛普遍对写作不再有应有的尊重和敬畏，写作变得越来越随意和无聊的背景下，这种源于对文学和写作单纯的喜欢和热爱的、对于经典追求、对于重塑精神之塔的渴望，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正是从这一点上讲，王安忆惟其苦，才更值得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