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久与温馨的珍藏 每个人在其生命中，都会有挑战命运和未来的“第一次”，都会珍藏在记忆里。我读大四的时候，中文系领导没给我们这一届布置毕业论文，只要通过毕业考试就可毕业。但我给自己设一个坎儿，想第一次做一篇论文习作，借此检验与挑战个人研究与写作的能力。
我素来就喜欢散文。上世纪60年代的文学观念和文化环境，使我对杨朔、秦牧、刘白羽“三大家”和其他作家的散文更感兴趣，不仅读他们的作品，而且还做些笔记。记得在大三的时候，读刘白羽的《平明小扎》，就写了一篇《哲理·诗意》的千字文，斗胆寄给《大公报》，居然很快就发表了。就这么块“豆腐干”，给了我莫明其妙的诱惑和激励。从此，收集刘白羽的资料，反复读他的散文，甚至还能背诵《日出》，现在回忆起那时的狂热，仿佛走火入魔，我想这应该是兴趣使然。所以，在论文选题的时候，我就决定写刘白羽，定下的题目就是《论刘白羽散文的艺术风格》。
1964年的上半年，也就是毕业前的一学期，除了上课，我所有的时间都耗在这篇论文上。立下雄心很容易，到真的写作起来，便感到俄国诗人纳德松所说的“语言的痛苦”，又如日本评论家厨川白村所言的“苦闷的象征”。从立提纲到文本操作，足足花了四个月时间，虽像山重水复，但最终柳暗花明，顺利完成了一万多字的初稿。写完后，又反复改了三遍，才一笔不苟地清稿。整个过程在图书馆悄悄“贼”行，我瞒着老师和同学，珍藏我的秘密。信念源于行空万里的憧憬，憧憬着为自己的未来打开一扇门。
真的写完了，就想得到认可，于是我鼓足勇气给了任过课的孙露茜老师，请她提出修改意见。一天天地等，自己不敢冒昧去她家问，怕老师没时间看我的文章。过了好多天，我终于在中文系的楼下遇见她。她微笑着说：“看过你的论文，写得很好，所以把它推荐给学报了。”就这么几句话，让我激动，我对自己有了成就感，也不知道怎么感谢老师，只一个期待，希望尽快得到学报的处理意见。后来我就忙着毕业考试，顾不上期待了，再后来毕业留校，让我去扬州郊区的蒋王公社搞“四清”运动，似乎淡忘了。有一次有事回校，忽然想起这篇论文，就到学报办公室（隶属学校党委宣传部）问，一位编辑接待我，他露出冷淡而不屑的神情说：“你的文章不怎么样，现在忙事，等以后找出来再退给你吧。”这位没上过大学也不懂文学的外行，凭什么居然给我的文章下了“不怎么样”的结论，连一句鼓励的话也没有，这让我匪夷所思，而让这样的人参与编稿，“外行领导内行”，更让我匪夷所思。我的这篇文章就这样生生地被他毙了。那时我人微言轻，没资格与他理论，只能接受这个很伤自尊的“处理”。因为怕见那位编辑的冷面孔，后来再也没去学报要回我的文稿。
参加“四清”一年，我就回校了。不久就遭遇“文革”，在对“走资派”、对文化、文学的大批判中，我对这篇文章也就失望了。我搬了两次宿舍，原来论文的底稿丢失了。再者，那时候听说刘白羽也受到批判，批判他的散文《日出》，为什么在苏联的天空中才看到“日出”？俨然暗与苏修气息相投，是个政治立场的问题。“文革”非常时期，凡是日记、文稿等，随时可能被抄出来当作“反革命”的“罪证”。所以那时我想，没了就没了，即使保留底稿，如被“造反派”发现，有可能惹出是否与苏修有瓜葛的麻烦。
可是，就在“造反派”和“保皇派”严重对立期间，有一天晚上，我教过写作课的六四级学生龚毓美到我房间来，竟然给我带来了《论刘白羽散文的艺术风格》。我很诧异他的到来，因为派性对立，夫妻、父子、朋友、同事、师生等等，互相敌视、辩论，甚至反目成仇，这是那时司空见惯的事情。而且他们这个班还贴过冲着我的大字报，见面总是直呼我“吴某某”，早已没了往常师生的礼数。可龚同学见我，却不是来找此文的麻烦，反而在于我是收获了一份惊喜。他微笑说：“吴老师，我把你的文章送给你。”原来，他们在党委宣传部查“黑材料”的时候，意外在学报的一堆文稿里发现了我的文章，他就珍惜地收好，并且亲自送来。我问：“为什么还给我？”他说：“我们宿舍里几个人看了，都觉得老师花了很大的心力，认为应该还给你。”我说：“就因为这个？”他说：“学校肯定会复课的，老师肯定还是老师，论文以后肯定有用啊！”他用攥拳的手势，把三个“肯定”，说得铿铿锵锵。我忽然清醒，愚昧混沌的背后还有与未来相约的期待。在大学生的“红卫兵”中，极端的文化虚无主义者毕竟是少数。我把这篇文章珍藏在箱底，当时也没想得太多，只想为自己的生命保留一个痕迹。
“四人帮”倒台后百废俱兴，我也开始了个人的学术研究。第一件事就是把那篇写刘白羽的论文找出来，当时经过让文学回归文学的初步反思，虽然觉得刘白羽并非是我最喜爱的作家，但对他散文风格进行整体与深入的描述，还是前所未有的。于是，我在增补材料、观念和观点上重新修订之后，就寄给了上海的、在新时期初期有较大影响的《文艺论丛》。不久，就很顺利地在1979年的第7辑上发表了，而且编辑还把它放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领头篇，成为我正式发表的、有模有样的第一篇论文。它给了我自信与励志。其后三十多年，我继续对杨朔、朱自清、冰心、巴金、林非、赵丽宏等等散文作家进行研究，一发而不可收地发表了一百多篇论文，还出版了多部拙著，这完全是之后的“多米诺效应”。我自嘲，这篇在“文革”后终见天日的习作，成了我创造个人学术历史的一块“敲门砖”。
应该真心感谢的，是那位龚毓美同学，他让我在记忆里留下了一份恒久的珍藏，并伴随着非常时期师生之间的温馨。可他毕业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也一直不知他在哪里。他一定不知道， 四十多年之后我还在忆念他的懿行嘉言……
蓝调的梦忆
约在1978年底，在收到上海《文艺论丛》关于《论刘白羽散文的艺术风格》的采用通知之后，我给自己预设了一个更高的目标，争取上权威性的学术刊物《文学评论》——自然，这是受我的老师曾华鹏先生的影响，他与范伯群先生的论文都是在该刊上赢得声名的。那时我还年轻，不免有些轻狂与自傲，认为老师能做到的，我也可以努力做到。我决定“赌一把”，期盼自我的爆发与表现，仿佛那些冠以蓝调（Blues）的爵士、摇滚及福音歌曲（Gospel）的疯狂演绎，把十年动乱压抑的苦闷，尽快地、最大化地发泄与释放出来。 我自定的题目，是《论朱自清的散文艺术》。
对朱自清先生散文的注意，缘于我读大一时的一个灰色或称黑色的记忆。这是朱先生的《背影》等等散文被悍然从中学语文教材中删除之后的第九个年头，我走在扬州西门外街上，见闻一位老爷爷在自家门口问孙子：“老师给你们讲《背影》了？”孙子回答：“没得，语文课本中没得这篇文章。”他接着说：“呱呱叫的一篇文章，是我们扬州人朱自清写的，你应该找来学学。”从此，爷孙俩的谈话，久久成为我苦涩的记忆，想起来就很压抑。明明毛泽东同志说过，“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也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该写……朱自清颂”，可为什么代表官方的《人民教育》杂志认为《背影》“应该把它作为表现小资产阶级感情的典型作品来加以深刻的批判”呢？这个文化悖论现象的死结，一直纠结在我的心里，成了我半生的“朱自清情结”。故此，当新时期朱先生的作品解禁、重返中学语文课本的时候，我就很快作出了反应，写了一篇解读《春》的文章，发表在上海1979年第2期的《语文学习》上。这篇文章的发表还有一个“前”故事——写完后，我交给了我供职的原扬州师院的《语文函授》，只希望在自家的内部刊物上发表，聊作中学老师的教学参考。可一位编辑以拟发外校另一作者的同题解读文章为由，断然拒绝了我，负气之下我才寄给了《语文学习》，而且很快见刊。不过，我还得感谢这位编辑，因为他的拒绝，才有了《语文学习》上的正式发表，才有了其后这篇原创小文章“经典”似的长效实用价值——人教版的语文参考书以及多种语文参考书都一直转用至今，中学老师纷纷把它改成自己的教案，这些，我都始料未及。自然，《春》的解读文章的发表，是我的“蓝调音”的最初释放。“朱自清情结”让我决意另写一篇学术性论文，以消解九泉之下朱自清先生被灰色禁锢的困惑，而作为读者的我来说，更是出于为朱先生恢复名誉而抱打不平的公正。
事实是，在《春》的解读文章写完之后，我就开始了关于朱自清长文的写作过程。论文写作也和文学创作、艺术创作一样，需要艺术感觉，或者说，需要生成一种灵动的审美心境。我喜欢贝多芬的浑厚和激越，喜欢龙飘飘“龙腔雅韵”的缠绵和忧伤。我的研究过程也是我的习惯，需要音乐。于是，我自始至终交替播放着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和龙飘飘的歌声。命运开门……花飘飘水飘飘……在用音乐抗争的天籁中寻求并切进朱自清的散文世界，体验朱自清自己所说的被压抑的和疼痛的“灰色的”人生。最初的感觉与最初的概念，形成了最初的思维定势，去探索、研究朱先生散文的艺术。朱自清等众多现代散文家，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中间物，他们的作品绵延了中国几千年的散文传统及其艺术，尤其是朱自清，在融会与整合了西方的“英式随笔”和古典传统之后，造就了其“新古典主义”的美文，用“缜密”和“漂亮”演绎他的压抑和疼痛。在新时期之初，我的这个思维基点和美学批评的框架，是对建国前数十年和十七年社会学批评模式的悖反，也算是一种小小的拨乱。反常的、不和谐的蓝调，才是发现与创造的开始。
一年磨一剑，在他人是难以理解的慢节奏。论文整整写了一年，收集资料、揣摩作品，耗了半年，完成初稿花了三个月，反复修改推敲又磨了三个月。我想，既然准备上“文评”，就得下大功夫，花大力气，用大智慧，才能期待取胜的可能。凡事欲速则不达，关键是应该有耐心“打磨”的心态。一个人的生活之中决定成败胜负的，很多时候不在于技术与经验，而恰恰在于心态。当你急功近利，当你患得患失，当你心浮气躁，当你投机取巧，你的学识、心智和技巧就不可能得到最有效的发挥。庄子的“大道合乎自然”，就是讲这种超然的宁静。也许有人会嘲笑我的愚拙笨讷，其实，当年我是用事半功倍取得我的淡定，并在淡定中赢取无为而为的水到渠成。
文章写完后挂号寄给“文评”，不出一个月，就收到“文评”的采用通知，“文章写得很好，决定采用”云云，上面盖了红色公章。同样，我在兴奋之时，没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感觉如在梦里。仿佛17世纪德国画家鲁斯画羊那般，成了被卖到美洲的黑奴，只在心里独自享受着 “蓝调”释放苦闷悒郁的那般自由与满足。我庆幸学术竞争的公正，当时，我还是普通高校而非名牌大学的一名助教，既无社会背景又无人脉关系，“文评”能够录用，表明“文评”作为学术刊物审稿的公正和责编可敬的职业道德。《论朱自清的散文艺术》见刊于1980年第一期的《文学评论》。 现在看来，我的文章当年之所以能够顺利发表，是“天时”使然。一方面是为批判朱先生的《背影》翻案，是重新认定其文学史地位和价值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在新时期文学、文艺批评观念嬗变更新之前，为观念的嬗变，作了一声微弱的呐喊，如此历史有约地顺应了天时。
说起此事，我至今如梦似幻。这篇文章还有它的“后”故事，就在接到论文采用通知之后，我把《论杨朔散文的结构艺术》的初稿进行修改润色，又寄给了“文评”。这么做实为不慎不妥，一家刊物怎么可能连续用一位作者的稿子？寄出之后就后悔自己的莽撞与自负。可不久，又收到“文评”的采用通知，这回的通知上有了责编“陈骏涛”的署名。几个月后，第4期的“文评”就这样发了我的第二篇论文。三年后我去北京看望陈先生，本想请他吃饭以示感谢，可他反过来，倒是请我去饭店喝酒。后来在1990年代的一次苏州会议上，我俩再次见面，他又请我和几个朋友到他的宿舍里小酌，下酒菜是卤肉和花生米。他豪爽得仿佛是一条东北汉子，完全不像出生于莆田的南方人。由陈先生让我想起“文评”的王信先生。1993年他审处我的《论朱自清散文的美学风格》，不顾我“如嫌长可发上篇”的意见，切切命我将两万两千字的篇幅压成一万八千字，认为不发下篇是“可惜”的“遗珠”。这件事令我一辈子记住他专司给他人做嫁衣的操行和作为“学术品鉴家”的忠于职守（很多作者认为，凭借他深厚的学识和敏锐的眼光，可以很有把握地掂量出论文的分量与优劣）。
编辑与作者是以文会友，而在我则常常有“拜师”之感。认识像陈先生等这样唯学术是尊、恪守公正，而且真心把作者当朋友的编辑，是我等作者的幸运。每每想起给“文评”投稿的往事，就像聆听着贝多芬完全失聪之后创作的《英雄交响曲》，不仅感觉到宏伟与乐观，而且心头总是旋宕、弥漫起温暖，这种感觉有点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