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杜诗评点是杜诗学史上数量繁夥且独具民族特征的文学批评形式之一，一直以来缺乏必要的关注与系统的梳理。历代公、私书目是著录杜诗评点的主要载体。杜诗评点伴随着杜集定本的形成而逐步发展和兴盛；唐代以来史志书目的杜集著录是杜诗研究的晴雨表，反映了杜诗研究的实际状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虽著录了不少杜诗评点之作，但在具体评判中多持贬抑态度；历代私家书目则相对比较重视杜诗评点著作的采撷，尤其注重杜诗未刊评点的著录。根据公、私目录对杜诗评点的选录标准和著录概况，可以管窥出目录学视阈下历代学者关于杜诗评点的观念嬗变和演进轨迹。
关键词：杜诗评点；杜诗学；公私书目；文学批评
作者简介：曾绍皇，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湖南 长沙 410081）
杜诗评点研究是近年杜诗研究不断深化的一个重要趋向。自从上世纪20年代黄景仁先生发表《朱竹垞先生批杜诗》（1926年《国学专刊》1卷2期）一文以来，近百年的杜诗研究中陆续有学者对杜诗评点进行个案式的分析和研究。但是，作为杜诗学史中的重要批评形式，历代学者对杜诗评点的态度到底经历了怎样一个演进过程，则至今尚未明了。根据唐代以来史志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和私家书目对杜诗评点的选录标准和著录概况，可以管窥出目录学视阈下历代学者关于杜诗评点的观念嬗变，为深入开展杜诗评点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文献基础。
一、杜集定本形成与杜诗评点的兴起
历代公、私书目是著录杜诗评点的主要载体。最早对杜甫诗文集卷数进行著录的现存文献记载是唐大历年间润州刺史樊晃在编撰《杜工部小集》时，于其序言中称杜甫有“文集六十卷，行于江汉之南” [1 ] （7 ），此后，历代公、私书目即以此为标竿开始重视杜甫文献的著录。《旧唐书·经籍志》虽未录杜甫诗集，但在杜甫本传中却沿用樊晃之论称“甫有文集六十卷” [2 ] （5057），《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称“杜甫集六十卷，小集六卷润州刺史樊晃集” [3 ] （1603），而《新唐书》本传中再未提及杜甫文集之事。这些著录，“殆据旧闻而转录” [4 ] （1 ），不是自己亲自目验杜集的数量。杜甫流传下来的诗歌数量仅是他诗歌创作总数的一部分，莫砺锋先生根据白居易《白氏长庆集》每卷诗歌的数量对杜诗总数进行过推测，他认为“杜甫去世的时候他的作品已经编好集子的应该有3 330首左右” [5 ] （15），而现存杜甫诗歌仅1 400多首，可见，“甫集之传世者，已是遗逸之馀” [4 ] （1 ）。
宋宝元二年（1039），王洙搜罗自己能见到的所有杜集共1 405篇，汇辑成编，20年后，即宋嘉祐四年（1059），苏州王琪将其镂版刊刻。该本“镂板流布后，就成为此后一切杜集的祖本” [6 ] （316），后世所传杜集诸本皆来源于王洙之本。洪业在《杜诗引得·序》中也从促进杜诗学发展演变的高度肯定了二王辑录《杜工部集》的巨大功勋，“自此以后，学者之于杜集，或补遗焉，或增校焉，或注释焉，或批点焉，或更转而为诗话焉，为年谱焉，为集注焉，为分类焉，为编韵焉，或如今之为引得焉。溯其源，无不受二王所辑刻《杜工部集》之赐者。” [4 ] （2 ）张元济在《宋本跋》中也称“自后补遗、增校、注释、批点、集注、分类、编韵之作，无不出于二王之所辑梓。” [7 ] （1127）
自从杜集定本出来以后，尤其是靖康之变带给人们的心理创伤和现实困境，人们对杜甫诗歌的态度也因此发生了极大转折，杜诗研究出现了“千家注杜”的繁盛局面。在笺注杜诗的同时，杜诗评点亦悄然兴起。到元代，杜诗批选更别开生面。洪业曾说，“窃谓宋人之于杜诗，所尚在辑校集注，迨南宋之末，蔡、黄二本已造其极。元人别开生面，一转而为批选。虽天水之世已有《诸家老杜诗评》、《少陵诗格》二书，可谓滥觞所始。顾惟刘辰翁以逸才令闻，首倡鉴赏，于是选隽解律之风大起。” [4 ] （41）因此，从宋代以来，因杜诗笺注和批选之风盛行，历代公、私书目对杜集之著录也逐渐多起来。
二、唐代以来史志目录对杜诗评点的著录
《旧唐书·经籍志》“据开元经籍为之志” [2 ] （1966），因杜甫诗文成名于开元簿录之后，故未有关于杜集的著录，而只在杜甫本传中根据传闻著录“甫有文集六十卷”①。《新唐书·艺文志》中则明确著录，“杜甫集六十卷，小集六卷”，而在本传中未予提及。《新唐书·艺文志》所录同样不是作者亲见，“殆据旧闻而转录” [4 ] （1 ）。综此可见，在新、旧《唐书》中，主要着眼于杜集文本的著录。因唐代本身没有杜诗评点之作，所以在新、旧《唐书》之中不可能存在对杜诗评点的著录问题。但是，到了《宋史·艺文志》，对于杜集之著录则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诸多杜诗笺注的本子在《艺文志》中得以著录，同时还开始有意选录有关杜诗评点的杜集。
清代是杜诗研究继宋代以来的第二次高峰时期，故《清史稿·艺文志》对杜集的著录亦较先前史志书目著录为多。这一时期对杜集的著录体现出鲜明的综合性特征：一是很多著录的杜集融笺注、疏解、音释、评点、集说于一体，体现出杜诗阐释的综合性。如钱谦益《工部集注》20卷、朱鹤龄《杜诗辑注》23卷、仇兆鳌《杜诗详注》25卷、杨伦《杜诗镜铨》20卷、张溍《杜诗注解》20卷、许宝善《杜诗注释》24卷、顾施祯《杜工部诗疏解》2卷、汪灏《知本堂读杜》24卷、吴瞻泰《杜诗提要》14卷、黄生《杜诗说》12卷、纪容舒《杜诗疏》8卷、张远《杜诗会粹》24卷、卢元昌《杜诗阐》33卷、吴见思《杜诗论（阙“文”）》56卷等，或笺注、或疏解、或评释，或集说，或多者兼顾；二是对杜甫诗话类著作的著录。《清史稿·艺文志》著录的潘德舆《李杜诗话》3卷、陈廷敬《杜律诗话》2卷等，都是关于杜诗的专题诗话。不过，《清史稿·艺文志》对单独的杜诗评点著作却未曾加以著录。还是反映出官修史志书目对评点论著的轻视。
综合言之，杜集著录是杜诗研究的晴雨表。唐、元、明三代对杜诗的研究明显不如宋、清二朝，以致出现《旧唐书》、《元史》、《明史》等三部史书艺文志均未著录杜集的事实。如果说，在唐代杜甫诗歌不受时人重视为确论（也有学者提出质疑），且杜集散佚严重，则不列杜集尚可理解；另，元朝作为一个马背上的民族不重视文治之功，且《元史》成书仓促，未列《艺文志》一目，故没有著录杜诗评点之作也情有可原。而《明史·艺文志》因专取有明一代名家著述，不著录前代各种著述的编撰体例，也将诸多杜集选本和评点本置之视线之外，“前史兼录古今载籍，以为皆其时柱下之所有也。明万历中，修撰焦竑修国史，辑《经籍志》，号称详博。然延阁广内之藏，竑亦无从遍览，则前代陈编，何凭记录，区区掇拾遗闻，冀以上承《隋志》，而赝书错列，徒滋讹舛。故今第就二百七十年各家著述，稍为釐次，勒成一志。凡卷数莫考、疑信未定者，宁阙而不详云。” [8 ] （2344）虽《明史·艺文志》不录前朝著述，但本朝关于杜集的著作也未见采录。明代杜诗选本十分丰富，杜诗评本也不乏其例，但是却没有一部被收入《明史·艺文志》。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明史》是清人修撰的。清人看不起明人的空疏不学，对明代评注类的著作均比较轻视，因此《明史·艺文志》对杜诗选评类著作不加著录，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不过，在明代焦竑编撰的《国史经籍志》“别集类”中则著录有“《杜甫集》六十卷，《小集》六卷（樊晃集）”，从其著录来看，当是转录他家目录无疑。 比较而言，史书艺文志对杜诗评点的著录带有轻视色彩，很多著名的杜诗评点之作都未曾录入目录。比如《宋史·艺文志》除了著录方深道《集诸家老杜诗评》和方铨《续老杜诗评》两种杜集外，对刘辰翁批点杜诗之作就未曾著录。如果说刘辰翁当时系手批杜诗，不算严格意义的杜诗著作未予著录尚属情理之中，那么刘辰翁“以逸才令闻，首倡鉴赏，于是选隽解律之风大起” [4 ] （41），经过元代高楚芳编《集千家注杜工部诗》时采纳入集、刊刻出版，成了杜诗评点的源头，且被诸多杜诗评点著作称赞为杜诗批点的典范性作品，流传颇广，影响至巨。元、明、清三代翻刻本就达30馀种。这样一种翻刻数量繁夥的杜诗著作除了在清人钱大昕所撰《元史艺文志》中予以著录外，在明、清两代的正史艺文志中未见有著录，除了正史艺文志收录体例的原因外，对杜诗评点著作的轻视，也于此可见一斑。
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对杜诗评点的定位
从中国文学批评的整体发展历程审视文学评点，有学者指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没有哪一种批评形式本身像评点之学这样引起如此激烈的争议” [9 ] （14）。这种评点与反评点的争议，直接影响了清代四库馆臣编撰《四库全书》过程中对杜集评点著作的收录和杜集评点提要的撰写。四库系列丛书共收各类杜集28种，年谱2种，其中具有杜诗评点意义的杜集有宋方深道撰《老杜诗评》5卷、元高楚芳编《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20卷、明唐元竑撰《杜诗攟》4卷、明张含辑、杨慎等评《李杜诗选》11卷、明单复撰《读杜诗愚得》18卷、明张綖注《杜工部诗通》16卷、清吴见思撰、清潘眉评《杜诗论文》56卷、清乔亿撰《杜诗义法》2卷等13种。四库系列虽然收录这么多具有杜诗评点性质的著作，且有些提要还高度肯定了这些杜集在文献保存方面的巨大贡献，如《四库全书》收录的《集千家注杜诗》一书，四库馆臣就认为“宋以来注杜诸家鲜有专本传世，遗文绪论，颇赖此书以存。其筚路蓝缕之功，亦未可尽废也”，指出《集千家注杜诗》一书在文献保存方面的“筚路蓝缕”之功。但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杜诗评点本的总体评价并不高，多为贬多于褒之论。
其一，对宋代评点大家刘辰翁批杜的贬抑。刘辰翁是宋代的评点大家，其开一代风气的批点形式对明代评点的繁盛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四库馆臣要贬斥文学评点，无疑会选择刘辰翁的相关文学评点发难。所以，在四库馆臣眼中，刘辰翁评点不但本身价值值得怀疑，而且还开启了后世文学研究的诸多恶劣先声，其提要之语包含了对刘氏评点的诸多贬抑：一是认为刘氏评点“大率纤仄，无裨来学”。将刘辰翁评点著作定位于“无裨来学”的评价，即从根源上否定了文学评点的价值。二是强调刘辰翁对后世文学评点产生的恶劣影响。将后世评点的很多弊端归结为刘辰翁批点形式的延续。如认为明陈与郊《杜律注评》“是编因元张性《杜律演义》略施评点。每首皆有旁批，注文亦时有涂乙，大致皆刘辰翁之绪论也。”强调刘辰翁批点对《杜律注评》的影响。而在《笺注评点李长吉歌诗》中更明确指出刘辰翁论诗开启竟陵派弊端的先声：“辰翁论诗，以幽隽为宗，逗后来竟陵弊体。”此种意思，在《集千家注杜诗》提要中表述得更加明显：“其句下篇末诸评，悉刘辰翁之语。……宋荦谓杜诗评点自刘辰翁始。……辰翁评所见至浅，其标举尖新字句，殆于竟陵之先声。”将竟陵派之弊端归结于源自刘辰翁评点，不免使人感觉四库馆臣有因批判竟陵派恶习而否定刘辰翁评点之嫌。
其二，对评点具有“时文之式”的指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评判杜诗评点时，其贬抑评点的重要依据之一是评点形式上借鉴和吸收了科举时文的体式。当然，评点受科举时文的影响，已是学界共识。但是，在推崇雅正文化、代表官方意识的四库馆臣那里，此种深受广大民众喜好的文学批评方式无疑不能登大雅之堂。如评黄生《杜诗说》称“此书以杜甫诗分体注释，于句法、字法皆逐一为之剖别。大旨谓前人注杜求之太深，皆出于私臆，故著此以辟其谬。其说未尝不是。然分章别段，一如评点时文之式，又不免失之太浅”，认为时文之式的评点“失之太浅”。而对卢元昌《杜诗阐》的提要中也认为“其注如《四书讲章》，其评亦如时文批语。说诗不当如是，说杜诗尤不当如是也”，强调解诗不当以时文之评的观点。
其三，认为评点“无所发明”，无助于诗意理解。一是强调剽掇前人注解，无所发明。如认为明单复撰《读杜愚得》“其笺释典故，皆剽掇千家注，无所考证。注后隐括大意，略为训解，亦循文敷衍，无所发明。指出张溍《读书堂杜诗注解》“以《千家注》为本，而稍节其冗复。凡称原注者，皆《千家注》。每诗下评语及圈点，则溍所增入也。自称起己丑迄癸丑，阅二十四寒暑，五易稿而成。其用力甚勤，然多依傍旧文，尚未能独开生面”；如此之类，不胜枚举。其论断无不认为诸家评点多系辑录前代评注而成，无所发明。虽然这些评论立足于指摘杜诗评点无所创新，但这些指摘性评语也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我们了解杜诗评点的资料来源，甚至还具有一定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二是强调某些评点不得作者主旨和本意。如认为明张綖《杜诗通》、《本义》“是编因清江范德机批点杜诗三百十一篇，每首先明训诂名物，后诠作意，颇能去诗家钩棘穿凿之说，而其失又在于浅近。《本义》四卷，皆释七言律诗。大抵顺文演意，均不能窥杜之藩篱也”；指出明赵统撰《杜律意注》“是编诠释杜甫七言律诗。首论拗体，谓为杜之粗律，是全然不解声调者。所诠释亦皆臆度，不甚得作者之意”等等，均指出了杜诗评点多主观臆度，不着杜诗作者之意的缺陷。
其四，认为评点多坊贾凑合之本，“去取殊无别裁”。如果说前面出于对时文体式的偏见和对竟陵派指责的需要，将评点加以贬抑颇无道理，那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看到评点来源坊刻、去取不当的批评则略显有理。如《杜少陵诗选》提要云：“杜甫诗凡二百四十馀首，前后无序跋，多载刘辰翁评及慎评，其去取殊无别裁。盖闵氏以意钞录，取配李氏并行耳。明末刊版，真伪错杂皆类此，不足异也。”看到了明末评点刊版“真伪错杂”的弊端，不为无理。
《四库全书》作为清代官修的一部大丛书，虽然收录和著录了诸多杜集，但是在具体评判价值上却持保守观念，在提要中对很多杜诗评点类著作均加贬抑，而在收录杜集注本时也表现得尤为谨慎。虽然四库馆臣对明清杜集的收录未能完整反映明清两代的杜诗学研究现状，甚至有学者认为“其对杜诗学史的整体认识与四库全书这一大型丛书的地位是不相称的” [10 ]，但客观地说，从四库全书对杜集的收录和四库存目对杜集著录之繁夥，我们可以管窥出四库馆臣实际已注意到明清杜诗学的蓬勃兴起，其对杜诗学著作的关注（不论褒贬），客观上促进了杜诗学的发展。而明清两代私家书目对杜集著作的广泛采纳，尤其是对杜诗评点著作的有意采撷，也从侧面凸显出明清杜诗学的繁盛。 四、历代私家目录对杜诗评点的有意采撷
较之史志目录和四库馆臣对杜诗评点书籍的轻视和忽略，历代私家书目则相对比较重视对杜诗评点类著作的采撷，其中尤其注重杜诗未刊评点的著录。明代王道明撰《笠泽堂书目》就在著录之书的书名下标明“某某评”之类的题识，如“庾子山集四册，国朝屠龙评”。清代姚际恒《好古堂书目》也同属此类，多于书名下标示“硃批”等字样，如《孟郊集》、《李贺集》等书名下都有此类记载。私家书目重视文学评点类书籍的著录，主要源于私人藏书家对前辈批点之书的珍视。明代徐《红雨楼题跋》之“杜工部诗”条就明确提出喜好收藏前辈批点之书的心态：
《杜诗》刻板最多，而类体本最不易得。诗不类体，寻觅自费工夫也。此本虽不甚善，印章袁佩兰先生家物。佩兰名达，见郡志文苑传，亦先正之能诗者也。余喜旧书，又喜收前辈批点书，此本恨无袁先生评品耳。癸丑春三月朔，兴公书。 [11 ] （58）
从此处记载可知，徐（火勃）藏书喜好批点本。这一收藏取向基本代表了明清时期私人藏书家的收藏旨趣。而其在“分类杜诗”一条中更是写到对先君手批《分类杜诗》的无比珍视：
世传《杜诗》不下数百本，笺注者十之七，编年者十之三，分类者十之一。此则分类无注，先君子少时所批诵者，藏余家六十年，……余兄弟幼学诗即览此集，虽他有善本，亦不喜观，今先君殁已十载，不无手泽之感。 [11 ] （58）
徐（火勃）对于先君批阅《分类杜诗》的重视，主要因素不是源于批本内容的价值，而是因批本中保留了先君的诸多手迹，是纪念先君的较好实物。既符合自己的收藏旨趣，又有更深的亲情因素在内，故对其尤堪珍视。像这类因子孙保留先辈批本而倍加珍视的情况，在杜诗未刊评点中比较多见。如顾大文、方拱乾、吕留良等人批点杜诗，都是因子孙珍视先父“手泽”而得以流传至今。
中国古代私家藏书目录有百馀种，宋代以前的私家目录基本遗佚。南宋时期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著录有“《诸家老杜诗评》五卷，续一卷”，可见，从宋代开始，私家书目就开始关注杜诗品评类书籍的著录。
到明代，私家书目著录杜诗评点的著作略有增益。明赵用贤《赵定宇书目》著录有“《杜诗诸家评》一本”，当即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著录之《诸家老杜诗评》。其他如明高儒《百川书志》中著录“《刘须溪批点杜诗》二十四卷”，明代徐（火勃）《红雨楼书目》著录“郭正域《批点杜律》一卷”等。明代私家书目著录的杜诗评点著作，都是杜诗学史上影响较大的杜诗评点之作，这些著作应为当时比较常见或比较重要的杜诗著作。
清代以来私家藏书兴盛，私家书目更夥，故著录杜诗评点亦远胜宋明两代。
具体而言，宋元的重要杜诗评点刻本，大多被私家书目收录，如刘辰翁评点即被钱谦益《绛云楼书目》、钱曾《虞山钱遵王藏书目录汇编》、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内编》、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缪荃孙《艺风藏书续记》、赵宗建《旧山楼书目》、杨绍和《楹书隅录》、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潘宗周《宝礼堂宋本书录》等著录，可见其影响之广泛。同样，范梈批选《杜诗》也被钱谦益《绛云楼书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赵宗建《旧山楼书目》、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等书目著录，因此，相对于史志书目对杜诗评点著作的轻视而言，私家书目著录杜诗评点类刻本较多。
另外，私家书目还注重对杜诗未刊评点的著录。有些书目不仅著录批点情况，而且对圈点的状况也作了记录。标明批点者的有赵宗建《旧山楼书目》著录的许桐间批点《杜律注》，两册；王欣夫《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著录的有两种杜集批本：一是佚名录长洲何焯评校、嘉定王鸣盛手跋《杜工部集笺注》20卷，4册；一是沈炳巽撰《杜诗集解》存1卷，2册，手稿本。其他如丁日昌《持静斋书目》著录朱笔校勘《集千家注杜诗》20卷，并称该本“清朗悦目，有红笔校勘”，可知当为批校本无疑。潘宗周编《宝礼堂宋本书录》著录的佚名批点《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36卷，其中详细记载该本批点情况，“全书纸墨精绽，的是初印。前人并加批点，中有数卷评论甚详，具有见地，惜不署名，不知为何人手笔” [12 ] （280）。顾廷龙编《章氏四当斋藏书目》著录三种杜诗未刊评点：一是佚名录俞犀月评点，章钰校点《杜工部集》20卷。据书目载：该本为“清康熙六年钱谦益笺注刊本，卷一至十八有某氏墨笔傅俞犀月评本，末二卷先生手加朱笔校点”，并题有“顾我师亭表”二印。其跋云“癸丑四月二十二日句读十九、二十两卷，时辟地津门，长洲章钰（卷末）”，据此可知该批本的具体批点情况；二是佚名墨笔圈句《杜工部集》20卷。该本为清乾隆五十年真州郑澐玉勾草堂刊本，书目称该本“有墨笔圈句”；三是佚名朱笔圈点宋刘辰翁评点《杜子美诗集》20卷。书目谓该本“有某氏朱笔圈点”，钤有“张印懿实”一印。李盛铎著、张玉范整理《木樨轩藏书题记及书录》著录的佚名圈点批注《杜工部七言律诗》2卷，该本“有圈点批注，目录残缺，书尾有泐文”。题“元虞集伯生注”。半页八行，行十八字。有“生吾有愔”、“古潭州袁卧雪庐收藏”白文方印二枚，其介绍亦颇为详尽。
从宋代以来的私家书目与史志目录对杜诗评点的著录来看，作为一个整体，私家书目比史志目录较为关注杜诗评点著作的著录，尤其是像徐（火勃）这样出于特殊感情的藏书家，对杜诗未刊评点更是特别钟情，从而激发了很多藏书家对手批著作的关注。特别是清代有些书目将杜诗批点本的具体圈评情况都著录得非常详细，对我们了解该批本的文本传承、艺术特质、文献价值提供了详尽的资料。不过，说私家书目较史志目录更为关注杜诗评点本也仅是相对而言，毕竟很多私家书目也并没有将杜诗评本加以特别著录，而且在当今各大图书馆还珍藏着大量未见于公、私书目著录的杜诗批本，所有这些都体现出杜诗评点文献研究的艰巨性与迫切性。
注 释：
① 《旧唐书经籍志叙》有云：“臣以后出之书，在开元四部之外，不欲杂其本部，今据所闻，附撰人等传。其诸公文集，亦见本传，此并不录。”此既交代了杜集六十卷乃闻说而已，也说明了不在《经籍志》中著录杜集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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