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前绝后的硕论答辩 我一九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拿到美国签证，签证有效期是三个月，所以我必须在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七日前赶到美国。我的课程已经修完，但论文还没有开始写，资料倒是搜集了一些。我一面向学校提出毕业申请，一面动手写论文。我大约有六十天的时间，如果每天不少于一千字，那么一篇六万字左右的论文是可以完成的。我后来果然完成了，题目是《从建安到太康――论魏晋文学的演变》。
学校那边则把我的申请报到教育部，因为我是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全国统一学制是三年，现在要提前半年毕业，武汉大学做不了主。教育部回答说，你们必须把这个学生的全部成绩单寄过来，还要把他的论文也寄过来。审查通过了，教育部又叮嘱说：这是我们国家第一个硕士毕业生，你们必须进行严格慎重的答辩，答辩委员会的教授不仅要有你们武大的，还要有其他学校的，而且至少要有两名外地的。后来答辩委员会组织好了，一共九位教授，武大的五位，包括我的指导教授胡国瑞先生，武汉外校的两位，记得有武汉师范学院（现在的湖北大学）的张国光教授，外地的则有北京大学的陈贻�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廖仲安教授，但廖仲安教授后来因为感冒临时不能来，所以实际上只到了八位。
答辩在三月五日举行，八位教授都坐在大礼堂的台上，我则坐在台下的最前排，有一张专用的课桌，在讲台的左下方，成四十五度角对着台上的教授们。那一天大礼堂里全部坐满了人。我的同学当然都来了，不仅中文系的，还有武大七八、七九两届各系的研究生同学。邻近的外校，如华中师范学院（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华中工学院（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的研究生以及他们的导师们也有不少人来参加。因为这是全国第一次研究生答辩，大家都想来看看这答辩应当怎样进行，怎么个考法。湖北省教育厅和武汉市教育局的领导干部，以及武汉大学的校长、副校长都来了，据说还有几个记者。
答辩在九点钟开始，整整进行了三个小时，到十二点才结束。我开始只就论文做了若干说明，阐明我的主要观点，接下去就是答辩委员会的教授们发言。大家对论文基本上都是肯定的，尤其是张国光教授和陈贻�教授最欣赏我的论文。张国光教授的发言简直可以说是热情洋溢，称赞备至。我非常感动于一个老教授对一个青年学生的奖掖。陈贻�教授也是一样。陈先生是著名的学者，除了在北大任教以外，还担任《文学遗产》杂志的审查委员。我不久前刚在《文学遗产》上发表的《论李白的失败与成功》一文，就是他审查的。他对我的那篇文章很欣赏，立刻就采用了。一个在校研究生在《文学遗产》这样的权威刊物上发表文章，在当时是一件相当光彩的事，我跟陈先生也从此结了师生缘。后来去了美国，我们还一直保持通信，直到他去世为止。
教授们当然也提了一些意见。我现在只记得其中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当时的教科书和正统派的历史学家都一致认为，两晋的士族阶级是一个反动的阶级，腐朽的阶级，我却认为士族阶级在开始还是进步的。正统派的历史学家又认为曹操在当时是代表新兴的中小集团的利益，司马懿才是代表反动的士族阶级的。而我在论文中却认为经过汉末的大动乱之后，统治阶级中的皇族集团和士大夫集团，以及被统治阶级中的农民起义军，表面上看起来是三者同归于尽，但其实是士大夫集团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三国时代的政权其实都控制在士族的手里，三国时代政治舞台上的代表人物基本上都属于士族阶级。有两位教授就问我：如何证明你这个与教科书不同的观点？我记得我答辩的时候首先感谢老师们的爱护，接着就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开始为我的论点辩护。我本来就料到这个问题会被提出来，所以准备了一大叠卡片，卡片上整理了三国时代主要政治人物的家族背景。我引用这些资料，详细论证自己的论点。我本来还有些担心我的观点会不会被视为离经叛道，但是没想到几乎所有的教授都对我的答辩给予了好评，说我不仅有自己独到的观点，而且做了扎实的研究，有确凿的证据。
答辩结束以后，当时的武大副校长童懋玲第一个走到我的面前，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唐翼明，你今天的答辩很精彩，谢谢你为武汉大学争了光！”我的导师胡国瑞先生也走过来称赞说：“你的答辩很好，我还生怕你不敢坚持自己的观点呢。”大家散去以后，童校长特别拉着我的手，让我和校领导以及教授们一起吃饭，那大概是我平生至此享受到的最高待遇。
答辩之后两天，三月七日我就去了香港，三月十五日到了美国。到美国之后，我收到家里寄来的一封信，里面有一张剪报，报道我那次答辩的情形，称我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取得硕士学位的人。我看了自然高兴，但令我真正得意的倒还不是这个第一，而是那个答辩会的规模，实在可以说是空前绝后。考一个硕士，而由九个教授（实到八个）组成答辩委员会，有三百多人来旁听答辩，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我自己后来在美国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也不过五个教授而已，没有任何人旁听。我在台湾当教授的时候，参加和主持了无数次的论文答辩，硕论答辩一概是三个教授，博论答辩一概是五个教授，偶尔有一两个答辩人的好友旁听，绝大多数时候是没有任何人旁听的。我有一次跟我指导的学生谈起这件事，看到的是两个瞪大的眼睛，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真的吗？”
走进哥大
我一九八一年九月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九九一年二月通过博士论文口试，五月拿到博士证书，前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注册十年之久。我在一九九�年九月已经写完了博士论文，九月二十八日到台湾，任教于中国文化大学。这最后一年，除了口试跟毕业典礼之外，其它时间并不在哥大。但即使把这一年去掉，我在哥大校园生活的时间也足足有九年之久。一个人一生中有九年十年的时间生活在世界一流的大学校园里，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件极为幸运的事。
我很怀疑自己在三十岁之前是否知道世界上有一所哥伦比亚大学，鼎鼎大名的胡适是哥大毕业的博士，照理说我们这些读过几本书的人都应该知道。但是一九五五年大批胡适反动思想，我尚在衡阳乡下读初中，未能躬逢其盛，何况我们要批的是胡适的反动思想，至于胡适光荣的学历跟履历是没人宣传的。听说我进了哥大以后，我曾任教的三阳路中学的一位英语老师还说：“什么哥伦比亚？从来没听说过，肯定是野鸡大学。”想来我也不会比他高明到哪里去。有一点非常确定，就是我在三十九岁到达美国之前，肯定没有做过进哥伦比亚大学的梦。就是到了美国，也是半年之后才敢有这个念头。我到美国的头半年待在洛杉矶，在那里进了一个英语补习班。后来有一位在纽约附近的新泽西当大学教授的父执在电话中告诉我，你要补英文不如干脆到纽约来，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很好的美语进修班（American Language Program，简称ALP），我可以帮你申请。我于是来到纽约，进了哥大。
来到哥大在纽约市西一一六街的大门时，我站在门口待了半晌。望着门前一左一右两个雕刻的希腊女神，以及石柱上的两个英王皇冠（哥大的前身是英国的国王学院），心里真正是百感交集，恍若梦寐。我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
三十年前你在衡阳金溪庙，这个时候正是土改工作队来封你伯父的门的时候。你还记得那个深秋的下午，你跟堂弟抬水回来，站在厨房的门口，凄凉的斜阳把你长长的身影投射在黑色的泥巴地上。二十年前，你高考落榜，高中毕业生的你被老校长收留下来在母校教俄语。十年前的你，还关在牛棚的“五不准”学习班中挨批斗。五年前，文革还没有结束，四人帮还嚣张得很，大家还战战兢兢。三年前这个时候，你还没有接到武大的录取通知书，你那时候还是个只有高中毕业学历的中学教师……你现在怎么会在这里？在这个世界一流学府的门口？这是真的吗？但看来是真的。
在初秋的艳阳和爽气中，我一脚跨过了这道门坎，我成了哥大的学生了。但不久我就发现，没错，我已经是哥大的学生，哥大的注册本上已经有我的名字，但是这个学生却带点编外的性质。等我念完了ALP以后，没人能够保证我继续是哥大的学生，哥大的研究所需要另外申请，能否批准尚在未定之天。我拿到申请表，在那位父执――他叫陈庆，是纽约新泽西洲罗格斯大学教授――的指教下填好了表，附上我在武大的成绩单、硕士论文，和在国内几个杂志上发表的三篇文章，向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简称EALAC）提出了申请。
一九八二年年初，我得到了东亚系的回函，上面说：我们很高兴地接受你为本系的研究生，不过有两个“但书”：第一，你在武大研究所的成绩非常优良，但我们现在还不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位，所以你在本系需要从硕士念起，不能直接念博士。第二，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语教育状况，我们很担心你的英文是否够用，你既然已经在本校的ALP就读，那么我们希望你在今年秋天入学前要读到ALP的最高级，即第十级，你才可以进入本系研究所。
第一条我很愿意接受，我在中国没有念过大学，念两个硕士也是应该的，正好可以给我自己多一点时间读书，何乐不为？至于第二条，对我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在中国学的那一点可怜的英语，再加上在洛杉矶补习的几个月，到纽约后才考到哥大ALP的第四级，上面还有六级，如果我按照正常程序，一个学期念一期，那我一共还要三年才能把ALP修完。换句话说，我要到一九八四年秋天才能进入东亚语言研究所，再加上八年的努力（在美国常春藤盟校，花八年时间念个文科的硕士加博士是很正常的），我才能拿到博士。我现在已经四十岁了，到那时我不是五十岁了吗？何况到一九八四年这个录取书还有效吗？这一点通知书上并没有说明。所以上策是在一九八二年九月以前修到ALP最高一级。我想了想，这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因为ALP的规定是一级级地考，你只要考过就可以进入下一级，没有限定你用多长时间。我已经尝试过，在一九八一年秋季念了两级，从四级修到了六级，如果我拼命，在一九八二年的第一学期（五月初结束）我就可以升到第八级，然后利用暑假四个月的暑期班，再拼拼命就有可能在九月进研究所之前修到最高的第十级。只有这样，我才能保证自己真正进了哥伦比亚大学，否则只能算是哥大的外围而已。
我意识到这是我人生的又一个滩头。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再一次全神贯注，全力以赴，抓紧你的竹篙奋力地冲过去。你会胜利的！
一九八二年九月，我终于修到了ALP第十级，我也终于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注了册。我对自己说：你终于进了哥大，你现在可以宣称，你是哥大的学生了。
走进武大
一九六�年高考填志愿的时候，武大根本没有进入你的视野。落榜之后，武大居然成了高不可攀的学府。有一次，你与一位同龄的青年老师穿过武大校园去东湖游泳，他忽然指着远处绿荫丛中的一幢小洋房对你说：“那是胡承晖爸爸的家。”胡承晖是你们的同事，他父亲是武大的教授。你“哦”了一声，没有说什么。以你年少轻狂的个性，坦白地说，你从前并没有把当大学教授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但现实却是，你连大学的门坎都进不了，武汉大学的教授在此刻对你已经是一个飘渺的梦境，你说什么好呢？去东湖游泳吧，这个跟你不相干。
你当时不可能也绝对没有料想到，漫长的十几年以后，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之后，在你被打到地狱边缘的时候，你居然会时来运转，你居然会踏进武汉大学的校门，你居然成了那位住在绿荫丛中的胡教授的学生。真所谓“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还有更巧的，当你坐公车去武大，在武大校门下车的时候，突然看到当年指着胡承晖爸爸的洋房给你看的那位青年老师，他叫高宏，居然也从公车的另外一个门里走下来，身上跟你一样背着一个背包。你们两个几乎同时惊讶地问对方：“你到哪里去？”然后你们俩也几乎同时回答：“武大。”于是你明白，高宏跟你一样，也是刚刚考进武大的“进士”――一九七八年文革后首批研究生，社会给了他们这样一个雅号。他跟你一样，也没念过大学――因为肺病，跟你同一年留在实验中学――你们的母校当老师，他教数学，你教俄语。他也跟你一样，在文化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因为你们一起组织了一个“反动诗社”。不过最近这两年大家都在埋头读书，见面很少，居然互相都不知道对方正在报考武汉大学的研究生，当然也更不知道对方已名登金榜。“无巧不成书”，指的是小说，其实小说哪有现实精彩？
开学典礼上童懋玲副校长致辞，其中提到，今年招到的研究生都很优秀，她举了个例子，说，一位老教授，逢人便讲：“这回总算招到了一个好学生，古代汉语居然考了九十多分。”这是文革十年以来，其实也是开国二十九年来第一次招考研究生，第一次真正按成绩，而不是按家庭出身、政治条件录取学生。这位老教授的话其实别有深意，不知道童校长听出来没有？后来听说童校长口中的老教授就是胡承晖的父亲，不久之后成为你的导师的胡国瑞先生。
入学之后有一天，同寝室的李中华，他原是武大毕业的，领着你去拜见系里的蔡守湘老师。蔡老师是性情中人，全不像一个文质彬彬的大学教授，他第一次跟你见面，就大声说：“你就是唐翼明？你的记性怎么这么好！你的古代汉语试卷是我改的，我给了你九十八分，有老师说，不行，这太高，哪有古代汉语拿九十八分的？我只好把其他老师都叫过来，给你挑错，挑来挑去，最后还是给了你九十四分。”蔡老师没有给你们开过课，但是你因此深深地记住了这位直爽的长辈。后来你在台湾看到他出版的《唐人小说选注》，特地买了一套。可惜你这次退休回来，蔡先生已经去世了，你只见到他的儿子。
进了武大校门的你，一头扎进书海。这一年你三十六岁，本命年，相书上说，男人的事业三十六岁才定根，看来还有点像。在这个连名字都很优雅的珞珈山上，面对着山脚下浩渺美丽的东湖（它有六个西湖大），在三春樱花，六月荷色，九秋桂子，腊冬梅香之中，在满校园的高大的法国梧桐树下，你的生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里程。你终于放弃了幼稚的皇帝梦，诺贝尔梦，你也逃离了监狱和劳改的阴影，踏上了一个人文学者的平实而宽广的路――其实也是你最应当走和最合适走的路。“神自有美意的安排”，如你母亲常常所说的。
责任编辑/曲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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