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寂寞故居 好像去过，又好像没有去过。 烈日炎炎，深宅大院。 一个人的下午，在绍兴，在鲁迅故里的近处，转来转去，就转到这里来了。 一条东西走向的鲁迅路，通向她的家，也通往青藤书屋。
在迷失方向的时候，鲁迅故里就是坐标。相对而言，一个在西南面，一个在西北面，也可谓是邻里关系了。
只有一个寂寞的下午，只能有一个去处。
红颜封侯，男浊女清。
这是她的家，这是她曾经居住过的地方。鉴湖女侠，巾帼英雄。
那是什么样的时代，什么样的背景？
天资颖慧，过目成诵。
在退了色的梨木书桌上，有一枚象牙印章，刻有八个字：“秋氏闺瑾，鉴湖雌侠”。
一个刚烈的女人：“身不得，男儿烈；心却比，男儿烈。”她同时又是有才情的诗人：“多情不若堤边柳，犹是依依远送人！”
她的故居，是需要买门票的。而鲁迅故居的门票，已经不需要买了。
“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这是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说过的话。
大时代，常常出现在世纪末，或世纪初。改朝换代，翻天覆地。
生既同时，交亦至厚。在同一个时代，同一座城，英雄不是一个孤立的词。
在“大通学堂”，有一副对联：“吾越有三仁焉，杀身成名，求仁得仁又何怨；人生同一死耳，泰山独重，虽死不死乃自由。”
在绍兴，要了解秋瑾，就不能不提徐锡麟，也不能不提陶成章。
徐锡麟，生于一八七三年，与秋瑾同逝于一九〇七年的七月。一个仅有三十四岁，一个只有三十二岁。
徐锡麟，安庆之役，因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清政府斩首，剖腹挖心，炒食下酒。株连秋瑾。“牺牲尽我责任。”“粉身碎骨寻常事，但愿牺牲保国家。”在最后的日子里，她曾书写下七个字：“秋雨秋风愁煞人”。
一九〇七年七月十五日，凌晨三时，临近行刑的时刻，她对山阴县令提了最后的要求：“一作书告亲友，二临刑不能脱衣带，三不得枭首示众。”县令答应了后边的两条。
最后的瞬间，她对刽子手说：“容我一望，有无亲友来别我。”然后，看了看轩亭口周围，闭上眼说：“可矣！”
案发，陶成章亡命日本。并编辑了秋瑾遗稿，撰写了《秋瑾传》《浙案纪略》。
了解秋瑾，鲁迅是一面镜子。
一九〇七年，秋瑾殉难的那一年，鲁迅、周作人、许寿裳正筹划着出版一本文学杂志《新生》，结果流产了。
鲁迅与徐锡麟、秋瑾是在东京时的熟人，又是同乡，是希望有新生的。
鲁迅比徐锡麟小八岁，比秋瑾小六岁。鲁迅在十七岁那一年，带了八元的川资，离开绍兴，去南京求学。不知道他们在家乡的时候，认识还是不认识。在当地，他们都属于大户人家了。
鲁迅是在二十一岁（一九〇二年）时赴日本留学的，至一九〇九年回国。秋瑾是在二十九岁（一九〇四年）时去的日本，一九〇五年底回国。在这期间，秋瑾曾在一九〇五年三月回国探亲，到过上海、绍兴。七月中旬，二次东渡日本。鲁迅曾在一九〇六年七月奉母命归国与朱安结婚，没过几天，就与周作人返回日本了。
在鲁迅与徐锡麟、秋瑾之间，还有一位老乡、朋友、同志，那就是蔡元培。一座绍兴城，既诞生了中国近代革命的先驱，近代教育的创始人，也孕育了近代文学的巨人。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摇篮。“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蔡元培认定的。当初的校徽是鲁迅设计的。
一九一九年四月，鲁迅写了小说《药》，丁字街口就是轩亭口。痛定思痛，既是为了纪念秋瑾，也是为了纪念徐锡麟。谁是谁的药？
热烈过后的宁静，喧哗过后的寂寞。
一个人走在空空荡荡的秋瑾故居里，想知道什么，又能知道什么呢！
每一件遗物都是展品。
一件黑色的披肩，一把从日本古董店购得的倭刀。阴柔与阳刚之美，集于一身。一只女性味十足的手提包，一把黑色的勃郎宁手枪。温存与强力的结合，爱恨交加。心爱之物，一枚玉章，刻有四个字：“读书击剑”。
想想一百多年前，一个才貌双全、文武兼备的年轻女子，骑马佩剑，穿过绍兴的街头，是一种什么气势？“欧风美雨，澎湃逼人”。
一个穿男装的女人，鸭舌帽、小手杖、茶色皮鞋、领带，旧时代的新潮流。
特立独行，我行我素。从经济的独立到人格的独立。
她注定了是一个风云人物。
办《中国女报》，“以图爽洽人意”，以供赏鉴。目的在于“导无量众生，尽登彼岸”。
她创作的《勉女权歌》：“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愿奋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若安作同俦，恢复江山劳素手……”
人，远近亲疏，生离死别，能记住什么？
有价值的东西，不一定有意义；但有意义的东西，一定有价值。
人，多多少少，是会有某种预感的。患难与共，生死相托，就是密友了。
秋瑾与徐自华，志同道合。女人与女人之间的情谊，惺惺相惜。
一九〇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夏至。起义之前，徐自华将个人的妆奁饰物典当了，以三十两黄金相助。秋瑾摘下手上的翠钏回赠。
“事之成败未可知，此区区物畀阿姊纪念如何？”
“钏青葱，俗称老玉，极类翡翠，琢双龙抢珠，厥状栩栩欲活。”
“藏之久，亦不甚宝爱。”
秋瑾对徐自华说：“如果不幸牺牲，愿埋骨西泠。”
在故居的展厅里，有文字记载着秋瑾墓地十迁的经历。生不得安宁，死不得安息。
一九〇七年七月十五日，始葬绍兴张神殿。八月下旬，迁严家潭。九月迁偏门大校场。一九〇七年十月，葬杭州西泠桥西。一九〇八年十二月，迁回严家潭。一九〇九年，迁湖南湘潭。一九一二年夏，迁至长沙。一九一三年秋，迁回杭州西泠桥西。一九六四年底，迁杭州松木场。一九六六年，迁杭州鸡笼山。后来，终葬于西湖西泠桥东。
她的遗愿达成了，但愿后人不要再迁了。让她入土为安。
生逢乱世，“最伤心愁城风雨”，“何愁他日不雄飞”。 一九〇七年七月六日，徐锡麟被捕就义时，随身带有秋瑾的《金缕曲》。
“做的事情值得写，写的东西值得看。”也可以说她是英雄中的诗人，诗人中的英雄。
《中国女报·发刊辞》，出自她的手笔：“夫含生负气，孰不乐生而恶死，趋吉而避凶？而所以陷危险而不顾者，非不顾也，不之知也。苟醒其沉醉，使惊心万状之危险，则人自为计，宁不胜于我为人计耶？”
只有怀着理想情愫的人，才能写出有理想倾向的文字。壮怀激烈，满腔热血。
她的故居后面，有一座花园，有亭台、有鱼塘，绿树成荫，茂林修竹，有山石、有小桥……
一个人默默地转了几圈，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听见几声鸟鸣，也分辨不清是喜鹊，还是其它什么鸟的声音。
静悄悄的，不时想起那句话：“你要爱你的寂寞。”一个诗人说的，又由另一个诗人写出来了。寂寞造物，大寂寞孕育大作品，小寂寞孕育小作品。
“惊才绝艳！”“惊世骇俗！”“惊天动地！”一个被誉为“三惊”的女子，已经远逝。只有记忆中的背影，隐约可见。
康德在《实用人类学·前言》中写道：“在人用来形成他的学问的文化中，一切进步都有一个目标，即把这些得到的知识和技能用于人世间；但在他能够把它们用于其间的那些对象中，最重要的对象是人：因为人是他自己的最终目的。”
寂寞的故居，写作也是一种还愿吧。曾经就是永远，去过就是去过了。
蔡元培：人格魅力
他的人格，他的声望，他的功绩，超越了时代，超越了阶级，超越了民族的界限，而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翻开清末到民国的历史，他就是一部教科书。
肃然起敬。谁的名字与他写在一起，那便是谁的一种光荣了。前人说他好，后人也说他好；一个党派对他歌功颂德，另一个党派也对他歌功颂德。
他近乎于完人了。翁同龢说他：“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才也。”杜威评论他：“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他的夫人说他：“饭硬他亦吃，饭烂他亦吃，饭焦他亦吃。”
慧眼识人。唯才是举，不拘一格。如果这个世界上真有伯乐的话，那么他就是伯乐了。多少青年才俊，之所以脱颖而出，都与他有关。
爱心，爱人，爱才。机会与平台，在绍兴，他的先人就因乐善好施而被誉为“蔡善人”。到了他这一代，被发扬光大了。毛泽东说他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迄今为止，读他的书并不多，对他的好感、对他的敬重，主要来自其他人的描写与论述。
辛亥革命时期的流行语：“广东人革命，湖南人打仗，福建人出钱，浙江人当官。”
一八六八年一月十一日，他出生在浙江绍兴。十七岁考上秀才，二十三岁考上举人，二十五岁考上进士，这仕途的三篇文章写好了。出身科举，清末翰林。
反清革命，他是先行者，最早接受西方先进思想的人。
一九〇四年，光复会的会长；一九〇五年，同盟会上海分会主盟人；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胜利后，民国临时政府首任教育总长；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六日，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一九一七年初到任。起起伏伏，历经磨难，一次又一次辞职，一次又一次出走。断断续续，一直坚持到了一九二七年。那时的北大，“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树立起一面北大的旗帜。古今中外，科学与民主，反帝反封建，“自由平等博爱”，爱国，爱有真才实学的人。
英雄有用武之地，文人成一家之言。
冥冥之中，一个人命运的转机，除了与自身品格有关系之外，总和什么人联系在一起。
鲁迅与他是老乡，他比鲁迅年长了十三岁。在关键的时候，他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而且，周氏三兄弟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受益者。
一九一二年二月，三十一岁的鲁迅决绝地辞去绍兴的职务，赴南京，应蔡元培之邀任教育部部员。五月，民国临时政府迁往北京，鲁迅住宣武门绍兴会馆。
“以美育代宗教。”蔡元培的倡导，鲁迅是他的知音。他是一个念旧的人，他欣赏鲁迅。他知道鲁迅懂美术，便安排鲁迅做了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分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工作。
“士为知己者用。”他信任鲁迅，他任北大校长后，便约请鲁迅设计北大校徽，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四九年，一直使用。
鲁迅去世不久，他便写了怀念文章《记鲁迅先生轶事》，刊发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六日的《宇宙风》上。
鲁迅与他的来往，是相当密切的。在鲁迅的书信、日记中，多有记录。对他的为人处事也是很敬重的。
顾颉刚是胡适的弟子，胡适是被蔡元培聘为教授的。
顾颉刚在一九一七年的日记中，曾记下对蔡元培的印象：“先生为人，诚实恳挚，无丝毫虚伪……其言讷讷也，如不能出诸口；然至讨论学理之时，则又滔滔不绝。”
鲁迅与顾颉刚有分歧，但他们在对待蔡元培的态度上，钦佩是一致的。
顾颉刚是学者，他写《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看出蔡元培“有容乃大”的人格魅力。
那时的北大，包容了激进的李大钊、陈独秀；西化的章士钊、胡适；复辟的人物辜鸿铭、刘师培。顾颉刚还列举了鲁迅、钱玄同、吴梅、刘半农……办《新潮》的傅斯年、罗家伦等等。
顾颉刚写道：“梁漱溟比我小半岁，投考北大未被录取，他在《东方杂志》发表了一篇讲佛教哲学的文章，蔡先生看了认为是‘一家之言’，就破格请梁漱溟来北大任教，讲印度哲学。”一篇文章就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也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了。
蔡元培有超前的思想，他“开放女禁”，女生和男生平等应考，与西方接轨。
那时的北大，人才济济，有一个又一个响亮的名字，被蔡元培倡导改革了的北大，真正成为孕育人才的摇篮。
《吾曹不出 如苍生何——梁漱溟晚年口述》。读这一部书，通过梁漱溟了解那个时代，那些人。
梁漱溟一八九三年出生，一九八八年去世。他一九一七年被蔡元培聘为北大哲学系教授，当时仅有二十四岁。 他回忆一九一七年去见蔡元培的过程：“我和蔡先生说，你让我担任这门功课，我不行，我不胜任。他说你不胜任，那谁胜任呢？我说我也说不上来。他说你不要来到大学就是当老师、教人，不要这么看。他说我本人就是喜好哲学的，我来到北大要把哲学系干好，我要把一帮爱好哲学的朋友拉到一块儿，彼此讲习，你要是愿意参加这个讲习就不可不来。他这么一说我就不推辞了，他就给我下了聘书。”
自学成才，一锤定音。
一个人的阅历，决定一个人的品位。蔡元培是文化上的集大成者，传统的国学不用说了，又有留德、留法的经历，见多识广，融会贯通。
梁漱溟在《纪念蔡元培先生》中写道：“蔡先生除了他意识到办大学需要如此之外，更重要的乃在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意识到此一需要，而后兼容并包，不免是人为的（伪的）；天性上喜欢如此，方是自然的（真的）。有意的兼容并包是可学的，出于性情自然是不可学的。”
冯友兰对蔡元培教育观念的理解：“一个是春风化雨，一个是兼容并包”。
看名人传记，留心细节。凡是优秀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对自己的父母都是孝顺的。
蔡元培的父亲是钱庄的经理，“为人厚道，以长厚称”。在他十一岁的时候，父亲病逝了。
他母亲姓周，他说自己，“所受母教比父教为多”。据《蔡元培先生年谱长编》记载，在他年轻的时候，为了治母亲的重病，他曾割下自己手臂上的一片肉，放入中草药中一起煎熬……
认识越深，越感到他这个人太有魅力了。
《红楼梦》的研究，三足鼎立——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王国维的《评论》，胡适的《考证》。做学问能做出趣味，读小说能唤起联想。他重在政治与情调，王国维重在美学与哲学，胡适重在历史与材料。各有所重，各有所长。
他比王国维大九岁，比胡适大二十三岁；他活到七十二岁，王国维活到五十岁，胡适活到七十一岁。一个人有一个人的造化，谁也替代不了谁。
“江浙人相信风水，富翁往往豫先寻葬地。”这是鲁迅先生的原话，见《“题未定”草·五》。
所谓风水，也就是合乎自然规律。风调雨顺，天人合一。
绍兴这个地方，是有文化的地方。古代多出进士，当代多出院士。毛泽东曾为绍兴题诗：
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
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
在绍兴，他的故居与鲁迅故居相比，一个在正北，一个在正南。从实地距离看，他的故居离周恩来的祖居是最近的了。
周恩来曾为他撰写对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鲁迅：故乡情愫
我曾经不止一次去过他北京的故居，也曾经到过他上海的故居，但还是第一次拜访他绍兴的故居。
他的诞生地，他的故乡，他在这里生活的历程。
如果没有他的小说，如果没有他的散文，如果没有他这个人，那么我还会不会到这里来？
一个异乡人，行走在绍兴的大街小巷，已没有多少身在异乡的感觉了。
似曾相识，好像什么时候，一个人到过那里，梦幻中的此情此景，那棵树、那道墙、那把椅子……故乡，老屋中散发出的气息，烟火与沧桑，斑驳与沉寂，在别处，也曾感受到了。
与时代一起衰败的家庭，命运的把戏，他为什么深刻，为什么迷惑，为什么写作？从根源上去寻找，从血性上去把握，从阅历中去领悟。
理解也罢，不理解也罢，一个人不论最终能走多远，能有多么高大，故乡是永恒的根。既是起点，又是终点。
“三味书屋”的意义，梁同书的题字。
早先是叫“三余书屋”的，缘自《三国志·董遇传》里的话：“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晴之余。”
后来改成“三味书屋”。一说：“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肴馔，读诸子百家味如醯醢。”读与吃相关，读透与吃透，消化与吸收。另一种说法：“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耕读之家，书香门第。
《松鹿图》还在，“福禄寿喜”还在，面对这幅画儿行礼的人还在。
最有趣味的要算百草园了。
短短的泥墙根，还是那时的泥墙根，草却不是那时的草了。
美女蛇的故事，不要和陌生人搭话。有人问你，也不要回答。
坐在光滑的石井栏上，在夕阳的余晖下，看如织的行人，渐渐散去……
一百多年以前，他那时还是一个孩子，站在石井栏上往下跳。好玩是一种天性。
麻雀众多，那只头部圆而黑，飞走了的鸟，该是他写到的“张飞”鸟了；那棵高大的树，不知是不是他笔下的皂荚树。
藤与藤缠绕着，分不出哪是何首乌，哪是木莲了。
也许只是幻象而已。
远离故乡，才会想念故乡。
走进故乡，与记忆中的故乡，已不是同一个故乡了。一切与心情有关。他九十年前写的《故乡》，像是眼前的事。闰土的后代，还生活在那里。
在他的故居的厨房间，看到锅台画有花的图案，黑白相间的，像是莲花，与秋瑾故居所见到的，惊人的相似。厨房，也需要美的点缀。
家，越是旮旮旯旯，越能看出人的品位。
故乡，有什么值得留恋，有什么可写。“故乡本也如此”，变化最大的还是人了。
文字的画面感：少年时代的往事，圆月、沙地、西瓜、银圈、钢叉，猹即獾……与闰土的感情，不愿意分手：“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厨房里，哭着不肯出门，但终于被他父亲带走了。”
贫富之间的差距，在那时，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友谊。也只有重情的人，心地善良的人，才有可能写出那么温存的篇章。
他一八八一年出生，属蛇，一直到一八九八年考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在绍兴生活了十七年。
一八九三年秋天是快乐与忧患的分水岭。
他的祖父周福清，为了几个亲戚朋友的孩子科考，向主考殷如章通关节，案发入狱，在杭州关押了七年。周家变卖家产去救，从此败落。
他十二岁，本命年，避难于亲戚家，被称为“乞食者”。
一九〇五年，他二十四岁，在日本仙台医专读书。在东京过暑假。那一年，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
一九一七年，在北京，住绍兴会馆，常去琉璃厂玩，看古董，抄古碑，读佛经……他三十六岁，婚姻名存实亡。
一九二九年，他四十八岁，住在上海，五月，回北京看望母亲。九月，海婴出生，也是属蛇的。
他的人生履历，与绍兴的关系紧密。一九〇九年七月，他结束七年日本留学生活，回国，在杭州两级师范教学。一九一〇年七月，回绍兴。一九一一年五月去日本，催促周作人夫妇归国。一九一二年二月，应蔡元培之邀，赴南京任教育部部员。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至二十九日，经上海，到杭州，至绍兴，卖了房子，接母亲返回北京。从那以后，他创作了大量与故乡有关的文字，却是再也没有回故乡了。
他的祖父周福清是做官的，一八七一年中的进士。晚年写过一部《恒训》，包含家史：他们家在明万历年间，已是小康。至乾隆年，有田万余亩，当铺十余所，称大族了。因内忧外患，渐至破落。到他的父亲周凤仪，既不会经营，又疾病缠身，也就难上加难了。由富到穷，由盛到衰，由强到弱，他从中明白了许多道理。
故乡，既有美好的回忆，也有挥之不去的阴影。他小说中的人物，阿Q也罢，祥林嫂也罢，都是有原型的。只是在塑造的时候，被分解或浓缩了。
被称为故里的街道，少有树木，做小买卖的店铺鳞次栉比。石板地被曝晒过了，似乎从未经历过的气候，热得人喘不过气来。
台门，在先前是家庭出身、达官贵人的象征。老台门，是他的祖居；新台门，是他的故居。
被变卖了的家产，解放后被收回了。现在是如此醒目，如此气派。他生前，想象不出来吧。
在一张信笺上，随手记下院中百年以上的古树名称：朴树、柿树、橘树、樟树。它们真实地见证了一个家族的兴衰，破败与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