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霸权”催生的文化认同需求 以白人文化为中心，美国后殖民主义文化对其国内的少数族裔进行了历史、文化、宗教、习俗和语言等各方面渗透和同化。在这过程中，美国主流文化不仅宣扬白人文化优越论，而且高唱白人人种优越论调。自1848年首批华人移民美国加利福尼亚淘金算起，距今已有150多年历史，在这150多年的历史中，华裔美国人遭受“文化霸权”的压迫已经根深蒂固。与其他少数族裔一样，长期的“白人优越论”和“白人至上”的思想业已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自卑心理，他们更愿意使用和适应殖民者的语言、文化和习俗，用以补偿对自我身份感到的强烈自卑感。正如赵建秀等人在《啊咿!!!亚裔美国作家选集》中所叙述的一样：“整整七代人在法律的种族主义和被委婉地称为‘种族主义的爱’的压迫下形成了亚裔美国人自我轻视、自我排斥和自我瓦解的心理定势。”形成这种心理定势的根源之一便是华裔美国人的自我东方化倾向。
当华裔美国人终于可以用自己的声音表现自己之后，他们迫切想要表现是“宣称自己是美国人”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既表现为不顾一切地与白人主流文化与价值观念认同，又表现为全然排斥民族文化和带有任何文化痕迹的象征物的极端行为上。这种极端行为在第二代华裔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作家目睹过他们的父辈作为第一代移民所受到的种族歧视，也见证了美国主流文化对华裔的刻板化再现。于是迫不及待地想证明自己的可同化性，最具代表的两部作品是刘裔昌的《父与子》和黄玉雪的《华女阿五》。当时美国读者之所以欣赏这两部作品，是因为他们认为作者表现的是“忠诚的少数族裔”的典型代表。两部作品中前一部迫不及待地摈弃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以外的一切，而《华女阿五》也继续着华人的刻板模式，强化美国华人的模范族裔形象。
不难看出，早期华裔美国人为了追求美国主流文化的认同，不仅要与自己的民族传统决裂，还要符合美国主流文化所设定的传统华人形象。要采取与殖民者积极配合的态度，刻画出早已加在华裔美国人身上的刻板化形象，借此来表现华裔少数民族是白人优越地位的保护神。而这种顺从、配合的态度又为华裔美国作家的创作带来了新的压力。正如赵建秀所指：“他们通过羞辱自己的种族，自己的历史和人民，以及诋毁华人未来的做法，捞到二等白人的身份，这正是白人文化所需要的……他们的作品是白人的作品，艺术和文化标准也是白人的标准。这种有白人控制的文化专横，从本质上对少数族裔的文学创作构成了新的压力。”无疑，赵建秀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更大的压迫才会产生抵抗意识。
二、在传承与抵抗中进行文化重建
最先得到“霸权主义”认可的都是一些顺民，“文化霸权”同样催生了“模范族裔”。但是被殖民者并不是永远被动的受害者与牺牲品，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具有能动性的，他们通过复制、模拟、含混和杂糅等方式对无孔不入的文化殖民进行同样隐蔽但却有效的抵制与颠覆。汤亭亭的《女勇士》就对抵抗进行了初始探索。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崛起的汤亭亭是在早期华裔美籍作家所铺的道路上走向辉煌的。汤亭亭自己曾说：“我在图书馆发现了黄玉香的书，我当时大吃一惊，从中感受到鼓舞，确定自己的理想，觉得可以从事写作，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一位像我一样的人成了书的主人公，成为书的作者。”。由此不难看出汤亭亭创作的继承性因素，塞义德指出：“东方主义是所有对东方之了解的沉淀：它的肉欲，专制，畸形的心态，不准确的习惯，还有落后。”塞义德指出了西方主流文化对东方的认识，而早期的华裔美国作家不是改变这种文化偏见，而是自我东方化后加深了这种偏见。汤亭亭也运用了东方化策略，但她在塑造书中主人公时不露声色地包装，伪装自己，在不知不觉中渗入其中，达到了颠覆主流文化的大众意识的目的。
《女勇士》可分为五个部分，每个部分中都有一位女主角，都与叙事者的成长有关。第一部分“无名女人”讲述的是无名姑姑因“私通”在分娩的当天被村中人抄了家，无名姑姑抱婴儿跳进家里的水井，从此她的名字成了家中忌讳，成了“无名女人”。第二部分“自虎山峰”讲述自己成为花木兰，进白虎山修炼15年，然后带兵打仗报了国仇家恨，回到故乡成了英雄。第三部分“巫医”讲述了母亲英兰年轻时学医从医的故事。第四部分“西宫门外”讲的是母亲带着她的妹妹月兰偷渡到美国，为的是向在美国再婚的月兰的丈夫讨回权利。但是月兰没有胆量面对丈夫，也不能适应美国生活，最后客死在疯人院。第五部分“羌笛之歌”追述了叙述者童年生活经历，叙述者童年是在压抑与困惑中度过，不过她最终打破沉默，用文学形式表达自己的心声。
汤亭亭小说的继承性毋庸置疑，而在继承东方主义倾向上尤为明显，总结来说可分为以下三点：
1、汤亭亭在《女勇士》中改写了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在第二部“白虎山峰”中对“木兰从军”、“岳母刺字”等传说的改写(她把岳母刺字这个故事运用到了花木兰身上)，还在“巫医”里对中国迷信的神秘化、怪异化描写。这是典型的“用书写错误来纠正不公”的东方化策略。
2、《女勇士》揭露旧中国的愚昧与陋习，批判封建礼教和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第一章“无名女人”中乡下人对出轨女性群起攻击与迫害、做丈夫的在家中大摆威风还可以另寻新欢，第五章“羌笛之歌”中母亲割断女儿舌系带让人联想到深受中国封建礼教毒害的女子“裹小脚”传统。这些篇章中有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丑陋一面的揭示，这些揭示显然在批评者眼中都有些东方主义倾向。
3、汤亭亭在《女勇士》中略去了男性角色，这种做法遭到另一位华裔美籍作家赵建秀的严厉批评。因为华裔男性在美国更容易被压迫，他们被女性化、无性化、刻板化。华盛顿大学教授美国著名亚裔研究学者徐思雄说的话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华裔男性的模式化形象，“在美国电影与电视中，亚裔男性极少以丈夫、父亲或者情人的身份出现。他们要么是呆板的花匠、仆人、厨子、冷酷的生意人，要么便是败于意大利少年空手道新手脚下的所谓中国功夫大师。”正是由于长期的负面形象，《女勇士》又略去男性角色，因而被一些评论家批判。汤亭亭这种策略性做法笔者也姑且列为“东方主义”倾向。
实际上，汤亭亭小说《女勇士》包含的“东方主义”倾向毋庸置疑，这种做法虽然与早期追求的文化认同一脉相承，但却并不是简单地抄袭。早期华裔美国人刚刚得到话语权，平等“公民权”尚未得到。因此，他们的第一要义正如前文所述是“宣称自己是美国人”。而汤亭亭处在华裔文学多元化的美国社会，重塑自我、构建属于作家自己的世界才是每一位华裔美国作家的第一要务。汤亭亭小说正是在抛弃本族文化影响后重建，在与美国文化合流后融合，构建了自己的世界。
汤亭亭曾对赵建秀等人的批评作出回应：“汉学家们指责我不了解中国神话，扭曲中国神话……他们不明白，神话是要改变的，是要使用的，否则就会被遗忘，就像那些带着神话跨越了大洋的人们。对他们来说神话就是美国神话了。我写的神话是新的美国神话。”。很 明显，汤亭亭是在争取自己作为主体的独立性，在民族文化和美国主流文化相互重叠、交织、争斗的领域中美国少数族裔要完成这个任务并不简单。少数族裔作家要做到独立首先必须摆脱本民族文化的约束，汤亭亭也正是摆脱了中国神话的本真性才创造了属于华裔美国女性自己的神话。作为华裔美国人，汤亭亭无疑是对西方文化认同的，她将自己的种族文化打上了西方烙印。
对于如汤亭亭等一些华裔女性作家而言，挣脱母亲影响的奋斗过程显然比男性长，也更加艰难。这些在男性作家眼中显然难以理解。华裔美国评论家林英敏曾说过，“少数民族的疏离感不仅是由主流文化的排斥造成的，而且也是父母的严厉批评所带来的，”其实母亲的严厉要求就代表男性的要求，不仅如此，它更可能是主流社会的文化霸权对少数族裔女性的苛求。因此，为了争取自己作为主体的独立，汤亭亭不惜与自己的敌人认同来对抗母亲，她要抗争的首先就是父权、夫权和族权的中国男权文化。
“羌笛之歌”中，母女的矛盾冲突演绎着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在本章中母亲是专制的形象，而最能反映母亲专制的莫过于母亲割断女儿舌系带那一段(这与中国历史上“裹小脚”这一致残行为类似)。母亲割断女儿舌系带的情节象征着母亲要削弱女儿的权利，使她的声音消失，从而使原本倔强的女儿能做一个顺从、驯服的典型东方女性角色。这种有意伤害行为，是东方母亲对挣扎在两种文化夹缝中的女儿的善意伤害。在这里，母女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完全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矛盾与冲突。而从女儿的视角来看，只有西方文化才是理性与正确的，东方文化则是野蛮与愚昧的。在受够了母亲与她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古怪与荒诞”之后，汤亭亭的苦恼终于导致了一场叙述者与母亲的冲突。女儿觉得母亲不理解自己，她认为有必要把关于自己的两百件事列成一个单子，当着母亲的面说出来，但是她希望的是用事实，准确性这些西方标准达到拉近母女关系的目的。但是母亲希望的标准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于是，在女儿准备照单子上的事一件一件地念给妈妈听时，母亲就用一句冷冰冰的话把女儿支开了：“我不想听你的这些疯话。”这些冲突实际上就是两种对事物不同认识标准的冲突，属于文化冲突。汤亭亭把母亲眼中的标准看做是中国文化原始、落后、低劣的表现。她极力把西方与秩序、逻辑、理性等同起来。汤亭亭正是用与母亲抗争这一命题最终挣脱了本族文化的束缚，获得了巨大的解放力量。
三、斗争后的东西融合
显然，《女勇士》并不是一部中国文化写实作品。相反，汤亭亭本人一直强调“这是一本美国书”。因此，她把母亲与中国东方化也不足为怪，这也是她艺术创作之再造自我的一种手段。而她在改造和挪用中国传统文化过程中从空间上增补，丰富了民族文化的内涵，从时间上又对民族文化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的发展进行了延续。对民族文化在异质文化中有目的的改写实际上打开了民族文化的封闭系统，使静止、固定的文化系统开始进入流动的循环。这不但不会妨碍它的民族文化在异国的传播和发展，而且会有助于民族文化在异质文化的语境中得以不断地繁衍生息。因此，赵建秀等一些人的指责笔者并不认同；相反，这是汤亭亭小说取得成功的策略。她不仅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也正是汤亭亭把传统文化融入了异质文化才达到了文化融合。
如果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写体现了东西融合，那么《女勇士》内容中体现的东西融合，更能看出汤亭亭的匠心。
其实既然取得了作家自己的主体独立性，那么作家自我对方化倾向，向白人文化献媚显然不是他们的主要目的，而真实情况是作家对自身所遇到的文化困境的真实思考与反映，在这过程中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作家不免会有东方主义倾向，但是运用一些隐蔽的手法不动声色地抵抗主流文化的偏见才是作家的最初意愿，而完成中西融合，创造自己的文化世界是每个少数族裔的最终愿望。
“白虎山峰”作者想象自己成了花木兰，背上背着“精忠报国”四个字，心揣国仇家恨，带兵打仗并最终取得了成功，女性在主人公的幻想中成了顶天立地的英雄，并以女性的身份受到男性的拥戴，作者有目的地对历史与文学进行改写，其目的是对抗、改变，甚至颠覆中国传统文化的男权意识与西方文化中对中国文化狭隘的、肤浅的东方主义认识。“羌笛之歌”一章一如作者写作此小说的目的，叙述者童年在压抑与困惑中度过仿佛作者创作之初的困惑与迷茫。而最后叙述者终于打破沉默，用文学形式来表达心声也就是作者所希望的最终能用自己的笔来重塑自我，完成文化融合。前文总是说母女之间的矛盾与对抗，而《女勇士》开头的情景是母亲禁止女儿讲话：结尾则是母女两人一起讲。虽然是各自讲各自的，但她们的声音终于融合到了一起，组成了同一主题的复调音乐，这当然不仅仅是母女之间的融合，而更重要的是两种文化在第二代，乃至作为他们后代的美籍华裔身上的融合。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汤亭亭在《女勇士》中将中国文化与美国主流文化对其的假想、中国民间故事与美国通俗文化、父母的经历与自己童年和青少年经历之间进行了融合。在多角度、多声音、多文化的复调式叙述中，她采取了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模仿、戏拟、修正等手法，再造了一个造就她的世界。以一个不可信的叙事者近乎荒唐的叙述向读者展示了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片面、肤浅的认识，东西方也因此都从《女勇士》中得到了宝贵的互相了解、理解与沟通。
注释：
①Frank Chin，et al，eds.，Aiiieee!An Anthology of Asian American Writers，New York：Heridion，1974，D，xii。
②赵建秀，《相聚一起》，295页。
③林敏英：《不同世界之间：美国华裔女作家》，1990：120页。
④EdwardW，Said，Orientalism，New York：Vintage Books，a Division of Rendom House，1978，p，205。
⑤徐忠雄：《由李小龙所想起的》，《本质》，1993年，11：24：64页。
⑥Sou-ling Cynthla Wong，ed，Haxine Hong Kingston，s The Woman Warrior：A Casebook，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D，47。
⑦Amy Ling，Btween Word，Women Writers of Chinese Ancestry，New York：Pergamon Press，1990，D，12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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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尹晓煌著，徐颖果译，美国华裔文学史[H]，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3]杨仁敬，20世纪美国文学史[H]，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
[4]Haxine Hong Kingston，The Woman Warrior[H]，London：Pan Books Ltd，1997。
[5]张龙海，戏仿、预言游戏、神秘叙事者、拼贴[J]，外国文学，2005：3。
[6]Edward W，Sald，Orientalism，New York：Vintage Books，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1978。
作者简介：
刘靖宇(1970－ )男，硕士，副教授，河南固始人，河南农业大学外语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