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生,少校军衔,现为成都军区《西南军事文学》编辑,四川省作协会员。曾在《十月》《青年作家》《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华散文》等刊物发表作品多篇,多次获全国、全军文学大赛奖励,其“中西著名历史人物对比分析”被《读者》《青年文摘》《领导文萃》《作家文摘》等多家刊物转载,反响良好。
在中日两国近代史上,曾同时出现过两位从西方盗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那就是林则徐和渡边华山。他们都独具慧眼,挺身艰危,试图从西方寻求救国之道,却又都蒙受极不公正的待遇:林则徐因虎门销烟被革职贬官,蒙冤流放,“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渡边华山则以“妄评政治、动摇民心”等罪名被封建幕府逮捕入狱,后来不甘受辱切腹自杀。然而,对比这两位先知启蒙者在蒙冤之后的不同表现,则可发现几千年来封建官场那张可怕的人身枷锁,是如何残酷地扼杀包括林则徐在内的一代直声。
从被贬伊犁起,林则徐这位无私无畏的英勇斗士,完全像换了一个人。他学会了保持缄默。在与英国人的几番交锋后,他领教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巨大威力。一八四二年,在流放伊犁的途中,他给友人的信中说:“第一要大炮得用,令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但他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真实而残酷的秘密。为了安全自保,他千叮万嘱请朋友不要让别人看到这封信,以免再招致对自己的攻击。
此后,尽管有幸得到朝廷赦免,林则徐重见天光,东山再起,但他年光渐老,阅历已深,从此学得更加聪明了。在作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期间,他不曾再倡导改革,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公开宣传中外强弱悬殊的形势,而是忠心耿耿地四处镇压农民起义,唯朝廷马首是瞻。民国史家蒋廷黻在其《中国近代史》中不无遗憾地悲叹道:“他(林则徐)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的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就更不必说了。”
反观同一时期日本的渡边华山,同样是苦胆忧天,饱经磨难。他遭受的蛮社之狱虽然使“文明之新论罹入野蛮之法网”,然而个人的悲剧命运却未能泯灭他忧国忧民的坚定信念。直到被逼自杀前几个月,他还专门创作了一幅绘画作品《千山万水图》,警示列强对日本虎视眈眈的危险形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渡边华山所留下的“数年后为之一变”的遗言,充分显示了他对国内外形势发展的超前洞察力。一八五三年,渡边华山自杀后仅过去一个甲子,美国将军佩理威逼日本人打开了国门,华山的警世之言完全应验。渡边华山生前虽然没能实践变革日本的构想,但无数日本的有志之士却踏着他的足迹奋勇前行。渡边华山的弟子村上定平遵华山嘱托,开始研究西洋炮术并卓有成就,于一八四五年主持建造了西洋式帆船“顺应号”,又于一八五�年在田原藩推行西洋式军事改革,吸引了来自日本各地的众多有识之士,使得弹丸之地成为日本新文明曙光之发源地;渡边华山对国际形势的敏锐判断,日渐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吸引了当时如江川英龙、川路圣谟等幕府中的开明官吏,他们很快实施了渡边华山提出的“因时变法”和“审敌情而立策谋”的诉求。一八四二年幕府撤销了“异国船驱逐令”,西方的先进思想逐渐渗透到日本人的生活与心灵中,有力地促进了日本的近代化。
人们在赞叹渡边华山等人心底无私、英勇无畏的同时,也许都不免要责怪林则徐半途而废、晚节不保。然而“站着说话不腰痛”,谁能想到在被贬西域的冰天雪地中,林则徐本人经受了多少血泪难诉的痛苦遭际?天高白日远,有泪无处滴。他志气虽坚,朝天无路,凄苦难耐地四处写信、寄诗, 向相干不相干的人们祥林嫂般碟喋不休地诉说:“辛秋一别, 忽又两易春韵,飘泊孤蓬,支离病榻,即无以为知己慰, 而篙目焦心之事,又复难以言传……”――这样凄凉彻骨的文字在他笔下泪浸纸背,比比皆是。他一门心思只盼着皇上降旨赦了他,重回内地做官去。特别是当患难之交的好友邓廷祯被召回授任甘肃布政使之后,他的心情就更急迫了。他心急如焚地委托京师友人四处探测宫廷消息,怎奈虽度日如年,望眼欲穿,却迟迟盼不来朝廷降恩赦免的圣旨。这让人颇感诧异:以林公当日之果决坚毅,何以此时会变得如此脆弱可怜?后来我想通了,人最痛苦的不是肉体折磨,而是精神放逐。林则徐毕竟是一个标准的儒臣,“千年史册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陆游),这种儒家的人生观在他的灵魂深处扎得很深、很深。尽管经历了如此多的官场凶险、变故悲剧,但他的人生观却没有发生丝毫的改变。面临“壮志无成人欲老,怕看明镜有霜毛”的凄凉惨景,他不但没有退缩,反而更增添了时不待我的紧迫感。他抱定了一条宗旨,把自己的人生死死拴定在朝廷这条船上,乐也在此,悲也在此,愁也在此。
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林则徐的思想未能比渡边华山走得更远,首当其咎的,实则是封建中国实行人身依附的知识系统。这一点与日本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无法苛责林则徐。传统封建社会给予知识分子唯一的晋身之阶就是封建官场,不论个人有多大才能,当官做事业必须是经过这一制度的过滤而后方可,这必将造成知识分子对这种制度的强烈依赖性。《清朝野史大观》甚至记载,一九��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联军统帅瓦德西在金台书院悬榜设考场,重开科举。国破家亡之际,应试者居然络绎不绝,“考得奖金者咸欣欣有喜色。”所谓天理良心、是非正邪观荡然无存。大清知识分子的可怜、可悲复可恨实在难以言表。
梁启超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科学不兴”原因的论述中说:“清初袭用明朝八股取士,不管他是否有意借此愚民,抑或误认为一种良制度,总之当时功名富贵皆出于此途,有谁肯抛弃这种捷径而去学艰辛迂远的科学呢?”长期浸淫在险恶的封建官场,士大夫们怎能不明哲保身,又怎能长久地保持所谓独立自由的价值思考?这种制度培养出来的人才,正直之气消磨殆尽,士大夫们噤若寒蝉,在巨大的风险和现实的利益面前,他们自觉蜕化为体制内的应声虫,绝不敢轻易将探索的目光投向广阔的外部世界。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的历史条件下,即使是像林则徐这样胸怀抱负的忠臣烈士,也注定了他们要爱的不是国民的国家,而是皇帝的国家。忠君实际上就是爱国,要爱国必定要忠君。他们竭尽全力去保全的,只能是哪怕已经腐败无能摇摇欲坠的王朝。林则徐作为拿皇帝俸禄的重臣,尽管难能可贵地率先“开眼看世界”,但他爱国的双脚必须踩踏在帝国的现实土壤之上,否则只能玉石俱焚,一事无成。
渡边华山的独立人格志向,得益于日本相对独立的文化传统。日本人自隋唐以来就一直以中国为师,但他们最应该庆幸的是始终没有引进中国可怕的科举制度。日本知识分子与中国知识分子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没有被体制化,没有生死存亡的外部刺激。如果说在官本位的中国社会,知识分子要有所作为就必须依附于官场,而日本知识分子的志向抱负却未必非要通过做官来实现。他们可以通过各种技能或凭一技之长获得社会的承认,此种情形在西学东渐之后尤为明显。当时的中日两国虽然同为封建社会,但日本社会的士、农、工、商四民等级反而使日本知识分子处于社会上层。
明治维新前的大学者佐藤一斋,被“天下人目为泰山北斗,侯伯以下迎聘讲学者数家,或枉驾官舍,凡士庶入门者不下三千人。”甚至幕府将军也去听讲,有这样的社会地位,自然不会挖空心思去奔官场。日本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也是主动放弃明治政府的官位,立志去开发民智,唤醒民众。由于日本没有科举制度,所以对西学的钻研,也是知识分子实现价值,通向成功的一条途径。渡边华山丰富的洋学知识和社会观念给幕府中枢以很大影响,他的动向一直受到社会上人们的注意。天保三年(一八三二),渡边华山被升任为田原藩家老与海防挂,即管理藩的财政与海防的官员,俸禄一百二十石,并充分发挥出一个政治家非常优秀的才能。尽管他在当时的田原藩统治阶层有着举足轻重的官场地位,但他却一再向藩主要求辞去职务,转而欲专心研究外国事情,以一个学者的身份探求救国之道。
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三月,天可怜见,云开日出,林则徐开释起复的谕旨终于到了。清廷以其在新疆开垦有功,命他回京以四品京堂候补。获此消息,林则徐喜不自胜。这位六十一岁的老人,颤颤巍巍地写下《纪恩述怀》诗四首,以抒感恩之情,他老泪纵横地吟诵道:“飘泊天涯未死身,君恩曲货荷戈人。放归已是余生幸,起废难酬再造仁……”百年之后,当我们再读他那掷地有声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座右铭时,是否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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