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敬之同志是当代杰出的著名诗人，他不仅创作了许多光辉灿烂、影响巨大的美妙诗篇，同时在他的创作实践中积累和总结了许多宝贵的艺术经验，写下了许多诗情洋溢、睿智宏深的诗歌理论文章，给当代诗歌理论宝库增添了一份宝贵的财富。读他的《谈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像读他的美妙诗篇一样，不仅给我们深刻的教育和启示，也给我们以强烈的感动，下面分几方面来谈谈个人浅见。
一、真情满溢的革命诗论
贺敬之的诗论是真情满溢的革命诗论。在他的诗论中我们首先强烈感受到的是他始终如一地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立场；关心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热心、真心；对党、对人民、对革命始终不渝的赤诚和旗帜鲜明地反对错误思想倾向的坚定立场和坚决态度。
贺敬之的诗论中始终贯穿着一条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红线。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自传入我国以来，一直有效地指导了我国新文学的发展。正是新文艺的蓬勃发展和在革命斗争中的巨大作用，雄辩地证明了革命文艺、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离不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因而我们党一直坚定不移地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确定为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的几代领袖都反复强调坚持“二为”方向，坚持“双百”方针。贺敬之同志在多次谈话中都旗帜鲜明地表明，一定要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1981年他在和《诗探索》的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大家应该都是一致的。刊物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贺敬之《谈诗》第128页，下文引自该书的只标注页码)
社会主义文学理所当然要具有不同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社会主义文学是最能弘扬我们时代主旋律的文学，它具有鲜明的革命性、人民性、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鲜明特征。贺敬之同志是很重视文学的人民性、革命性的。他说：“诗人和诗，要同人民结合，同时代结合。这是一个具有根本意义的道路问题。……这是一切属于人民和社会主义队列的诗人们都应当走的惟一正确的道路，也是真正宽广的道路。”(第53页)他还说过：“诗，像所有文艺创作一样，应当与时代同步，和人民同心，应当在多样化的发展中唱响时代的主旋律。”(第212页)在我们今天这个文艺思想活跃而又复杂的时代，能够如此旗帜鲜明、始终不渝地坚持“二为”的文艺方向，坚持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观是很可贵的。
在强调文学的社会主义性、人民性的同时，贺敬之在他的诗论中坚持对错误思想理论坚决批判，这是他的诗论革命性的又一突出表现。近20多年来，社会上先后出现过以各种方式、从各个角度来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作用的错误思潮。某些人打着反“左”、反“僵化”的幌子，来否定毛泽东的文艺思想，1989年前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之时尤其是这样。这种恶劣影响至今并未完全消除。贺敬之针对文艺界出现的各种错误思想言行，深刻地指出：“近年来在某些人那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毛泽东文艺思想和革命文艺发展史越来越被肆意地歪曲和否定，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和‘两结合’的创作方法越来越被粗暴地丑化和贬斥。”(第36―37页)后来，他又在批判所谓“个人化写作”、“躲避崇高”等错误观点时指出：“他们一方面公开否定作家应做灵魂工程师，鼓吹远离政治、远离社会和人民的所谓‘个人化写作’，鼓吹‘躲避崇高’、‘消解理想’、‘非英雄化’等等；同时另一方面，却用他们的政治标准、社会理想和价值观念来臧否各种社会现象和文艺现象，提倡他们所需要的这种或那种创作精神以及艺术策略。他们宣传并竭力推行所谓‘多元格局’，虽然看起来包装各异，听起来众声喧哗，其实有一点却是众口一词的，就是排除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毛泽东文艺思想，不仅不能做指导思想，就是‘多元’中的一元，也不能让它存在。”(第36―37页)贺敬之的话可谓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些人的要害。同时，贺敬之又清楚地指出：“坚决这样搞的人，人数不多，但他们能量不小，影响很大，危害深远。”(第36―37页)这更是有识之见。在“革命”已经不再“吃香”，不再时髦的今天，在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常常被某些人指责为“左”倾、“僵化”，很多人都不敢真正拿起批评武器的今天，贺敬之同志的革命诗论，比起那些追逐当下时髦，高喊着打破这个，冲破那个，实际上只会随俗俯仰的“弄潮儿”的表演，不知要清醒、高尚、难得多少倍。
二、充满睿智的辩证的诗论
贺敬之的诗论是充满睿智的辩证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贯穿在他的诗论中。他的诗论中鲜明的哲思与睿智突出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论述如何继承民族优秀文艺传统、文学遗产和学习外国文学精华方面。他在《顺天游不断头》中说：“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一定要解放思想，实行开放，大胆革新，不如此就不能大踏步前进。同时必须正确地对待历史，批判地继承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坚持并发展革命文艺的优良传统，不如此便不能在正确方向下顺利向前。”(第22页)这充分体现了贺敬之同志深刻地懂得：社会主义性质的、符合人民需要的文学艺术要发展，就必须具有胸怀广阔的开放态度，克服僵化、保守思想，通过认真地思考和分析，大胆吸纳外国文化和文学中的优秀精华来发展社会主义文艺。这样，社会主义的文学发展才能具有开放性和现代感。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开放性。这是民族文学借助于外力，使之更好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但是，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对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学遗产的批判性继承，因为我们要发展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它必须具有中国的民族风格和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同时，新世纪的社会主义文学还必须深入继承和发展革命文艺的优良传统，坚持我们党提出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这样才会有正确的方向，才能具有与外国同时代文学不同的中国特色和时代内容。这种民族性、时代性与现代性的有机结合，才能创造出具有现代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新文学。
(二)在如何对待我们民族文学传统的问题上。贺敬之同志始终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和分析我们的历史传统，他指出：“我们讲突破传统，同时也讲继承传统。要打破的只是传统中僵死的消极的部分。如果什么都打破，否定一切，那就要翻跟头，就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第128页)这似乎是谁都明白的大道理，事实却并非如此，尤其是在某些人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中不是这样。在1980年代中期以后的一片“打破”、“突破”、“冲破”的众声喧哗之中，我们的文学发展丢失了不少宝贵优良的革命传统，却并未能真正肃清和突破多少封建奴化的劣根性传统。革命文学的传统在一些所谓 “精英”的鼓噪中被肆意践踏。他们以外国资本主义文艺中形形色色的“新思潮”来“突破”、诋毁新文学，尤其是“左翼文学”的革命传统，以达到他们“告别革命”、“消解主流”的目的。贺敬之同志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利器，剖析了他们以历史虚无主义对待我国民族文学传统，尤其是以反历史主义的观点对待革命文学传统的要害。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要求以具体、历史、科学的态度来认识和分析历史。在贺敬之同志的诗论中，这种历史的科学具体性是非常突出的。他指出：“无论如何要区别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与剥削阶级当家作主的时代，也还要区别上升时期与没落时期。你代表人民就绝对不歌颂统治者?歌颂汉武帝、唐太宗应当歌颂的一面，也是好事嘛!”(第133页)贺敬之是一个非常尊重历史的学者，他不仅严格区分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与剥削阶级当家作主的时代的社会本质，更进一步具体地区分了剥削阶级处于上升时期和处于没落时期对历史前进所起的作用。他从这种科学的历史观出发阐明了人民作家既可以也应该歌颂在历史上为国家强大、民族振兴、人民生活安定做出了重要贡献的统治阶级中的杰出人物。他真正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自己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在他的这些论述中充分地体现了他思考的科学辩证和思想的深刻睿智。
三、精辟深刻的艺术诗论
贺敬之同志是一个十分重视诗歌艺术的诗人，所以他的诗论又是精辟深刻的艺术诗论，充分体现在他对文学发展艺术规律的科学认识上。
对于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来发展中国新诗歌的问题，贺敬之始终坚持要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诗歌传统。他说：“我们中国新诗歌要有自己的特点，追求民族语言、民族风格和民族的审美趣味。……单纯复制民族传统的东西不行，但忘记或背弃民族传统更不行。”(第107―108页)他认定我国新诗歌发展的道路必须建筑在继承民族传统而不单纯复制民族传统的基础上。这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学的基本前提。鲁迅先生早就深刻指出文学艺术“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①因为世界文学艺术宝库中丰富多彩的优秀文学遗产，来源于世界各国各民族优秀文学遗产的汇聚，正是这么一个容纳世界各国民族文学江河活水的海洋，才形成了世界文学海洋的波澜壮阔和丰富无比。从另一方面来说，只有保持了自己国家民族文学的鲜明特质与个性，汇入世界文学海洋中的“江河”才能永葆其活力与青春。说到底，文学的民族个性特征是让我国文学能够真正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根本。所以贺敬之非常强调我们新时代的诗歌必须在继承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发展。贺敬之同志的文学发展观，对于不珍视我国悠久的文学传统，一味鼓吹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文学观念、创作技巧的谬误，是很有意义的针砭和匡正。
但是，贺敬之同志并不保守，他不仅不排斥学习西方文化精华，还身体力行，努力实践。他曾说：“我早期的诗多少学习了一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就是我的《桂林山水歌》里的‘情一样深呵，梦一样美，如情似梦漓江的水……’，创作时也受到土耳其革命诗人希克梅特的《知春亭》一诗的启示和影响。……艺术表现手法的探讨，视野应该开阔，可以吸收的东西很多。”(第133页)这段话与我国古代著名诗人杜甫的“转益多师是吾师”的艺术学习的开放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贺敬之同志的文学理论虽然往往是从论诗出发的，但他的诗论也是关于整个文学领域的创作批评论。他在谈到诗歌的创作时说：“过去我和有的同志谈到诗歌创作，我讲过五个字：真、深、新、亲、心。‘真’就是真实，虚假的不行；‘深’就是要深刻，文字可以浅显，但内容要深刻；‘新’就是要新鲜，艺术贵在创造，不能总是老一套；‘亲’就是要亲切，具体讲就是民族化、群众化，让群众喜闻乐见；‘心’就是要抒心中之情，发内心之声。在这里，我觉得‘心’字是最重要的，你的作品要发自你自己内心深处，人民的声音通过你的心声迸发出来，这样才能感动听众，在他们心中引起共鸣。”(第91页)他的这段话非常精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一些重要特点。文学作为一种精神产品，要实现艺术审美价值，要感染人、打动人，就必须有真情，只有真情文学才能达到动人的目的。在这段话中，贺敬之还要求文学作品内容的深刻，只有深刻才能深入揭示和反映时代社会的本质与主流。在刻画人物形象时，应当深刻反映人物的内心世界、思想灵魂等人物个性中深层次的东西。这样的文学作品才会有历史、现实的深刻性，人物性格的深刻性，艺术形象的深刻性。文学作品和文学形象才能达到恩格斯所提倡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②
具有较高艺术质量的文学作品，是离不开艺术创新的。人们总希望从新的文学作品中获得新的艺术启示和审美享受。这种要求也是人民群众艺术欣赏水平提高的表现和需要。从文学艺术自身的发展来说，文学的发展必须也应当有新内容、新形式、新技巧、新风格。创新是文学艺术持续发展的永恒活力与动力。1962年雷锋的事迹报道出来后，柯岩同志就鼓励贺敬之写一首关于雷锋的诗，他当时虽然觉得有难度，但是在雷锋事迹的深深感动中，他决心创作，而且要求自己“要写就要写出新意”。后来《雷锋之歌》的巨大成功，充分证明了贺敬之同志非凡的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贺敬之同志不仅讲究诗歌艺术意境的创新，同时也很重视文学语言的创新，充分地继承了韩愈的“唯陈言之务去”的主张。一家出版社选编贺敬之同志的诗歌，修改其中的一句诗时用了“意如何”三字来改原来的诗句，贺敬之在复信中表述自己的意见说：“意如何――这几个字已经被杜甫、陈毅等古今大诗人用过多次。如为屈合旧诗律而不惜摭取陈词，请谅我不敢遵命。”(第210页)他这种不摭取陈言旧句，一定要另辟蹊径，自铸伟词的创新精神是值得好好学习的。
贺敬之同志的诗歌艺术理论中还非常强调诗歌创作的艺术个性。他曾说：“和其他任何门类的艺术一样，只有称得上是独立的艺术个性，才称得上是真正的诗――这个论断，对于一切诗人都是适用的。”(第25页)人民的文艺家们不仅应当努力形成自己独特鲜明的艺术个性，也无疑能够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但是，现在有些人抱着对革命文学的错误成见，毫无根据地把文学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同革命文学联系起来，好像只要创作革命文学，就必然产生“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而资产阶级的文学就不会产生公式化、概念化作品，这是极带偏见的谬论。革命文学中固然出现过不少“革命加恋爱”的、“标语口号”式的公式化、概念化作品；但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文学作品中又何尝少了“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公式化、概念化的说教式作品呢?从客观事实出发，我们很明显地看到“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病，绝不必然地与文学作品的某类 题材或主题相联系，它只与作家的思想与艺术水平的高低相关联，要克服文学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就必须努力提高作家自身的思想与艺术修养，充分发挥作家的创新精神，并形成作家独特的艺术个性。
四、文如其人的感人诗论
贺敬之同志从根本上说是一位诗人，他的诗论中充分显示出了他的诗人气质。我们读他的诗论，如同与这位誉满全国的老诗人促膝交谈一样亲切，他的真挚、谦和、虚怀若谷和关怀鼓励青年后辈的无限深情使我们一次又一次感动。
贺敬之同志是从延安走过来的，在我国和世界许多国家都有很高的声誉。客观地说，他是与臧克家、艾青、郭小川、闻捷、李季等属于同一方阵中的大诗人之一。在革命激情燃烧的岁月中，他与郭小川被称为是中国当代政治抒情诗开风气之先的诗人，他们的政治抒情诗被称为是中国当代政治抒情诗的“双璧”。1990年代第七届国际诗人笔会将首届“中国当代诗魂”金奖分别授予了艾青、臧克家、郭小川与贺敬之，我们认为这是很公正的。贺敬之无疑是当代成就最高的诗人之一，但他却在他的发言和常谈中，在他的文章或书信中，都始终如一地、毫不做秀地、极其质朴地体现了他纯洁谦虚的品格。
1979年，山东人民出版社的同志约他出版诗歌选集时，他曾“迟疑再三”，说：“这些写于我少年时代的幼稚的作品和后来虽然年长而水平依然不高的东西，今天还值得重新拿到读者面前来吗?”(第45页)他自己总认为：“虽然我也曾唱过几支歌，不过比起我的前辈、同辈和后辈的优秀诗人来说，我确实不是一个能够代表我们歌队水平的值得一提的歌者。”(第45页)1983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编选一套《袖珍诗丛》，请他为第一辑的《青年诗辑》写序言，对他说是为了“对坚持文学为人民服务的青年诗人的鼓励”，他谦虚地说：“鼓励我是不敢当的，因为我自己写得不多，且又不好；近年来，因工作繁忙，更是几乎没有动笔，但是把青年诗人与为人民服务联系在一起这个说法，却深深打动了我。”(第57页)贺敬之同志获得首届“中国当代诗魂”金奖后，一直谦虚地认为他的名字是“不相称地也被列入受奖名单之中”，使他“感到惶恐不安，愧不敢当”。(第178页)他认为自己“在许多方面都是无法和他们相比的。不仅如此，在前辈、同辈和后辈之中，更有许多优秀的诗人是我所不及的”。(第178页)2002年贺敬之同志给我的信中也说我在拙著中对他评价高了，他不敢当；并在信中向我着重强调应当赞扬郭小川、李季、闻捷、阮章竟等诗人的诗歌。从贺敬之同志的这些谈话和书信中，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到了他始终虚怀若谷的高尚美德。
贺敬之的诗论的感人更在于其中那种倾心吐胆的真挚感情。他的革命观点从不隐瞒，他的立场态度在其诗论中总是那么饱和浓烈深情地表现出来。如他在谈到革命政治抒情诗的写作时说：“我国优秀的政治抒情诗不是‘瞒和骗’，而是‘真与诚’。有人说建国前期也像后来的‘文革’时‘四人帮’那一套一样，都是奉命写作，这是不符合事实的。那是一个大解放、大翻身的时代，是中华民族激情进发、水晶般透明、烈火般火热的时代。大多数人都感到由衷的幸福欢乐，放声高歌共产党，歌唱社会主义。这是没有半点虚假的人民情感。”(第99页)“写与人民一致的欢乐之情决不是‘粉饰太平’或‘强颜欢笑’。这是几千年的大欢乐，大解放，怎么不能欢乐呢?贝多芬和席勒不是也合作过《欢乐颂》吗?岳飞也要用幻想构筑胜利的欢乐，杜甫也要‘漫卷诗书喜欲狂’。不应由此怀疑诗歌的历史真实性和对党对革命情感的真诚性。”(第99页)贺敬之同志的这些论述充分流淌着他对党、对社会主义祖国无比热爱的感情。他的诗论中不仅字里行间贯注了始终不渝的对革命、对党、对人民的深厚感情，有时直接抒情地说：“我在这里反复强调革命者、革命战士、革命现实主义，强调共产党员、党性，我是带着神圣的感情来讲的。”(第167页)在许多地方贺敬之同志谈到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都充满着这种赤诚、深厚、神圣的感情。他在《致朱子奇》说：“作为社会主义的文艺工作者，特别是党员作家和诗人，革命精神决不能丢，革命的世界观、人生观和艺术观决不能丢。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过去、现在以至将来，是永远对革命之诗和革命诗人怀着憧憬和崇敬之情的。”(第238页)1998年8月，贺敬之同志在收到姜建国新著的诗集《国风小集》后，怀着感动的心情对诗集充分赞扬和肯定。他说：“新作有新意，为你高兴。就中《村忆》一首，尤其打动我心，读后竟不觉泪涌难抑，心情久未平静。诗中真正的革命战士和人民公仆的赤心和良心，使我不能不为之所动。”(第240页)这充分说明了贺敬之同志的感情激荡绝不仅仅是一己之悲欢，而是一种始终不渝的与人民休戚相关、悲欢与共的圣洁的感情。这种感情是那样的真挚、强烈、一往情深，真正令每一个有良知的、正直的人们心灵震撼!
贺敬之诗论的感人，还在于他对青年后辈的热情鼓励。他对一些稍微做出了一点成绩的诗人、诗歌理论工作者都给予真诚热情的赞扬和鼓励。他在《王怀让自选集》研讨会上的发言中说：“我觉得他的诗是好诗，……我从王怀让同志的诗里感受到很大的力量，我诚诚恳恳地向他学习。”(第170页)他在致易仁寰的信中说：“你的诗作我以前读过不多，仅就读过的来说，我认为写得很好。它使我感到了一种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壮美的艺术境界。”(第235页)贺敬之同志在写给诗人申身的信中说：“你的诗写得好，我很喜爱。无论是诗思、诗情或诗技，均使我获益良多。”(第212页)他还谈到他读了浪波的《神游》和申身的两本诗集后，曾十分兴奋地给浪波同志通电话，谈了读后感。贺敬之同志不仅是新中国诗坛上名声赫赫的泰斗，也是一位始终关注中国当代新诗发展，关怀年轻诗人成长的导师。他的深深之意，殷殷之情使我们由衷地感动。
贺敬之同志的这本《谈诗》，是他在长期革命文艺实践中所获得的艺术经验的结晶，是论述文学如何与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紧密联系起来的珍贵心得，是鼓舞和鞭策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永远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突出时代主旋律的感人至深的要求与期盼。我们充分地相信，贺敬之同志的《谈诗》同他那些脍炙人口、令一个时代的人们深深激动的诗歌一样将成为我们时代的宝贵财富!
①《鲁迅论文学》第28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作者单位：湖南城市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