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好的一天】最美好的一天电影美国

  那天,我获释      22岁那年,我因谋杀前女友珍妮弗的罪名而入狱。我没有杀人,但除了父母之外,只有西北大学错误定罪中心的律师相信我。他们不眠不休地为我奔走。遭受冤狱13年之后,2008年他们争取到伊利诺州高等法院受理上诉案。
  我应该很兴奋,但我不让自己冲昏头。这有什么意义呢?我曾经5次等待判决结果,结果5次都被送回原来的牢房。然而我不能丧气。检察官一口咬定我和珍妮弗的关系不稳定;至于动机,他们坚称我嫉妒她劈腿的对象。坦白说这是事实,但我的律师握有一张王牌――那是初审时被遗漏的证据,证明案发当时我人远在200多公里之外。
  2008年5月22日上午,法官即将宣判。狱警领我走出牢房,经过走道时,狱友阿曼多将我拦下,他看来比我还要紧张。他说:“我无法忍受你跟我说失败了,所以待会儿如果你赢了,看到我的时候不要说话,只要跳起来脚跟互碰就好了。”
  我走进狱中的一个空房间,狱警在里面。几分钟后判决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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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恍恍惚惚地走回牢房,阿曼多希望从我脸上读出线索,但我只是茫然地看着前方。没多久我的脚步加快,后来变成快胞,然后略为屈膝,跳跃起来!在悲惨的地狱待了13年之后……我终于跳起来碰了一下脚跟!
  现在,我正在控告5位警察和2位检察官对我的诬陷。此外,由于法官并未宣判我无罪,只是没有定罪,因此我要申诉争取伊利诺州的无罪证明。无论最后结果如何,他们永远无法夺走5月的那一天――我重生的那一天。
  
  那天,我和史普林斯汀合唱
  
  打从高一开始,我的最大心愿就是在舞台上和乡村摇滚歌手布鲁斯・史普林斯汀合唱。我在南费城长大,有时会搭好友的别克汽车去兜风,二路音响大开,到街上去看赛车。当时我的生活根本就和史普林斯汀的歌曲描绘的情景一模一样!
  20世纪80年代末,我开始扮猫王上台表演。我常想,哪天要是扮成猫王去看史普林斯汀的演唱会,他可能会拉我上台去唱歌。每次去他的演唱会,我都想着:“这次一定要穿猫王装!”但每次都临阵退缩。
  2009年10月19日,我买了费城光影剧场演唱会的票。1980年我第一次听史普林斯汀演唱,就是在这里。他们让观众抽签进舞台旁边的摇滚区,而我抽中了。
  我穿着浅蓝色的猫王装(附加披风),手里还举着牌子:“猫王可以和歌王合唱吗?”史普林斯汀看到时笑了,还和乐队开玩笑。接着乐队开始演奏《浑身是劲》,史普林斯汀看着我说:“好吧,猫王上来吧!”
  那是我一生中最棒的时刻。突然间,史普林斯汀和我面对面,台下还有超过1.8万名尖叫的粉丝。他将麦克风递给我,那仿佛是加入他乐团的钥匙。我决定全力以赴,忘情唱起猫王《蓝色壳皮鞋》里的歌词:“第一为了钱:第二为了表演!”
  唱完全曲后,我还想再唱几句。史普林斯汀看了我一眼,似乎在说:“老兄,你的部分结束了。”我最后一鞠躬,挥舞披风,跳下台时,史普林斯汀喊道:“猫王离开了!”
  
  那天,我儿子重新站起来
  
  每个孩子开始学步的那天都是很特别的,但当康纳开始走路时,我们就知道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当时他17个月大,走路垫着脚尖。小儿科医生说不用担心,但没多久康纳的肌肉逐渐无力;3岁时出现上半身无力的症状;到了5岁,头抬不起来;读小学一年级时,病况从穿辅具恶化到需要坐轮椅。我们的心都碎了。他的心智很正常,但随着时间流转,他变得容易疲倦,无法握笔写字,甚至无法自己吃饭。
  所有人都感到困惑,康纳的症状不符合任何明确的诊断,他的身体是扭曲的,但认知能力毫无问题。我们做过各种检查,已排除肌肉萎缩等疾病;我们也多方征询意见,但没人能诊断出来。
  挫折之余,我开始自己找资料。2002年康纳4岁时,我在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谈到一种很罕见的遗传疾病“肌张力不全症”,之后这篇文章就一直萦绕在我脑中。照片里的孩子就像康纳一样撑着身子。我将照片拿给一个又一个医生看,他们都坚称:“这种病太罕见,康纳也没有表现出所有的症状。”
  2004年,我们去看遗传学家尚恩・麦肯勒斯医生。终于有人认真评估我们的想法,他同意康纳的症状确实有肌张力不全症的迹象,可能可以服用左旋多巴来治疗。但这中间有个很大的疑虑:进行成人药物试验时,发现可能的副作用包括心律不整和幻觉。我不可能让一个6岁的孩子经历这些,但随着康纳的状况日趋恶化,我别无选择。
  康纳要服用的左旋多巴必须由神经学家开药。2006年,我们去见尔文・杰科布医生,他最后同意开药。他说,如果有效,马上就能看出来。2007年6月21日,康纳已经9岁,杰科布医生让他服第一剂药。隔天早上我去叫他起床,我看到他跪在床上,那是他自学步期之后就没出现过的动作。他大叫:“妈,你看!”康纳非常兴奋,但我不敢相信药物真的有效。
  康纳的身体越来越好。一周后,他的上半身挺直不少;几周后,可以像学步的孩子一样,沿途扶着家具走路;接着他扶着我的双手走路,然后进步到只扶一只手。8月13日,他靠着自己的力量走过客厅。奇迹发生了:左旋多巴真的有效!
  5月9日是康纳12岁的生日,但我们还会帮他庆祝另一个纪念日:我们将每年的6月21日订为多巴日,一样切蛋糕、送礼物。那是康纳的第二个“生日”,也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
  
  那天,我将一个人送上太空
  
  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是1961年5月5日,那天,我们将第一位美国人送上太空。那名航天员是艾伦・谢帕德,而我是美国太空总署地面指挥中心的第一位飞航指挥员。我坐在控制台前,统筹与航天员及技术人员的对话联系,确保飞航任务安全完成是我的首要任务。
  那天卡纳维尔角上空乌云笼罩,延迟发射数次后,终于放晴。开始倒数计时:倒数3小时、倒数1小时、倒数10分钟……一直进行到倒数2分钟。我们已经练习过多少次了?几百次了吧?但从来没有超过倒数2分钟。
  我们已尽一切力量确保航天员的安全,但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在当时,火箭的危险性很高,在发射台或太空中爆炸都绝对有可能。我将这个念头抛诸脑后,按表检查,工作人员一一回复:“确认。”
  倒数2分钟后,所有人就得保持肃静,除非是停止倒数。如果有人开口,那表示我得按钮启动逃生舱。我很高兴没人开口。我颤抖得很厉害,几乎看不见面前的麦克风。当谢帕德说出神奇的两个字:“升空!”就好像足球比赛开踢――所有人都已准备好要上场。
  整趟航程历时仅15分28秒。回顾起来,那是很光荣的日子,一切都很顺利,仿佛只是另一次模拟。我感觉那天自己为国家做了贡献――1961年5月5日,我代表的是美国,不是太空总署,不是航天员或我自己……而是我的国家。除了战争,你什么时候能体会这种感觉?
  
  那天,我不再感到孤单
  
  当人们听说我是最年轻独自划船越过大西 洋的人:心中都有一个疑问:一个22岁的女子如何驾着五六米长的船,顶着狂风巨浪持续航行70天?‘ 对我而言,最大的挑战其实不是体力。当我决定进行这项航程时,已累积很多经历:包括骑越野车5300公里,跑步横越美国西南部的莫哈维沙漠,游过美东500多公里长的亚利加尼河。最艰难的是心理层面:我要如何面对孤单、无聊、广阔无边的海洋?
  2010年1月3日,我从塞内加尔的海岸出发去寻找答案。过去当日试单人渡洋的挑战者中,半数以上出发两周内就需要救援,因此我将目标放在横越1/4的大西洋,时间约需20天。
  第20天是1月22日,天气灰暗阴沉。我该做点什么事来庆祝,例如打开一条士力架巧克力。当你处在大西洋正中央,这就算很疯狂的举动了。但我无心庆祝,我正陷入严重的孤独感。我已超过两周未曾见到陆地。在这种日子里,10分钟就像10小时一样。你开始觉得每天都差不多,吃东西、划船、睡觉,重复再重复;看天、看海,然后重复再重复……真的会让人想尖叫!那天大约日落时分,我看到水面有东西在动。十几片鱼鳍在我的船附近冒出来。鲨鱼!我在海中央一动也不动,小心注意它们的动静。它们逐渐靠近,我听到呼啸声,像是轻轻的哨音,原来不是鲨鱼,是海豚!它们在我的船四周环绕,伸手可及,于是我伸手触碰。
  之后的20分钟我使出全力划行,它们一路相伴,不时跳出水面翻腾,和我的船玩游戏。我们分手时,我已不再孤单,最棒的是,我知道我一定能顺利走完全程。
  最后我果真完成4534公里的全部航程。在海上70天又5个小时后,于3月14日抵达南美盖亚纳。这趟越洋航行为蓝色行星运转基金会募得7万美元,将用于资助全球饮水计划。
  在那样的时刻,能深刻感受到与太阳、气候、海浪紧密相连,还有与海豚的联系。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
  
  那天,我点了一杯咖啡
  
  1960年2月1日,地点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农工大学。我在图书馆与3个朋友碰面,一起走了一公里多的路到伍尔沃斯百货公司。我是上完课直接过去的,所以穿着大学储备军官训练团的制服。走在路上感觉很诡异,没有人说话。我知道那天可能是我的死期。
  当时在美国南方,非裔美国人不能与白人共餐。伍尔沃斯的地下室另有一处专门为黑人准备的餐台,我和朋友决定坐在白人的餐台点餐,并真的付诸行动。
  现场立刻一片肃静,伍尔沃斯变得像教堂一样安静。人们送往嘴里的汤匙凝结在半空中,每一双眼睛都盯着我们。
  我们再次要求女侍给我们咖啡和甜甜圈,她说:“对不起,我不能为你们服务。”
  “为什么不能?”
  “惯例就是这样。”
  我问:“但你也认为这个惯例是错的,不是吗?”
  我们决定要非常有礼貌。我们的目标是让人们感到尴尬,并开始做对的事。于是我们坐在那里,等待。
  一名警察走进来,显然很生气。他的脸像甜菜一样红,就站在我身后,我感觉到热气吹在我脖子上。他抽出警棍,我心想,完蛋了。但他只是站了一分钟便退开,并开始来回踱步。我突然明白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那时候,我知道我们可以成功!
  一位个头娇小的白人老太太坐在餐台那一头,看起来仿佛有200岁。她吃完甜甜圈后径直走向我们,我打起精神准备接受一连串的辱骂,没想到她将手放在我们肩上说:“孩子们,我真为你们感到骄傲,唯一的遗憾是你们没有早10年这么做。”这句话让我们更有决心要贯彻到底。
  之后半年,我们每天都走到这个餐台,直到我们4名非裔美国人终于买到一杯咖啡。
  1960年2月我在餐台前坐下15秒后,我感受到强烈的解脱、净化与自我接纳。那是虔诚的人在祈求与颂扬的感觉,是人们一生都在追求的’自由感受,即使当下死去我也了无遗憾,我一无所惧。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
  
  (编辑/王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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