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我们贵州人没有见过芒果，更未吃过芒果，它在我们的意识中只不过是一种遥远陌生的外国水果而已。可就在一夜之间，芒果却成了名副其实的圣果。 1968年夏，“文化大革命”经过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及“造反派”互相反复夺权，全国陷入了两派严重对立阶段，武斗步步升级，为了控制混乱局面。毛泽东主席向全国所有单位派出了“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工宣队”实际上到各单位掌控运动。
据说，正当“工宣队”进驻各单位之时，不知是哪一位外国友人赠送毛主席一批芒果，毛主席舍不得吃，却把它转赠给了首都北京的“工宣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这一亲切关怀，令首都北京的“工宣队”感激万分。
对这种恩赐，首都的“工宣队”不敢独享，又把那批芒果分赠给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工宣队”。各省、市、自治区的“工宣队”对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恩泽，自然要使其被及各地、州、市。但是，给贵州芒果的数量已经少到不可能分给各地、州、市一个的地步，于是省里将芒果制成仿真的蜡芒果，给每个地、州、市各送去一个。各地、州、市的“工宣队”当然知道赠送芒果的重大意义，要把毛主席的恩情迅速往下传，但地、州已无复制蜡芒果的本事和能力，只得将蜡芒果摄成照片送到所辖各县、市。
瓮安是1967年3月19日由“左派”率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1968年6月12日，贵州省革委和黔南州革委、“工宣队”支持在野“造反派”进行反夺权，受压者一下子变成了掌权派；而原先的掌权派一下子又变成了在野派。无论哪一派都声称自己最忠于毛主席，都攻击对方“反毛泽东思想”，都认为自己才有权接受赐予的芒果。
黔南州“工宣队”从都匀送芒果到瓮安的那天，县里的两派各组织了数千人齐集县体育场。事前，双方都作了一些准备，除国旗、战斗队队旗、巨幅毛主席像外，得力干将们还扛着棍棒、锄柄等武斗器械，有的还在锄柄的较粗那一端钉上若干铁钉，好像《水浒》中霹雳火秦明使用的“狼牙棒”似的。
在野派没有行政权，乃采取先行一步的办法，乘掌权派队伍尾大不掉之机，迅速抄近路往南去接芒果。他们代表不了县革委，州“工宣队”当然不能将芒果予之，结果无功而返。他们返回途中在县城南三公里处的富水田一带与掌权派的大队人马遭遇，双方剑拔弩张，杀气腾腾。一场武斗眼看就要爆发。但双方都是以多人抬着的两米多高的巨幅毛主席像为先导，“毛主席”成了各自队伍的前锋，谁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冲撞了毛主席像，谁也不敢当着“钦差”的面，承担“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名。
州里护送芒果的“钦差”当然只认“县革委”，掌权一方自然接到了芒果，县革委主任把芒果接到手里，我们立即簇拥而上，既是护卫，又是抢先上前感受毛主席的恩情与光辉，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张由精致相框嵌着的芒果照片。
掌权派要在县体育场开一个隆重的迎接芒果的大会。主席台的唯一桌子上供着那张芒果照片。两排长椅八字形分摆于主席台的两边，当时县革委的头目们分坐其上。大会还未开始，一在野派的干将跃入主席台来抢芒果照片。我当时也属掌权派干将，在主席台上做记录服务，见势不妙，眼明手快，趁他尚未站稳脚跟，便一个箭步冲上前去，将他从主席台上推下去。会场出现骚动，双方就要开打起来，好在我方人多势众，头头们也不想围打对方扩大事端，就此罢斗，但大会也不敢再开了，数千人簇拥着“芒果”匆匆回到“县革委”所在的原县政府大楼里。
当晚，我们组织人到照相馆监督，要照相馆将芒果照片翻拍放大，冲洗出48张，又组织七八个木匠连夜赶制48个相框；县革委又组织大小头目分带48组“工宣队”，第二天将再翻拍的模糊不清灰蒙蒙的芒果照片分送到全县48个公社(相当于乡)去，让毛主席的恩情惠及全县的每一个角落。
我带领一组“工宣队”护着一张芒果照片去草圹区太平公社。太平公社的社员(农民)居然也是两派，在太平公社管委会门口分站两堆，怒目相视，高呼着“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线路”等口号，都称自己最忠于毛主席，最有权得到毛主席的赠赐。好在农民离“权”的距离更远，也并未真要为这张照片而打起来。我们说了些“贫下中农是一家”“要一碗水端平”之类的安抚话，事态就平息下去了。
四十年过去了，我们参与接送“芒果”的人中有的已经作古，活着的也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面对世人，面对子孙后代，我们感到羞愧。过去的一切，都已成为历史。赐芒果这样的花絮，写史书的是不会将其写进去的，但那确实是历史，是中国，是中华民族的当代史。
(摘自《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