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时代，能够浮出历史地表的人肯定是能代表时代精神高度的人。后人如果不是本着一种平等情怀，而是站在时过境迁的历史之果上去鄙视乃至搁置前人，那肯定是一种狭隘的自赏与成见。而成见是不可能成为知识的，甚至连意见都谈不上。从这样的态度出发，对于郭小川，我们就得本着一种求真的关怀去对待他。何况郭小川又是那么特殊的一个人呢?——他是共和国文艺的领导者，同时又是重要的创作者：他必须本着当时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去批判与斗争不合乎一体化规范的创作倾向，而他自己的创作又在批判斗争泛化的年代不断遭受极端的批判和斗争；他不能发乎本愿地去写诗，但又不能发乎本愿地去放弃诗……这全部尴尬的境遇本身，一定是大有问题的：研究这样的问题，对认知诗人、认知历史乃至认知现实无疑都是富有意义的。
一、《一个和八个》：从“多余的话”到“多余的诗”
从诸多私人文字(书信、日记)中可以看出，郭小川是一个生命感很强的人。每隔一段时间，他心底就会泛出一种强烈的、对生命意义深怀疑虑的荒芜感，而作为党的工作者，他又要以强大的意志将这荒芜感压抑下去，以便更好地投入工作。这种敏感的个体生命意识，与那个极端强调集体意志的时代无疑构成了巨大的矛盾。创作于1957年的叙事长诗《一个和八个》便是这样一种“心”与“智”的深邃纠结。由此，似乎可以探解郭小川为何在1959年后只能被迫扮演“政治抒情诗人”的角色之谜。郭小川在创作中渴望自由探索人性精神，而这样的心灵冒险又总是受到极端现实的棒喝与打击。让心灵自由探险是郭小川这位革命诗人书写革命史诗的价值所在，却也是其诗学理想遭遇既定规范折磨的尴尬之源。
读郭小川的《一个和八个》，会让人联想到瞿秋白的狱中遗作《多余的话》。《多余的话》本是表现革命者的信念、情怀和思考之作，其“多余”之中自有其崇高、真诚的人格魅力与精神价值，却一度被认为是“伪作”、“投降的白皮书”。《一个和八个》亦然。如果郭小川没有在1957年写《一个和八个》及一系列叙事长诗，他也许就不会在1959年及其后的“文革”中受到批判和冲击。然而，这首诗对郭小川来说，表面上是一个使他一度迷惘、压抑、痛苦的由头——实质上也和《多余的话》成为瞿秋白一生真实写照一样——成为了郭小川身后最可贵的精神表征。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就义前在国民党牢狱中留下的一篇遗文。这篇气质独特的就义文字具有一种震慑人心的冲击力，它所流露出的真实的人性底蕴和悲怆的理想气息令人惊叹，也令人惋惜。这种在生命最后时刻拒绝“扮演”角色、想要“回到自己那里去”的“哆余人心史”，与我们通常所见的“领袖文体”大相径庭，也与一般烈士遗书的慷慨陈词、浩荡情怀有着很大不同。瞿秋白自问“何必说”而以“自我分析”的勇气写下“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反思自己违背“爱文艺”的兴趣性情走上政治道路是“历史的误会”、忏悔自己是放弃“独立思索”的“脆弱的二元人物”，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聚讼纷纭、甚至身后之辱。人们不禁要问，如果没有这篇《多余的话》，以瞿秋白对革命的贡献，以他慷慨赴死、义薄云天的英雄壮举，毫无疑问应牢牢镌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烈士纪念碑上；然而，正是由于这篇《多余的话》，使得瞿秋白身后并不安宁，荣辱毁誉伴随了他的名字数十年。那么，瞿秋白为何要写下这篇《多余的话》?它真的“多余”吗?实际上，《多余的话》流露出的淋漓尽致的自我解剖和“心的声音”，正是瞿秋白的诗人底蕴及性格气质在整个生命旅程中的最终显现与集中反映。瞿秋白多思而沉郁的性格使他从来就不具有豪情激扬、慷慨悲歌的气势和情怀。他从青年时代起，就一直在以敏感多思的诗人气质解剖、反省自己的生命历程，在怀旧、徘徊的情绪中寻找一条心灵的道路。时代的潮流不可避免地浸染着他，“革命家”与“文学家”的冲突不时撞击着他。瞿秋白的性格中当然有人性矛盾、软弱、懦怯的一面，但能够严肃地正视它，无情地袒露它，这正是其人格精神最可贵之处。瞿秋自在真诚的自我解剖中思索着历史和人生，最终也以辉煌的方式完成了对历史的承诺与献身。《多余的话》看似“消沉”，却掩藏着深刻而积极的内涵——自由的探索，灵魂的释放，光明的向往。正如他在给妻子杨之华的遗书中所写到的：“若是我丧失人性而生存，这样毁灭的生存只会给你带来耻辱和痛苦。”从这个意义上说，《多余的话》并不“多余”，它是一个诗人诚实的自我解剖，也是一个革命者坦荡的心灵告白。
反观郭小川，和瞿秋白的命运惊人地相似。如果他没有创作一系列的叙事诗，尤其是写于1957年的三首长诗(《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及《一个和八个》)，仅仅做一个如贺敬之一样的“政治抒情诗人”，以他的艺术功力和卓越才华，完全可以在作协等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也完全可以让自己的诗作与才华在当时就得到掌握文化话语权者的充分认可。然而，正是由于这几篇叙事长诗，使得郭小川在1959年以来的政治运动中屡遭批判，并永远淹没了自己的创作才华。
那么，郭小川又何以要写这些叙事诗?它们真的“多余”吗?
在1949年后的中国诗人中，郭小川是不可多得的富于叙事才华的一个。郭小川生前写过许多谈诗的文章和书信，对诗歌创作发表了不少至今仍是十分有益的见解。郭小川的诗学理想是“投入火热的斗争”，力求创新，力避平庸，“敢于写别人不敢写的题材”。诗人在1959年为《月下集》写的序言里，就再三强调“文学毕竟是文学，这里需要很多新颖而独特的东西”。1962年元月，他在给诗人晓雪的信中写道：“我觉得，在文学这个领域里，要能站得住脚，就是说，要赢得广大的读者，必须开辟一个新的天地，既是思想上的，也是艺术上的。”1975年，当诗坛上假大空之风盛行的时候，郭小川在给友人的信中又写道：“要与平庸作斗争。任何一个作品，都不应该是平庸的，一切都必须崭新，至少，思想感情要十分新颖(九分都不行)。”出于这样的信念和追求，郭小川的叙事诗展示出了自己独特的精神气质，也因此而埋下了悲剧命运的根苗。
当郭小川为自己一首又一首长篇叙事诗的诞生所鼓舞，觉得自己创作风格日渐成熟，并将在诗歌史上产生影响时，他作为诗人的意义也就显现了。这些叙事诗既是诗人对政治生活中纠缠不清的作协工作的回避，也是在一己的精神世界里为日常工作的遭遇疗伤；既是作协日常工作历练的诗性升华，也是个人精神领域的纯粹净化。然而，历史在它的某些时刻总是要演出一些悲剧，文学上有胆有识的新创作，就常常难以被人接受而受到非难，成为“多余的话”。郭小川的创作也并不是都能得到公正的评价。也有赞美的花束，但更多的却是鞭打的荆条。在时代的苦难中，诗人与诗歌，不得不在长满花与刺的道路上匍匐前行。 在郭小川的叙事诗中，遭遇最为坎坷的莫过于《一个和八个》了。这部极富探索精神的独特作品还没有公开面世，就先已在中国作家协会十二级以上的干部中进行内部批判。1967年，郭小川在一篇检查中，详尽地“交代”了创作《一个和八个》的初衷：
(1957年)4月20日晚上，北影的海默来我家谈“创作问题”。他跟我谈了与后来写的《一个和八个》相类似的故事。本来，像这样的故事，我1937年至1940年在部队工作时，是屡有所闻的，……一开始，我就迷住这个故事，而且要写“一个坚定的革命家的悲剧”。
我心里以为，革命者的悲剧也是可以写的，只看怎样写。……我主观上极力想证明主人公王金的不幸遭遇是敌人造成的，可是仍然是一个悲剧，这种悲剧我认为更可以写。
……我为什么写了那么一些杀人犯?为什么让他们都被“感化”过来?这也反映了我当时的复杂的思想感情。这期间，我对于周围的许多人都是很讨厌的。我觉得，这批人勾心斗角，追名逐利，有时又凶暴得很，残酷得很，简直没有什么好人。生活在这里，甚至像生活在土匪窝里一般。我想，在这样一种环境里生活，一定得有一种“出于污泥而不染的坚贞性格”，一定要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从自己做起，才能有些用处。
可以看出，郭小川的初衷是要把《一个和八个》写成“坚定的革命家的悲剧”。这里面至少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写“悲剧”；二是隐喻自己要在“现实斗争环境”中保持坚定的立场。而这两点，在1957年的“反右”高峰期，隐现于郭小川的创作中，实在是耐人寻味的。
很显然，郭小川极力想反映“我们这时代的悲剧”的规律。至于为什么他会从“农村的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害死人的事件”，联想到“革命者的悲剧”，至少证明，在他看来二者是有共通之处的。也就是说，“革命者的悲剧”并非完全是由革命的对立面——敌人造成的，有时的确与“主观主义”的错误有着直接、间接的关系。
因此，郭小川才说，“这种悲剧我认为更可以写”，而他所没有明言的“悲剧”，体现在《一个和八个》中，正是一种历史的悲剧。或许连郭小川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一个和八个》无意中揭开了真实复杂的历史的一角，使我们得以窥见人性的光芒。然而这种“真实”，在当时却是一种“多余”——当权者并不希望这种“真实”被广泛地揭露，而郭小川也并不知道自己正在揭露这种“真实”——这种会让他自己的命运成为悲剧印证的“真实”。
这首长诗的故事情节十分单纯而又惊心动魄：八路军中的共产党员王金被诬告为叛徒，和土匪、奸细、逃兵等关押在一起，在押往刑场即将被处决的关头，日寇突然来袭，王金在严峻的考验中表现出革命本色，最后沉冤得以昭雪。在那个革命乐观主义泛滥的年代，长诗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反而是被称为“旧世界的渣滓”的八个罪犯。因为他们不仅仅刁诈、凶狠、卑劣，他们还有着自己真实的情感。大胡子土匪的豪爽、仗义、江湖气，尖下巴逃兵对生的渴望，以及他们的转变都是那样真实可信。在他们身上，体现着罪恶与善良并存的人格自在性，这是极其可贵的。这种人性的力量、民间的力量自然是历史真实的一部分，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却完全是一种行不通的“多余”。在那个被革命领袖反复告诫“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时代，文艺创作首先面对的是阶级的位置和处理，阶级性代替人性成为指导方向，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被“阶级斗争”的艺术法则简单处理为一种黑白分明的符号象征体系。人在摧残、饥饿、压迫中的种种复杂性，人在战争中真实的生存景况和精神样态，统统掩盖在秩序森严的政治图解之下，“人”失去了个性。《一个和八个》对人在战争中各种本能和非本能状态的揭示，其暧昧的“人情味”突破了禁区也触犯了雷区。于是．逾越界限的郭小川随之迎来了“右倾”、“个人主义”、“同情右派”、“污蔑党的组织”等种种罪名。
《一个和八个》引发的诗案，实际上折射了革命诗学与人性理想在那个年代的尖锐冲突。现在看来，这首诗在当时之所以显得“多余”，或被指责为“宣扬了资产阶级人性论”，或被指责为“丑化了革命事业”，完全是森严而至僵硬的革命史诗规范对独具个性、别张新帜的“规训与惩罚”。实际上，这首“哆余的诗”，表现的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铮铮风骨和悲壮情怀，颇有深度，也相当感人。笔者以为，从生活中选取和提炼这样一个具有悲剧性的事件，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表现出现实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与艰巨性，启示人们认识生活中不尽是明丽的艳阳天，而又如同鲁迅所指出的“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从而使人们警觉和感奋，这正是长诗的深刻独至之处。真正的艺术作品，它总有巨大的概括力和久远的生命力，而不会像浅薄之作那样如同过眼烟云。事实上，联系到“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中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我们不能不叹服诗人当年眼光的深邃。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解读《一个和八个》，我们或许就能够真正理解《一个和八个》是否“多余，”的悲苦意味了。
二、诗里与诗外：“坚定的革命家的悲剧”
《一个和八个》塑造了革命队伍中思想经历过于曲折复杂、不够单纯的英雄形象。这对讲求革命纯洁性的诗学规范是个无意的挑战，也是无形的解构，因而不能被当时的社会主流规范所接受，更不能被掌握文化领导权的极左阵营所容忍。长时间的批判和尘封让《一个和八个》的确成了被强制遗忘的“多余的诗”，也让诗人被迫卷入运动风暴而的确成了“多余的人”。自1959年到1976年，在郭小川生命的最后十七年，他再没有写出《—个和八个》那样的叙事诗。可以说，在1959年前，郭小川对于掌握文化话语权者是“多余的人”；在1959年后，他又似乎是文学艺术领域中的“多余的人”。
郭小川在“反右”运动中似乎安然无恙。然而，两年后他还是遭到了批判。起因是1959年春天郭小川想调离已变质为政治斗争漩涡的作协，对于党组会批评其不安心工作的意见也拒不接受。于是，周扬把一年零四个月以前交给他审阅的《一个和八个》拿出来作内部批判。为此，作协党组连续召开七次十二级以上党员干部整风会议，其间批判了郭小川的《一个和八个》、《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和《望星空》。当时的批判记录收入《郭小川全集》第十二卷。郭小川将会上对《一个和八个》的批判意见归纳为几点：第一，实际是为反革命分子辩护，为那些利用肃反向党进攻的反动分子辩护，为惯匪和逃兵、杀人犯辩护，似乎他们是“无罪”的、可怜的，这是最严重的颠倒黑白；第二，污蔑了党，歪曲了党的政策，按照这个作品所表现的，党是诬陷了好人的，党的组织、党的政策是混淆是非的，是天大的谎言；第三，把主人公王金这个孤立的人所谓“人格力量”夸大到极端荒谬的程度，他自己的“人格”和“苦行”可以胜过党的集体力量和原则政策；第四，全诗充满了“人性论”的反动观点，不管什么人(什么阶级，有什么罪不容诛的罪行)，都有“人的心肝”，能懂得“人的意义”。批判会议发言记录中还有：“看不见阶级分析，全诗充满阴森恐怖的调子，灰色，毒草。”“参加延安座谈会，为什么不吸取教训?与右派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相呼应。”“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其效果会不亚于“日瓦戈医生”。作协党组1959年12月呈送中宣部的关于郭小川的材料中说：“1957年春，丁、陈反党集团向党进攻猛烈之际，郭小川同志写了一首反党性质的长诗。” 用郭小川自己的话来说，《一个和八个》中的悲剧是一个典型的“坚定的革命家的悲剧”，而这种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许多敏感的政治话题，从中也展现出诗人对于革命历史问题的独特思考。在诗中，王金的形象几近完人，他始终保持着高度自觉的党性原则，在受冤的特殊环境中，他丝毫不怯懦、不沮丧、不动摇、不埋怨。王金对待冤屈的态度既大度又合作，面对叛徒的指控，他只是以严肃负责的态度向除奸科长陈述了事件的全部内因，然后就静静地、耐心地等待着组织上的处理。当他听说自己马上就要被作为叛徒处死时，他也显得非常从容，并且表示愿意接受党和军队的任何宣判。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他表现出超出常人的镇定，“当个人的生命面临危险的时刻，他想到的是党的事业、集体的荣誉，不但在理智上接受自己被冤屈的合理性，甘愿自己的生命被无价值地牺牲掉，而且在情感上也没有表现出痛苦、眼泪甚至足够的遗憾”。
王金是一个毫无一己私念的圣徒形象，但是这样一个忠诚的革命者却受到了他所信仰的组织的怀疑和冤屈，当他听到除奸科长骂他是无耻的叛徒时，王金的每根神经都感到疼痛。这种痛苦就来自于他的革命身份受到指责，他的革命信仰受到质疑，王金的人格力量足以感化罪恶的人，却换不来自己所信仰的组织的信任，这是一种更为深沉的悲剧。
描写忠贞的革命者的悲剧是一个相当大胆甚至是犯忌的题材，在当时的主流文学创作中，革命者的革命生活总是充满着瑰丽的英雄主义色彩，革命者总是以坚贞的革命气节和大无畏的英雄举动成就了革命的神圣和正义。《保卫延安》中的周大勇、《红日》中的沈振新、《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等英雄形象的例子不胜枚举。即使作品中有革命战士个人肉体的痛苦和牺牲，但是这种牺牲完全是由于敌我矛盾造成的，所以这种牺牲是伟大的、光荣的，谈不上什么悲剧意义，反而更体现出革命的正义和革命者的坚贞。但是，王金的忠贞受到质疑并不完全是由敌人造成的，他的冤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党组织没有彻底查清事实真相。坚定的革命党人蒙冤受屈，这才是一种真正能震撼人心的悲剧。
历史往往是巧合的。郭小川在写这首诗之前，并不知道会遭受批判，但是他却在王金的悲剧中预设了自己的悲剧——明明是对党怀有无限的忠诚，却受到“多余”的批判和束缚。王金是一个“多余的人”，他的命运是一个“坚定的革命家的悲剧”，那么创造这一形象的郭小川又何尝不是呢?
《一个和八个》遭到批判后不久，郭小川从强烈抵触慢慢地转为被迫接受，甚至从内心里似乎真的感觉自己的作品存在了致命性问题。在1957年11月25日作协十二级以上党员干部扩大会上，他不得不当众承认：“现在看来，这首诗的反动性是异常明白的……按照这篇作品的观点，则我们的镇压反革命、肃反都是犯罪的，这是最严重的颠倒黑白。污蔑了党，歪曲了党的政策。按照这个作品所表现的，党是诬陷了好人的，党的组织、党的政策是混淆是非的，这是天大的谎言……显而易见，如果这首诗发表出去，将会给党造成怎样的损失，将会使敌人怎样的高兴!将会亲手交给右派分子、反党分子一支反党的利箭。”当他说出：“我写《一个和八个》是没有经验，不知还有些题材是根本不能动的。”这样深表懊悔的话：他其实也为自己的诗学梦想划定了一个界限：《一个和八个》再也不能写了，写了就要出问题。
备受批评的《一个和八个》就像一块活着的伤疤，深深地烙在了郭小川的政治生命和艺术生命之中。它直接动摇了他刚刚萌生的、鲜活的、充满生机的诗学观念，无形中为他规定了一大片无法逾越的创作禁区。诗人活跃的思维搁浅了，创作生命力明显萎缩。由此，我们可以窥见，环绕诗人的社会压力逐渐转化为驱使他不断进行“自我反省”、“自我控制”的内部压力。如果说《一个和八个》中还存在“党性”与“人性”的矛盾，那么1959年以后，郭小川的诗歌已经完全丧失了勇敢、睿智的个性，只能形象地或直接套用政治术语去阐释流行的时代精神了。或许，这种自觉压抑“人性”的悲剧，远比那些彰显“个性”而受责难的悲剧更为震撼人心。
郭小川陷入了瞿秋白所说的“心”与“智”之间的选择的困惑：是听从“自己“心”的暗示”，还是“服从自己的或别人的“智”?前者是“天然的本能”欲求，后者是后天的理性接受；前者是“浪漫派”的心灵的自由驱使，后者是“现实派”的适应与“强制裁判”；前者是“隋性”倾向，后者是“应当”如此的“理智的结论”。在郭小川1957年的日记中，随处可见“心”与“智”的深邃纠葛。
据夏中义先生统计，郭小川服从自己或别人“智”的1957年日记有15则，其间出现“困难”、“厌炳”、“疲劳”、“折磨”、“邢罚”、“煎熬”等词31次。由此可见，郭小川“对其所承蒙的公职名分及责任颇觉“困难”，故在长时“疲劳”应付之余，内心“厌烦”甚多甚浓，近乎“折磨”、“刑罚”和“煎熬”。而在郭小川顺从自己的“心”的1957年的日记则有17则，其间出现“愉快”、“激动”、“好”、“幸福”等词17次，“叉”字重复10次。由此可见，这“为诗人所带来的价值亲证与幸福指数，已足以使其安魂乃至沉醉”。
不难看出，郭小川的“心”与“智”时时刻刻处于战斗的状态，此起彼伏。这两种心境虽有优劣，却没有一种是“多余”的。在这两种并不“多余”的心境中的艰难抉择，正是郭小川的矛盾与痛苦的根源所在，也是他悲剧命运的根源所在。
郭小川写《一个和八个》，并无意反对“反右”本身，更没有“质疑更深层的制度问题”，他只是不相信挨整的都是坏人。他有一个心愿，想发表出来，试图告诉那些在运动中挨整的好人，“受了冤屈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他希望那些蒙冤的人能像王金一样，在逆境中仍保持革命理想和信念。郭小川这种心愿，今天看上去比较天真和简单。但他能有这种意图，还是显示了一个诗人在严峻斗争中的人性高度，这是难能可贵的。冒一定风险，去表明自己的善良态度，在当时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这种时代所缺少的人性精神，在当时看来是一种“多余”，现在则是一种多么“稀缺”的资源。
郭小川曾痛言，十几年来只要一提起《一个和八个》，他的内心就不由升起一种恐怖的感觉。连续七次的批判与“帮助”，最终彻底中止了郭小川原本热情满怀的自由探索。有形的高墙可以轻易拆毁，无形的心墙则难以抹除。
郭小川是一个善良的诗人。正是因为他的善良(甚至善良到有点幼稚)，他才会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陷入“心”与“智”的深邃纠葛，去思索一些“政治抒情诗人”永远不会去思索的“多余”的问题。郭小川坚持让党性战胜人性，理智战胜情感，这自然是他的悲剧，但更是时代的悲剧。由于“战士”角色的自我定位，每当需要作出“心”与“智”的价值判断和选择时，郭小川就不由自主地压抑了作为“诗人”的一面，而选择了时代所崇尚的“战士”的标准。这种局限与激进并存所构成的悲剧性，是具代表性的，它是革命诗人在书写革命史诗的年代典型的生存状态与隐秘的心灵标本。
《一个和八个》使得郭小川在当时沦为革命文学中的“多余的人""”，也使得这首诗沦为一种典型的“多余的诗”。1959年以来连续的大小批判粉碎了他对文学的自由想象，扼杀了他的自由探索。在创作一系列“多余的诗”时，诗人就已经面临了“心”与“智”的深邃纠葛。在遭受批判后，他几乎只唱赞歌，也只能唱赞歌。他把自己的生命力、创造力转到诗歌形式的探索上，在诗体和格律上精益求精，创作出1960年代那一批所谓的“社会主义诗歌精品”，这些浸染着宣传意向和政治说教的创作尽管传颂一时，却难以成为传世的文学经典，郭小川原本可能产生的大作品从此胎死腹中。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和八个》之后的郭小川及其诗作就真的成了“多余的人”和“哆余的诗”。郭小川的物理生命是在1976年10月因吸烟窒息而终的，而他的艺术生命，其实早在1959年10月就已被严重窒息。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期文艺理论建设与文艺批评研究”(项目批准号：12&ZD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