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歌嘹亮】军歌嘹亮电视剧完整版

  这是我写军旅题材的第二篇文章。在绵长的长白山凹里,有一支当年被称之为“某某信箱”的神秘部队。其实,部队真正的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复员回来后别人问我,在哪儿当兵?二炮。说得我一脸自豪。说是二炮,其实是一支打坑道的工程团。我是那批壮志未酬热血沸腾中的一员,也是在当时的背景下充满激情充满幻想做着军官梦之一的年轻人。每当我回首这段往事,总有一种难以言状的心情。岁月平淡似水,往事哀喜如歌。
  
  老黑班长
  
  老黑叫张百川,“黑”是他的特征。在我眼里,那是健壮的标志。张百川是山东郓城人,身高1米88,魁梧结实,一口纯正的山东郓城话,那话语中透着淳朴厚重。他篮球打得好,是我们120团篮球队主力中锋兼队长。1970年12月前,张百川在郓城县化肥厂当车间副主任。我们团来郓城征兵时,郓城县正在举行县工人运动会篮球友谊赛。我们新兵团团长张锦安,在团里只是参谋长,五号首长。张锦安特别喜爱看篮球,张百川的球队得了冠军,他在征兵领导小组会议上,点名要张百川。听到百川要当兵的消息,化肥厂的质检员邵爱华哭得死去活来,爱华是张百川刚结婚的新媳妇,正在度蜜月。当了工人后又去当兵,这在七十年代并不新鲜,我也是先工作再当兵。当兵那年我十九岁,张百川比我大十岁。新兵集训结束后,我分到一班。张班长对我和另外两个新兵十热情,把我们几个的铺位安排在离火炕最近的位置,说,他们刚来,适应适应再说。几个老兵也听话,照搬。才下连队一个礼拜,我就病了,是站岗冻的,发烧。张班长领着我去卫生队。回来后到事务长那儿,帮我定病号饭,再三嘱咐一定再加上两个鸡蛋,后又到团小卖部买了红糖、瓜子、苹果等物品。
  第二年,他探家回来,把老家的花生、红枣、煎饼分给战友们吃。留下的,只有我一个人在时再拿给我。
  东北那地方很冷,再冷也要站岗,中国没有不站岗的军队。而我最怕的就是站岗,尤其是夜哨。同年入伍的老乡、刚来的新兵和比我早的老兵,都怕叫我起来站岗。一是谁叫我烦谁,二是我起来的慢,实际上是磨蹭。白天好好的,晚上变态。徐强这样说我。轮到张班长站我的前一岗,他从来不叫我,他替我站。他对全班的同志都非常好,每年我们班都有人人党。我抽出去打球,他在连长、指导员面前说我在球队表现得好等等。我心里感到他对我有一种特殊的关照。我们家乡说过“长兄为父,老嫂比母”,张班长对我像是一种父爱。1975年,他要复员回家了。走的时候,我和全班战友十分伤心。我是1978年回来的,回来后和张百川班长常有书信来往。他的情况了解如下:班长今年61岁,大前年就退休了,他是和爱华一起办的退休手续。儿子现在是青岛市汽运集团公司总经理,儿媳是青岛一家民营企业的董事长,她的事业做得很大,在山东省是鼎鼎大名。女儿在一家外资企业做电脑设计工作,收入颇丰。女婿在北京外事部门工作,司局级。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心里祈祷:张百川一家平安、幸福,我的好班长健康、长寿。
  
  兵营诈尸
  
  1975年10月,团部奉命开拔,驻扎到柳河县三元铺镇。当时,我是特务连二班班长。二班是警卫班,主要任务是外线的保卫工作,一班是负责团首长的日常工作。王国青连长在全连会上宣布,由我负责留守大北岔的工作,全权处理全连的后事,大北岔是当地党总支部所在地,是一个屯子。由于前一时期我们连队连续出现战士和当地寡妇偷情以至怀孕的事件,所以连队党支部再三研究,让在女色面前最具有保险系数的我,舵后。留守人数整整15个,大于一个班小于一个排,准确地说,是一个加强班。大部队搬走以后,一切都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我回到地方工作28年了,工作单位和职务换了数十次,一直都有人管着我。回想起来才知道真正当家作主人的感觉。那天,下午四点钟左右,我带领留守的战士们去仓库,将库存的物资打捆,然后运到连里去。走时,我让胡白桦在家看门。
  白桦个头不高,精瘦,长得很清秀,带点儿天真稚气,1974年的兵。他那几天不舒服,我让他休息。事件发生后,白桦在日记中写道:当时,李排长叫我看家。下午四点钟左右,我一个人在球场打篮球。突然,就听见有人大喊,不好了,赵四被电打了!一看,果然。赵四在球场不远处的电线杆上“反弓”形状倒下,身上的保险带系得好好的,脚上的铁蹬子还抓在木杆上,赵四在修理电线高空作业时不慎触电。按常理,我应该迅速地冲上去救赵四,作为一名现役军人,一名共产党员,我有些犹豫了,我的灵魂深处闪现的是懦夫的思想是害怕的感觉,我缺乏的是英雄主义的气概,实际上是逃避是畏缩是孬种。客观上讲,一是当时没有工具,我空身爬上去也无济于事,再说,我的身体条件也不行,身高1米69,体重只有58公斤,要从空中把高大的赵四弄下来,除非有神灵相助。现在回想起来,我应当立即喊人,这样也许赵四还有救,但我胡白桦没有这样做。过了近十分钟,王家春第一个跑了过来。家春是1971年的兵,高大魁梧,他脱去上衣,快速爬了上去,费了极大的气力在众人的帮助下,才艰难地把赵四扛了下来。因为上面是高压线,拖的时间较长,赵四没有被抢救过来。
  我现在回忆不起来,赵四有没有结婚?他的家人来了没有?天渐渐黑了下来,没有办法,只好临时把他停放在空着的营房里。这是一排简易的平房。晚饭时,大家吃得都很沉重,谁也不说话。毕竟是在部队附近出的事,毕竟是死了个人。此事我报告了连里,连长说知道了。
  胡白桦写道:深夜,不知是怎么啦,我一直睡不着。突然,哗啦一声,整个墙全部倒塌下来,我猛地一惊,只见我和赵四的尸体距离相隔不到三米远,而且是同一个方位。平时胆大的我,已经是一身冷汗。慌乱中,我赶紧把枪和被子拿走,到隔壁的房间和战友打了一夜的通铺。
  胡白桦复员后仍然在家务农,先是在大队当书记,后不知什么原因,回到了生产队当电工。某一天,他在检修变压器时不慎触电身亡。也是死在电线杆子上,他死时的姿势和赵四一模一样。
  
  白脸狼子
  
  白脸狼子是1969年的四川兵给我们团的军务股长王柏然起的外号。刚下到连队的第一天,下午通知全连集合,老兵说,白脸狼要来了。军务股管特务连,王柏然来训话。王柏然长得细皮嫩肉,鹰钩鼻子,一双阴潭似的眼睛,让人恐怖厌恶,杨柳般的腰身,说话细声软语,那笑声使人感到阴森阴险阴毒。团部和特务连都住在一个屯子里,所以当兵的和当官的近距离接触比较多,加之我在球队训练,都在干部灶吃饭。平时,我觉得王柏然对我好,好的概念是对我非常客气。我们球队训练时,他在一边看,不时地为我喊好。他的球技也不错,常和我们在一起玩,当然,他不是我的对手。有 时,他对我说,小李,到我办公室坐坐。在他办公室里,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在部队好好干,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至少,他是在政治上关心我。这是我当时的感觉。其实,在部队能不能提干,不是我的最终目的,也不是最佳选择。因为,来时我已经是国家正式工人了。我去当兵是罗叔的意见。罗叔是1938年入伍的,大尉军衔。征兵那年,他跑到接兵部队,对张团长说,把小李子给我带走,他太散漫太傲气,到队伍上锻炼锻炼。到了部队我本想好好干,争取人了党就打道回府。无欲则刚,所以,平时说话不设防,不太注意小节。第三个年头,快到士兵复员的时期了,每年在这个时候,都有一批兵要走。一天晚上,团保密股的童干事托人捎话,让我赶快到他办公室去一趟。他的办公室和宿舍是在一起的,见我来,慌忙地把门关了起来,神秘而低声对我说,今年复员的名单上有你。
  我一愣,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千真万确。
  是不是你看错了?
  我是在王柏然的桌子上看见的。还说,让你走,全是王股长的安排,他说这个兵太差,我是在副参谋长屋里听见的。
  我说,我去问他。
  你是不是要出卖我?童干事一脸的不高兴。
  考虑到童干事的利益和处境,我把这口气咽了下去。
  这口气我憋了整整一年。
  1976年11月某日的一个星期天,友邻部队放电影。那时,部队只要是放新片子,空陆二军总是互邀着看。这是两部新电影,给我们的票数紧张。我在为班里的战友犯愁。只见王柏然来到我们班的住处,他胳膊上戴着纠察袖章。
  他笑嘻嘻地说,小李你出来一下。
  我坐那儿没动。
  他不怕尴尬,从兜里掏出一张票,递到我手里。我连看都没看他,就当着战友们的面把票给撕了。
  王柏然也没说话也没有发火,走了。
  因为,这批复员的名单里不单单是我榜上有名,其中徐强也是他给添上去的。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
  血气方刚的我,小小的胸腔已经憋不下怒火。
  去空军礼堂的路上,熟悉我的空军战士忙问我:有没有票?
  我说,我不看。
  部队陆续进场,首长的车子也到了。我看到门口没有人时,便从一侧的矮墙窜了过去。王柏然被我挡住了去路。突然而至的我,令他有几分害怕。我走到他面前,距离特别近,几乎是鼻子对着鼻子。我的眼里出火,四目对视,鹰眼败下阵来。谁也不说话。僵持有一分钟,我的腿脚让他的腿脚有了感觉。
  你想干什么?
  找茬。
  我在执行公务。
  去你妈的。
  你说话小心些。
  我今天就在这儿毁你。
  你不十白处分?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
  你就没考虑后果?
  老子来当兵就不打算活着回去。
  我上去抓住他的衣领,用力地拧。他的脸有些发紫,气喘且急促地抽搐着。我当时的力气特大,我有些冲动,思想斗争得厉害,杀他的意念也有。只见他双手举起,连连晃动,我知道他那是表示投降的意思。
  我把手松了,说,王八蛋,你对我有意见看不惯可以直接说出来,干吗这样阴险毒辣?
  王柏然耷拉着头,完全没有平日的那种烧不熟似的威风。我心头之火尚未消尽,拳头攥得咯叭作响。那是仇恨的力量,那是受辱后的力量,那是为战友们报仇的力量,化仇恨为力量的拳头的分量,王柏然自然知道有多重。
  他四下瞅了瞅,见没有人,便低声说了句,你饶了我吧。一副驭顺的样子。
  明天,就把这几个家中困难的老兵名字给勾掉。我把纸条给他。
  王柏然点头又点头。
  徐强不能走。
  王柏然点头又点头。
  此时,我想起郑板桥刻过一个自用印章,其文为:青藤门下走狗。
  原来,他不光是对1973年兵不感冒。前几年,十几个不该走的都让他给提前了。其实,这些战友个个都是好样的,不明不白地走了,实在是太冤屈他们了。据说,1970年、1971年的兵,只要是他看不顺眼的,都让你走。这是老兵告诉我的。复员时,连队自然要在走的前个晚上聚餐。特务连为团部卖命效劳,首长不来,参谋、干事也要象征性地来几个,但王柏然没敢来,他提前半个月就请假探家了。
  我走的第三年,王柏然因为贪污军用物资和与地方上的女人乱搞的问题,被开除党籍军籍送回原籍。
  
  连长吴勇
  
  吴勇是二炮120团的特务连连长。我当兵的时候,他三十多岁,个头不高,五官长得很好看,皮肤很白,腰杆挺得很直,具有训练有素的军人气质,在我当兵的四年里,我们的连长换了三个,那两个我已经没有印象了,惟有吴勇连长我一直都没有忘了他。即便是在翻阅军事书籍的时候,耳边也会响起他那放达的脚步声。
  那是我刚刚到新兵连集训队训练的第一个月。上午,我正在训练队列,突然,一辆崭新的北京吉普车嘎然停在篮球场的中央,队长跑了过去,向吴勇敬礼。吴连长当时在团作训股当参谋,因为他曾是军事教官,在基地培训过,也是我们团的军事教员,所以,团里的干部几乎没有不认识他的。队长高声喊道:“李策群出列。”我走出队伍,吴连长见我如此英姿,脸上露出笑容,这是喜欢的表情。他对我说,上车。我二话没说,钻进了吉普车里。大约走了五十公里的盘山公路,来到了一个大镇子上,后来我知道是三源铺。三源铺是吉林柳河县的一个乡镇,镇子并不出名,主要是空二军的一个师住在这儿。
  车子驶进了空军驻地,只见彩旗飘飘,横幅上写着:向陆军老大哥学习,向陆军老大哥致敬!办公楼的前方是一个篮球场,球场场地特别平,球架在当时也是最高级的。球场南侧摆了一排桌子,桌子上一盘盘苹果、橘子、香蕉、瓜子,烟是迎春牌的。我们在西半场练球,对方球员还没有来。不一会儿,穿蓝裤子的首长陪着一身绿军装的首长来到了场边坐下,那是我们团的1号、2号首长,首长们互相交谈,相互敬烟,让水果吃,友好的气氛看得出来。这时,传来一二一响亮的口号。空军队的队员个个都是一米八以上的个头,球衣也很好看,两队相比,我们团的服装显得寒酸。再比较,空军的队员个个红光满面,身强力壮,而我们虽然个头也有高的,按现在的标准,我们都显得营养不良。我在我们球队里个子是最矮的,因为我只有一米七二,当兵时,体检的重量是五十四公斤。从对方教练的眼神中,我看到的是轻蔑的味道。
  比赛开始了。球打得十分激烈,比分一直是交错上升。此时,我猛然惊醒,这是一场战斗,一次较量,这是我施展技能的大好时机,这是男人与男人之间的抗争,还等待何时?开始我打前锋,后来见队友组织得不得力,我便向教练提出,我改打后卫。果然,我的妙传,我的投篮,我的篮板球,都是恰到好处。这场球我发挥得淋漓尽致,场外的空军士兵们也为我的精彩表现而喝彩。毕竟我是一 个尚未戴领章、帽徽,还没有拿枪的准军人呀。终场的哨声一停,我们团多得两分领先。我们的啦啦队欢呼起来。首长走到我们面前,用他那双大手紧紧地握住我的小手,拍着我的肩说:打得好,小兵,好好干!对方的球员也纷纷走过来,相互握手。对方两名大个子走过来说我:新兵,你球打得好。另一个说:小兵,水平够专业的。这是我们团近十年来第一次赢球空军。消息传出,全团喜气洋洋,空前荣耀。军训结束,新兵分配开始了,吴连长专门跑到训练队接我们。后来听说,他到特务连当连长,开的第一个连部会,就是点名要我。特务连训练、学习严格,也就是说比其他连队要严。吴连长说特务连不同于一般的连队,它是全团的三军仪仗队……
  他在操场上非常严厉,可下了训练场,他特有人情味,哪个战士家里有困难,他总是不声不响把钱寄去,几年来几乎连里所有困难战士的家中都收到吴连长寄来的钱;哪个战士生病了,他从不让这个哨位空着,他亲自去代岗。吴连长对我关怀备至,我的个性较强,骄傲自大的毛病时常表现出来,这时,他就给我敲警钟;我挑肥拣瘦不好好吃饭,他说不要这样,要克服干部子弟那种刚愎自用的陋习,把自己锻炼成为一名真正的解放军战士。
  几年的共同生活,我感觉吴勇连长是一个把荣誉作为人生座标放在制高点上的人,什么事情他都要追求第一。做什么事情必须达到最高标准是他的目的。
  1976年7月,吴勇调到基地作训处。基地是我们的军部,当时我们认为这是对他的重用。走时,全连的干部战士都哭了,那是留恋他、崇敬他。他也比较激动,致词时,声音有些哽咽。
  后来听说,经王柏然的介绍,吴勇在柳河县找了一个媳妇。王柏然和吴勇是同一年兵,还是老乡。那女子长得也算标致。她对连长非常好,照顾细致周到。可吴连长对她一直不冷不热,一连几个月不回家,也不让老婆来探亲。后来才听说,洞房花烛之夜,吴连长在床上发现她不是处女。吴连长是个有个性的人,他不容自己受到玷污。
  因为,自尊心是男人的命门。
  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差,不久干脆分居,几年后,两人便离了婚。由于吴连长的家庭问题没有处理好,组织上给他一个警告处分。这在当时,并不奇怪。后来,听说他也转业了。再后来听说,他在辽宁的金县城里工作,只身一人过日子。1977年,我复员回家,一直在找他,却没找到。前年,我带队去东北考察,在大连金县,我问遍了所有的单位,都说没有此人。我推算,吴勇今年应该是67岁,按他的身体状况,活得该是硬硬朗朗的。
  吴连长,你这几十年是怎样度过的?如今你到底在哪儿呢?你在他乡还好吗?
  责任编辑 苗秀侠

推荐访问:军歌 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