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突破了“五种社会形态说”。“五种社会形态说”不是马克思的原意，而是“苏联模式”的产物，在实践上带来了严重失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造成了理论困惑。文明类型研究变“单线发展”为“多线互动”，使理论与历史和现实的事实更加一致。文明类型研究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为创新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五种社会形态说；西方自由民主理论；文明类型理论；继续推进改革；创建现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11)02—0099—03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五种社会形态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坚持走自己的路，摆脱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实行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大胆借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经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及其形成的模式，已经不能再仅仅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来解释和说明了。
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论，来源于“五种社会形态说”。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的失败，根源是“五种社会形态说”有局限。“五种社会形态说”包含着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发展、生产关系决定社会形态、“单线发展论”等观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重视保持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转向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镇发展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突破了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的“单线发展”路线，把传统理论认为是根本矛盾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形成了既不同于改革开放前传统社会主义的模式(即苏联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所有这些，都是对“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全面突破。
尽管我国在实践上“摸着石头过河”，已经突破了“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局限性，但是由于没有在理论上完成创新，人们仍然沿用这一学说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结果就形成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歪曲性认识：有的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伦不类的社会形态，“若隐若现的封建主義、羞羞答答的资本主义、真真假假的社会主义”；有的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还有的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封建的社会主义”；等等。其实，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混乱不清，而是传统的“五种社会形态说”有局限。戴着有缺陷的“眼镜”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会出现看不清、看不准的问题。
二、“五种社会形态说”不是马克思的原意，而是“苏联模式”的产物
怎样认识“苏联模式”?“苏联模式”包括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也包括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中的有些理论观点，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就不是马克思的原意。
马克思曾不止一次强调过他对于“奴隶制—封建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论述主要限于西欧。例如，他在1877年10～11月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就曾说过，《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他(指米海洛夫斯基，引者注)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在1881年2月底3月初写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再一次强调，“可见，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指资本主义产生，引者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
然而，马克思的理论传人俄国之后，出现了不断扩大的现象，逐渐形成了“五种社会形态说”。1938年，斯大林在其发表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最终使其成为定论。“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实质是“单线发展论”，即认为人类社会都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单一模式发展的理论。
“单线发展论”不符合非西方国家的历史和现实的事实，造成许多牵强附会的解释。国内外许多学者都曾经提出过质疑。例如，许多学者都认为，奴隶社会在历史上只有少数国家经历过，主要是地中海沿岸的地区和国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没经历过奴隶社会”。再例如，冯天瑜认为，20世纪20年代，苏俄和共产国际泛化封建观及“五种社会形态说”传人中国，将具有“君主专制”和“地主经济”等“非封建”社会结构的秦至清称为“封建社会”，成为从学术界到大众“日用而不辨”的术语。他认为，自秦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应为“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或“地主社会”。许苏民进一步认为，自秦迄清中国社会性质实际上是皇权官僚专制社会。
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发达地区的建立，实际上只意味着这些国家“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用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走其他道路实现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可以“跨越”历史阶段，一跃而进入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没有使用过“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字眼”。但是，按照“单线发展”论，社会主义只能是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共产党)照搬了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与现实。本来，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已经不是马恩所说的社会主义了，它的起点比后者低，需要重新定位，并采取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政策。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时没有这样做，仍然坚持了书本上的“高”定位，照搬了书本上更“革命”的制度和政策，这就导致长期犯“左”的错误。
三、文明类型研究对“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创新
文明类型研究把研究的对象由“社会”扩展为“文明”。“文明”是一个领域广泛的整体性概念。“文明”不仅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且还包括文化、宗教、生态环境等“软实力”及自然因素。
文明类型研究通过对不同文明的比较研究，指出文明类型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有重要的左右作用，从而在坚持的基础上创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原理，实现了基础决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与整体决定(文明类型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形态)的统一，实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一元论与多样性的统一，纠正了传统社会发展理论机械论的倾向。
文明类型研究根据客观的历史事实，变“单线发展”
为“多线互动”，把原始社会解体以后人类社会的发展看成是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按文明类型沿不同道路前进并且又有相互影响的历史。人类所经历的社会形态是多样的、各有特色的，但都不能超越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这样就使理论与实际更加一致”’。
同西方的经济主导型文明不同，中国从古代到现代一直是政治主导型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现代的政治主导型文明，它不是因为受了某种思想的作用而形成的，也不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人为创造，而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产物，是“摸着石头过河”而自然形成的。政治主导型文明与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差别也只是经济与政治关系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存在着两极相通的互补关系。
四、文明类型研究的意义
(一)提出了一种新的发展理论
苏东剧变以后，西方一些学者认为社会主义的实验已经失败，人类意识形态变革的历史已经终结，西方的理论界、政界和媒体，按照这一观念去看待和评价其他国家的制度和观念，推行西方的“自由民主”。我国所坚持的一些被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制度和观念，如党的领导、不搞三权分立、维护国家统一等，也成为它们不断指责和要改变的对象。文明类型研究已经初步形成了一种新的学说。这一学说从新的角度，研究、分析了世界现有文明的类型和发展前景，指出各类文明都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其中，形成于中国的政治主导型文明和形成于西方的经济主导型文明一样，都是能适应社会进步要求不断发展的文明。这两种文明各有其优势，也各有其容易出现的偏向和问题，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一理论与传统的体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形态理论及社会主义理论相比，更加符合世界历史和当代国际的实际，体现了“和而不同”，是可以拿到国际学术界讨论、与西方自由民主学说相抗争的新学说。
(二)应对“文明冲突论”的挑战
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整个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文明的冲突”的历史时期，预言在当今世界的七八种文明中，距西方文明传统最远的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有可能联合起来，向西方的利益、价值和势力挑战。文明类型理论提出了另一种新的文明论，认为亨廷顿指出文化因素的重要性、肯定当今世界仍然是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这一点是正确的，但他把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以“冲突”为主要方面的关系，却是偏颇的。这种偏颇的形成，与西方文明张扬竞争、强调挑战的思想行为取向有关，其中也与维护西方国家的利益有关。不同类型的文明之间当然存在着竞争，有时也会产生冲突，但是它不是文明关系的主要方面；不同文明之间，主要是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同处共进的依存关系。具体来说，不同文明也有处理与其他文明关系的不同取向和方式。看一种文明是不是会对其他文明构成威胁，要看这种文明的发展历史和对外关系的取向。中华文明的发展历史和现实都说明，它是一种内外和谐、助人为乐、宽仁厚德的文明。中华文明的复兴和强大，不会对其他任何文明构成威胁，只会增强世界和平和进步的力量。
(三)为创新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提供了参考
文明类型理论为创新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参考。西方的文明是经济主导型文明，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反映了这一文明的内在机制、运行方式和发展规律，并且反过来指导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发展。西方学者(也包括许多中国学者)往往认为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对所有文明和所有社会都适用。文明类型理论纠正了这一看法。由于政治主导型文明与经济主导型文明存在两极相通的关系，所以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中国的政治主导型文明有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内在机制、运行方式和发展规律，需要创立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来加以总结和揭示，反过来指导中华文明的发展。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区别就在这里，创建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必须明确这一点。
中华文明在思维方式方面也有自己的特征，这就是从整体出发，重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西方的理论思维以形式逻辑为工具，分门别类地进行研究，建立学科。这样建立起来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有其清晰、明白的长处，也有其割断了联系的短处。现在它们也开始注意纠正这一偏向，形成了一些新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等。中国的社会本身就关系复杂、整体性强，传统使用的是辩证逻辑。所以，建立现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就要以复合型学科为基本学科。如：唯物辩证法哲学，社会历史文化哲学，新政治经济学，自然与科技哲学，辩证逻辑，中国政治与伦理，美与文学艺术，信仰与宗教，党史与党建，政策、法律与法规，行政与人事管理，经济管理与企业文化，中国与世界历史，教育与人力资源，新闻与宣传，体育与健身，语言文字学，图书文献学，等等。
创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基础理论，需要集中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精英，参与完成，也需要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参与讨论和研究，需要有关领导部门的组织和帮助。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 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殷永林，近十年来关于奴隶社会历史地位的讨论[刀，山 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4)，122—128，
[3]冯天瑜，泛化“封建”现有悖马克思的封建论O)，学术月 刊，2007，(2)：120----124，凹许苏民，自秦迄清中国社会性质是“宗法地主专制社 会”吗?一一与冯天瑜教授商榷O)，学术月刊，2007， (2)：131—133，
[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6]耿百峰，马克思提出的是“不通过”还是“跨越”资本主 义的“卡夫丁峡谷”?[月，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1，(4)：34--36，
[7]柳昌清，文明類型论纲O)河南社会科学，2009，(1)： 23—33，
责任编辑 吕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