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罗兰在《母与子》(旧译：《欣悦的灵魂》)初版序中写道：“请不要在这里寻找什么命题或理论。请看，这不过是一个真挚、漫长，富于悲欢苦乐的生命的内心故事，这生命并非没有矛盾，而且错误不少，它虽然达不到高不可攀的真理，却一贯致力于达到精神上的和谐，而这和谐，就是我们的至高无上的真理。”
引文中的第一句话显然不是作者的由衷之言。正如卢那察尔斯基所说，罗曼・罗兰不仅是个艺术家，而且是思想家(尽管卢那察尔斯基认为他作为思想家还不够“伟大”)。而思想家在他的艺术作品中不管把自己的意图隐藏得多深，也决不是没有命题和理论的。何况《母与子》的命题，在主人公安乃德的姓氏上有着那么形象的体现。李维埃(Rivière)，在法语中就是“河流”，这个姓氏不仅象征主人公的内心好比一条漫长宽阔、奔腾湍急的河流，同时也象征着一种永远不向生活低头、永远不屈不挠地在生活中搏斗、排除一切障碍奔向未来的灵魂力量。
安乃德这个形象，在某些人看来可能太不驯良，作为女性，尤其不甚“可爱”。但这是罗曼・罗兰几乎用毕生的心力浇铸成的一颗灵魂，一种坚毅乐观、顽强向上的个性。一个妇女，为了保持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居然敢于藐视社会的习俗和上层社会的道德观念，拒绝和已经使自己怀孕的未婚夫结婚，还决心独自挑起抚养孩子的重担，特别是在失去财产以后，她不得不参加“为争夺面包而赛跑”的穷人的行列，千辛万苦地为生计而斗争。且不说应付生活的艰辛和社会的白眼需要多大的勇气与毅力，单是感情生活的挫折、儿子对她的冷淡，也足以使一个平庸的灵魂萎靡不振了。战争的发生，使安乃德走出个人的圈子，开始关注国家和人类的命运，但她那种正直宽广的胸襟却不能被一般人所理解，她为了维护正义一再受到社会的排斥、打击。她好不容易和儿子在信念一致的基础上建立起融洽的感情，法西斯匪徒又夺去了儿子的生命。然而任何打击都不曾将安乃德摧垮，她在生命旅程将尽时，还接替儿子投入了反法西斯斗争。
小说的标题Ame Enchanté，本义是“受魅惑而欢欣鼓舞的灵魂”，而罗曼・罗兰在小说中显然赋予了它更丰富的含义。这是一种永远不会被苦难压倒，永远有所追求的强有力的灵魂。他也许不能改变环境，却有力量抵御环境对他的侵袭与腐蚀；他也许在追求中屡遭挫败，但他毕生战斗，象一条永不静止的河流。这样，在他生命终了之时，即使未能把握(作者认为也不可能把握)人类的最高真理，灵魂也能达到宁静和谐的完美境界，在作者心目中，这就是人力所能求得的“至高无上的真理”了。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在和命运的搏斗中达到心灵的和谐，这就是《母与子》的命题与哲理，也是罗曼・罗兰绝大部分创作的基调，《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如此，几部《名人传》是如此，连嘻嘻哈哈、貌似轻松的中篇小说《哥拉・布勒尼翁》也是如此。罗曼・罗兰在种种不同类型不同气质的躯壳中，注入了同一类型的意志坚强、头脑健全而且富有创造力的灵魂。克利斯朵夫、安乃德、哥拉，都属于这种灵魂。但安乃德与克利斯朵夫、哥拉相比，又前进了一大步，克利斯朵夫和哥拉至死还是一个孤立的个人，安乃德则已把自己的力量汇入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反法西斯斗争。
罗曼・罗兰是贝多芬的崇拜者，他的全部艺术创作都象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一样，用来表现人与命运的搏斗。在罗曼・罗兰看来，生命的美就在于搏斗，在于追求；一个美丽的生命好比一阕雄壮的交响乐，各种不同的旋律和节奏构成一个个跌宕起伏的乐章、一组组错综复杂的矛盾统一体，最后达到高度完美的和谐。罗曼・罗兰认为，不论现实多么丑恶，人总还有力量支配自己；不论环境多么令人失望，人总不应该放弃希望；人的生命既是短促的，就应该尽可能活得有价值，尽可能有所前进，有所建树，而不应虚度一生。因此，他明确宣布了自己写作的目的：“我的首要职责，在于将人从虚无中抢救出来，在于不惜代价地给人灌输魄力、信念与英雄主义。”
自从启蒙时代思想家鼓吹的“理性”王国在实践中化为以金钱为杠杆的唯利是图的社会，资产阶级的英雄理想也已日渐泯灭了。如果说十九世纪上半期的法国作家身上，还程度不同地保留着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锐气和进取精神，作品中充满了激情和鞭辟入里的批判力量，那么十九世纪末期的作家，似乎已被这看不到尽头的庸俗生活耗尽了精力，剩下来的只是一种与外部世界格格不入，而又深感无能为力的苦涩心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普遍存在的悲观情绪已形成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对现状的不满和对前途的绝望导致文坛上颓靡之风盛行。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等形形色色的现代文学流派，就是这种精神危机的反映。
在这样一种文学氛围中，罗曼・罗兰的作品好比奇峰突起，独树一帜，倡导了一种自强不息的积极的人生观。这在当时，真好比打开窗子，让一个闷热的、使人疲软无力的房间里吹进一股清凉的风，使人们的精神为之一振。以法国人那种倾向于轻松诙谐的天性，罗曼・罗兰这种严肃的、有时夹杂过多说教的鸿篇巨著竟能成为举国闻名的畅销书，决不是一件可以小看的事情。
从罗曼・罗兰的著述中可以看出，他对资本主义世界并不比现代派的作家怀有更多幻想，他在这个社会中体验到的窒息感，也许比其他人更深。请看他曾以怎样的激情呼唤：“快打开窗子吧！让自由流通的空气吹进来！”他的好友茨威格曾经深刻地剖析了他灵魂深处悲观和乐观两种相反的基调：他愿意将乐观情绪传达给别人，将悲观的苦水留给自己；悲观是他天生的性格，同时他的智慧、思想、意志、毅力，却竭力和悲观的气质斗争，使悲观的情绪不得外露、不得抬头。罗曼・罗兰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仅能战胜自己内心的悲观倾向，还以他的全部艺术来唤起人们对自身力量的信心，使人们在苦难中振作起来，和不幸的命运作斗争，努力做一个“无愧于人的称号的人”。罗曼・罗兰所称颂的英雄，并不是那些叱咤风云的群众领袖，更不是生活中的“胜利者”，而仅仅是在各自的行业中有所建树的人物。他所强调的，甚至并不是这些建树本身，而是那种能战胜环境、克服障碍，坚定地朝既定目标前进的精神力量。因此罗曼・罗兰要求自己的艺术主要用于刻划人的心灵，他的创作所着重表现的，是“伟大心灵”的成长过程。
罗曼・罗兰是刻划心灵的大师。如果说，代表十九世纪现实主义传统的巴尔扎克将他全部注意力用于研究社会风俗史，那么罗曼・罗兰则是将他毕生的精力用于研究人们心灵(当然是指那些“伟大的心灵”)的历史；而且正象巴尔扎克自称为法国社会的“文书”一样，罗曼・罗兰声称他只是他笔下那些人物的“思想记录者”。罗曼・罗兰并不刻意描绘外部世界的细节，而是不厌其烦地表现人物内心生活的细小波澜。他在《母与子》序言中强调：“人们总把一生中发生的事写成故事，其实不然，真正的生活是内心生活。”《母与子》上卷对全书说来只不过是序幕，女主人公安乃德的奋斗生涯不过刚刚开始。但在这序幕中，作者已相当充分地展示了心理描写的高度技巧，很少有人能象他那样，将一个人的内心生活剖析得如此透彻、细腻，写得如此丰富、复杂，可又是那样惊人的朴素和真实。这显然是因为作者和他的人物已经在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人物的一言一动和全部心灵早已酝酿成熟。作者在序文中也谈到，他在心中构思这个人物，已经“达五十年之久”。安乃德虽然不是罗曼・罗兰，却概括了他在生活中的各种体验和感受。安乃德的进步，实际上是作家自己晚年的进步；安乃德所未能达到的高度，正是作家自己未能达到的高度。
不言而喻，罗曼・罗兰所塑造的人物，并不是无产阶级的英雄，他所追求的高度完美的心灵和谐，至多只是个人道德上的自我完成。但是作为一个尚未建立更高的社会理想的知识分子，奉行这种有所作为的人生观，比起精神颓唐、消极无为，毕竟会产生更为积极的社会效果，会有利于争取社会进步的斗争。我们也许有理由责备罗曼・罗兰宣扬了个人奋斗，但奋斗总比不奋斗于人类有益。在人类社会还没有发展到共产主义阶段时，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做到将个人与集体融为一体，但事实上，任何真正的成就都不会仅仅属于个人。从个人的理想愿望出发而对人类作出贡献的，历史上不乏其人；相反，从来不事奋斗，却够格被称为“胸中充满公众利益”的，古今中外找不出一个。我们也许有理由责备罗曼・罗兰宣扬了精神人格的独立不羁，然而这种独立不羁如果是对资产阶级社会而言，本来就无可非议；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保留个人的一些独立见解似乎也没有足够的理由一概加以指责。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曲折道路，如果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罗曼・罗兰还没有完成向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转变，那是因为这个转变的条件尚未成熟。无产阶级政党只能努力用尽可能多的事实来证明自己理论和政策的正确，来促进对方的转变，而不能用批评指责，强制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比起若干真正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罗曼・罗兰笔下的“伟大心灵”当然是渺小的，但也应该看到，他们正象那些永不静止的河流，从一个狭窄的山谷出发，顽强地冲破一切障碍，奔向广阔无垠的大海。一个真诚正直、向往光明的灵魂，不管经历多少痛苦的曲折，总是会走向真理的，罗曼・罗兰和他塑造的安乃德不是终于投向了人民的海洋，加入了人民的斗争行列么？谁能否认罗曼・罗兰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捍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曾表现出惊人的胆识和远见。
当然，罗曼・罗兰也好，他所塑造的人物也好，都是有弱点、有矛盾、有错误的，但就象作者自己所说，“不管有理还是没理，他们是真实的存在。”既是存在便有他存在的理由，我们无法要求在不同环境中长大的人都按同一模式思想或生活，只能鼓励人们在自己的生命旅程中努力寻求真理；应该允许人们有个探索真理的过程，而不能要求他不假思索地、无条件地接受旁人恩赐的“真理”。从这一点出发，读一读安乃德的“内心故事”，勘探勘探这条勇于奔向光明、奔向未来的激流，看来不会是对我们毫无启迪的。
一九八一年元月
(《母与子》(上)，罗大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年十月第一版，1.4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