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先生断言：几十年来，中国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政治中国”走向了90年代的“经济中国”。进入新世纪，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中国应该逐步走向“文化中国”的时代，即注重在国际事务中展示东方文化的独特思维方式，将文化命运和国家命运联系起来，进而与世界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确，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性格，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也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尊严。
笔者也认为：当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也必将是由经济崛起和文化崛起共同担当起来的。这一点在2008年金融危机当中得到了最为生动的印证！在这场金融危机当中，中国的经济基本面之所以保持良好，正是因为中国文化在全民经济意识的作用。中国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文化性格，较西方世界以渔猎文明为基础的文化性格相对保守。绝大多数中国民众不会冒太大的风险将自己的经济主动权交给金融机构，任其摆布。难怪在2008年中国股市当中最流行这样一句话：缺乏的不是资金，而是信心。说一句玩笑话：相比西方文化的性格来讲，中国文化更具有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
现如今，中国规模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三经济强国，在不远的未来，将与美国一样成为世界的主要经济体之一。在这样一个不争事实面前，西方“冷战”思维依旧顽固不化，“中国威胁论”“中国毁灭论”“中国崩溃论”仍然不绝于耳。当今世界性的文化重大转折趋势将日渐显现，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军事的竞争正在显现为文化“软实力”的竞争。
新世纪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和国家主权安全一样，也必将成为摆在中国经济和国力崛起面前无法忽略和必须正视的问题。中国在渐进实现“物质现代化”的同时，也必须尽快实现全体国民的“精神现代化”。中国应该开启中国文化的“对外输出”之门。从清末以来，延续长达百余年的文化“拿来”主义，也必须跟随中国经济产品向世界“输出”中国文化元素。中国当代的“精神现代化”必须从本民族思维方式向全人类的共同文化高度出发，使得中国思想成为人类共同的思想，也将中国文化“出口”，这样的“出口”必须伴随着文化商品目标同向地进行推广。
但是，中国不能也不可能走美国的旧路。因为，美国商品模式下的“全球化”否定了世界上许多与美国模式不同的经济文化传统的合法性。可悲的是，众多国人的眼光，只盯住美国人的优越生活方式，以为美国的社会制度、文化精神是最为“公正”、最为“自由”、最为“人性”的。殊不知，在不同的文化传统背景下，人们可以有不同的方式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没有设身处地的文化体验，就无权对文化社会凭空想象和盲目崇拜！这些人尤其不知，在一种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生活方式中，不太高的物质拥有量也可以获得充分的幸福。西方价值观念，在中国很多地方没有遭遇任何意识形态上的抵抗，反而得到一部分国人的积极追捧和推崇。
美国以其“薯片、芯片、影片”为核心的“三片”文化价值观，将西化的社会风尚、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推向了“全球化”。跟随而来的诸如：牛仔裤、T恤衫、摇滚、歌曲、口香糖、麦当劳，乃至海洛因、大麻等等西方的文化产物开始风行。无论是西欧、北美、日韩、港台还是中国大陆，全球的年轻人几乎都穿上了同样的服装，跳着同样的街舞，“前卫”着同样的前卫，“兴奋”着同样的兴奋，“时尚”着同样的时尚，“颓废”着同样的颓废……
美国通过商品的输出，在大把赚取我们国家货币财富的同时，把西方大众文化的流行时尚、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推向了全球，也日益深刻影响到今天的中国青少年一代，使他们成为所谓“新新人类”，与中国文化精神隔膜日趋疏远。许多青少年对“端午节”、“重阳节”一无所知，但是对“圣诞节”、“感恩节”却娓娓道来。这说明文化产品对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影响力不可低估。
英国原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经傲慢地断言：“中国不会成为世界的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从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传染性的学术，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撒切尔的此番论调的出现笔者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在中国文化问题上，西方世界普遍存在一种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立场的趋向，即：虽然中国在经济上迅速崛起，但是中国充其量也只是一个物质生产大国，而不是精神文化和知识生产的大国。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当中 “冷战思维”的阴影挥之不去，认为中国的崛起始终伴随着“中国威胁论”而衍生发展的，对中国的深厚文化和人文关怀置之不理。西方世界出现这样的思潮本不为怪，但是中国必须防止中国文化被美国以“薯片、芯片、大片”为代表的消费主义文化对我们意识形态的演变和修改。
关注之一：韩国宣布将在全球一百个地区开办“世宗学院”推行所谓“大韩文化”；日本紧随其后在海外增设“日语学习中心”，抵制中国的“孔子学院”，鼓吹日本“亚洲文化发祥论”；印度在军事势力扩张的同时，挑起文化上的“龙象之争”。
关注之二：印度学者对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权质疑；韩国学者用《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质疑中国的“雕版印刷”的发明权，用《直指》质疑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权；更有甚者声称：中医乃是韩国人发明，称之为“韩医”，老子和孔子是韩国人，甲骨文乃韩国最初文字，王羲之《兰亭序》是用韩国的高丽纸书写等等。
关注之三：日本考古学家藤村新一将伪造的“文物”埋于地下尔后进行“发掘”，将日本历史从3万年推到了70万年，称：日本文化是亚洲最早的文化形态，并没有受到中国的影响，最终被揭穿而沦为学界的笑柄。
关注之四：国外有部分人试图从文化上做文章，大谈分裂中国的“七国论”――香港、台湾、新疆、西藏、内蒙古、东北、内地。一向与中国十分友善的法国政府，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火炬传递当中，巴黎市政府公开在塞纳河大桥上悬挂辱华和宣传藏独的张贴画，将五环变为五个相连的手铐。英国、德国等欧洲发达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针对北京奥运会的抵制活动。
关注之五：日本不顾亚洲二战受害国的一致反对，连续多年修改教科书，美化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称其是战争受害者，渲染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不断使用金钱实务外交，提升日本在国际上的形象。
当笔者相信，任何一个有文化良知的中国人读到这样的一段文字资料的时候，心中必然充满了极端的愤怒！日本、韩国、越南这些中国的近邻国，乃至西欧发达国家面对中国和平崛起这一事实，的确心存恐慌。但是人类文明需要一个和平崛起的可持续发展的中华文明。日韩等国在从经济繁荣之后，一致将文化遗产窃取的矛头对准了几千年来为其君、为其师的中国。针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和觊觎，愈演愈烈。作为每一个有文化良知的中国人也必将心中充满愤怒。文化本身具有的持久的力量，诱使日韩等国家，在文化上其不甘心笼罩于中国文化的巨大光环之下，抗衡中国文化，和平输出意识形态，成为朝思暮想的美丽梦想。但是，这恰恰体现出他们的“文化自卑”和“文化失败”。
因此，文化不仅仅是文化，而是强大的，不可见的，可以改变一切的力量，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法复制的，胜过任何强大武器的，最应该珍视的国家宝藏！
思想殖民、文化掠夺、精神生态失衡是当代最大的文化病症。有许多知识分子接受了西方文化对自己文化立场的“洗脑”，贬低丑化设置恶毒攻击中国文化，精神生态已经全盘西化，这正中了西化演变中国文化的下怀。用王岳川先生的话来讲叫做：文化的“出口转内销”。经过西方认可的中国文化，是不是应该重新换个眼光来看世界？是否要去除虚无主义和失败主义文化情结，转变成文化自觉和自信？这些永远都无法找到明确的答案，但有一点毋庸置疑：中国文化的遗产必须姓 “中”，中国文化的价值批判标准不能由西方世界来制定，必须由中国人说了算；中国人的文化必须理直气壮地发出振聋发聩的强音！
[ 2 ] 人们所谓的“全球化”，实际上是为一种策略进行辩护的假面具，旨在将经济和政治上统治性的强国、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特殊利益和特殊传统的普世化，将一种最有利于这些强国的文化模式推广于全世界，并以此为一种标准，一种理应如此，一种宿命，一种普遍的命运，以获得广泛的接受，至少是广泛的忍受。就是说，这是在文化方面将某一文化价值观念，强加给全世界，使其普世化。文化的生产是非常缓慢的、伴随巨大代价的，受制于经济的，极为脆弱的。但是，同样也是强大的可以修改人们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的！
美国的经济模式在全球的扩张，并非单纯出于经济的纯粹原则理论，而是出于一个特殊的文化和社会传统。美国常常以全人类总体“进步”名义的推行其经济模式“全球化”，将美国的社会文化中崇尚“个人主义”、“自由”等等价值观念向外无限制扩张，普及于全世界。恰如美国“概念艺术”之父约瑟夫・科苏斯所言：“因为我们没有一种真正的国族个性，我们将现代主义本身作为我们的文化。我们以出口我们的地方主义，改变变形了其他文化，并赋予这种混乱以一种‘普世性’的外观……因为我们的文化没有惟一的地理渊源，我们倾向于将自身定位于一种时间的位置。这个世纪，而不是定位于大地上的某个地方。我们出口了一种综合性的文化――麦当劳、可口可乐、希尔顿酒店等等。由于各国族文化纷纷退却让给我们地盘，它们最终失去了对它们生活有意义机制的控制，由此变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依附于我们。”
作为人类文明唯一未曾中断的中国文化而言，虽然历经无数次冲击而仍然根脉扎实，是因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吐纳、吸收、自我创新，能容纳古今中西各种有价值的精神文化遗产。中国文化以中原地区的大文化为背景融合了周边甚至是遥远民族的文化，任何文化进入中国内地之后，倘若不做嫁接和融合就难以在中国内地存在下去，恰恰说明中国文化广阔的包容性和顽强的传承性。但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和实践的是发掘和弘扬中国文化，在全人类“普世性”文化共识的框架内，将中国文化对全人类的影响力推销出去。
以笔者的观点看，可以分为两步走。一是输出文化符号和文化产品；二是输出中国文化概念。这是当务之急，也是必务之急!覆盖全球49个国家和地区的123所孔子学院,从数量上看似乎很多，其实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外交辞令当中有一个词叫做：“消除误解”，“误解”的产生，恰恰是由于“不了解”造成的。倘若，在世界上听不见中国文化的声音，那么“误解”就永远不会消除，“中国威胁论”“中国毁灭论”“中国崩溃论”就永远不会销声匿迹。
值得关注的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事实上就是美国的文化部，这并不是一种比喻。美国《洛杉矶时报》在2000年4月9日曾经刊登了刘易斯・拉帕姆评论桑德斯著作的文章：《间谍与文人――中央情报局是怎样迷上文化的》，文中直书“新组建的中央情报局承担了宣传美丽的美国的任务”（《参考消息》2000.5.10）。同时，该文还指出：“艺术成为准军事资产”，“文化名流成为宣传工具”。事实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又一主旨，就是为了“文化战”或“文化冷战”。艾森豪威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的解释更为明了：“冷战的目的不是占领他国领土或以武力征服他国……我们是试图以和平的手段使全世界都相信真理。为了普及这个真理，我们将要使用的方法通常称为‘心理战’。所谓‘心理战’就是争取人的思想，争取人的意志的一场斗争”。
或许人们已经淡忘，在1950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为了更有效地在国际上实施文化冷战，在柏林创立了“文化自由大会”。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秘密经费，以“科学与极权主义”、“艺术、艺术家与自由”等为议题对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展开文化攻势。后来美国中央情报局还动用了马歇尔计划的2亿美元的资金，在当时极其穷困的欧洲大搞文化宣传“心理战”。其中1950－1967年间，有“几千万美元”用于文化自由大会。中央情报局还极力向全球推出《荒原》的作者――“现代诗人”艾略特等美国的文化“吹鼓手”，通过艾略特等“文化大使”，“中央情报局统领了诗歌界” 。之后，安格尔顿、麦考利、汤普森等等耶律大学的文化精英，纷纷成为了与中央情报局“签约”的作家。据旅美艺术评论家黄河清先生的统计，在那一时期内，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发行的出版物至少有1000种。当然，电影无疑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推行美国价值思维的最佳媒介。它最直接，也最为有效地将“美国”的思想植入了第三世界国家大脑的细枝末节当中。不但赚取金钱，而且收获了不可估量的意识形态上的巨大胜利。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不仅仅忙于国家安全，还忙于在全世界办画展，在好莱坞拍电影，在第三世界开音乐会，在全球找作家签约，办杂志出书……越来越彰显其以文化攻城拔寨的阴谋。
中国文化具有鲜明的普世性特质，中国文化鼓励人向上，让人追求崇高，宣扬“和谐”，推崇“人化”，鼓励“尚善”。这些都是能为全人类所认可的共同价值观，这也将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的一面旗帜。当代世界正处在经济全球化、科技现代化、文化多元化的激烈冲撞当中，全球都在关注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必须在和平崛起的过程当中制定具有前瞻性和框架式的文化战略，最大限度地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保护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解放文化的生产力。虽然，我们没有必要像美国一样，将政治战略思维纳入其中，但是向全球推行文化战略势在必行！因为，衡量一个国家民族的强大不强大，往往不是看这个国家有几颗核弹，而是看这个国家是不是拥有可以影响世界的先进文化。
放下愤怒的纠葛，面对看似荒诞的文化闹剧，我们应该沉思。我们无法左右这个世界的文化走向，但是我们完全有能力干预和影响这个世界的文化环境。美国的政治霸权与其文化霸权是一道灵魂附体，无法脱离。但是，其文化霸权与其政治霸权相比，是十分高明地。因为美国的文化种霸权在全球毫无抵抗地获得了接受和欢迎。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阿拉伯国家，乃至世界上的许多反美的国家对美国人和与美国的政治交往十分反感，但却对美国的商品和电影大为赞赏。这也就无怪日韩等国厚颜无耻地，悍然地，堂而皇之地掠夺中国文化遗产的卑劣行径了。这些文化的盗贼，其真正目的在于：向世界推向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力。因此，面对这种不惜以“不耻”换取“自尊”的做法，也就应当不予理睬。但是，笔者必须再次强调：新世纪的国家文化安全和国家主权安全一样，也必将成为摆在中国经济和国力崛起面前无法忽略和必须正视的问题。中国在渐进实现“物质现代化”的同时，也必须尽快实现全体国民的“精神现代化”。因此，我们在极端愤怒之后选择置之不理，沉下身来做事，将很“中国”的文化光大，把中国文化背后的东西向全世界输出，或许这才是一种最好的态度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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