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点被特务一网打尽 1946年初夏，我们中央大学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有的同学要毕业了，接替核心领导小组的新成员也已经确定。过去因为找可靠的地方开会困难，我们这个核心领导小组很少开全体会，这次准备召开一次新旧核心领导小组成员的交接班会，趁机也总结总结自1945年正式成立以来的工作，为学校复员到南京作些准备。
我哥哥的朋友石永国的家在中大中渡口的河对面磐溪石家花园，这曾经是石永国父亲石荣廷的私家花园，石荣廷是孙中山同盟会会员，重庆地方上一个有名望的袍哥掌旗大爷，著名商界人士，慈善家，他曾邀约过附近几十个县的掌旗大爷参加辛亥革命和保路同志会的革命活动。花园内这公馆是一座正方形的中西合璧式楼房，楼上有廊内阳台。我曾在他们家的地下室玩过，那是修得很精致的全石头地下房间，共有三间，中间那间，有石桌石凳，壁上刻有孙中山遗像和他的遗嘱。室外是个小阳台，有石栏杆，精致的花的装饰，向南穿过稀疏的小树林就可看见嘉陵江的江上的船。石永国夫人(我叫她石二嫂)曾告诉我这石家花园的来历：石荣廷在上海做山货帮出口生意少有积蓄时，看到外滩公园挂有“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决心回乡后要修一个漂亮的公园免费让人游玩。他花了五年的时间，请了最有名的工匠修了这地下石室和室内外各种景点，真成了小有名气的石家花园。
我知道他们家平时只有石二嫂在家，我们决定借那里的地下室开这次大会。
那是个星期天，我给大家画好了路线图，决定三三两两好像去磐溪游玩一样分别前去。不知怎样走漏了消息，说我要带人到什么地方开会，三青团的特务学生安排了我们班上的辜勉旃同学跟踪我。这事是“文化大革命”中辜勉旃所在单位向我调查时我才知道的，他们在重庆特务机关查到一份辜勉旃跟踪我失败的报告材料，要我证明有关情况。“文化大革命”后，我知道了辜勉旃的通讯处，曾去信问他这是怎么回事。根据他当时报告所写的详细情况，和他在信中告诉我的情况，他那天确实把我跟上了。
他在班上年龄较大，平时不做声不做气的，三青团同学和我们争论什么，他很少出面，我只把他看成是一个没什么能耐的普通三青团员。
他那天一起床就注意了我的行动。吃早饭后，他看到我带了几个人从中渡口过河到磐溪去了。中渡口是个小渡口，就只有一只小渡船，他当然不敢和我同船，等我过去后，他要叫船夫过来接他，船才会回过头来。他在信上告诉我，他在河这边看着我带了几个人，下船后往山上走了，等他叫过船回头来接他过河后，他急急忙忙也往山上追，但他翻过山坡也未发现有我们的人。他没完成任务，布置他任务的同学就要他把经过写个报告。因为他不知道这半山坡有个石家祠堂(石荣廷把它无偿借给我们学校美术系徐悲鸿教授办美术学院，徐悲鸿在这里住过四年)，离祠堂不远是石家花园，他不晓得我们从半山坡横捅过去进了石家花园的侧门。
我们的会一直开到下午才结束。中午，石二嫂还要她的仆人给我们每人下了碗面吃。
说是石家花园的花木、石刻景点很多，我也没有全游过。我记得进侧门后就是一个三合土的坝子，靠近正门的地方有个长方形的大石盆，放在几个石墩上，盆里是一个人工做的大石山，有小屋、小桥、小塔和青苔、青草等的装饰，石盆水中有金鱼。进侧门右边则在地上耸立着一个巨大的假山，山下石洞里有石桌，石二嫂曾叫仆人端了椅子让我到里面喝茶歇过凉。这石山上有两棵重庆到处都有的黄葛树，树不过茶杯粗细，但长在这假山上，使这假山真像一座大山似的，说不出的美妙。快50年了，我两次回重庆都曾去看过，假山上的树已长得好大好大了，树冠茂密的树叶，不进假山在外边都可歇凉了，树子已高过房屋，树根则完全密密麻麻把假山包起来了。只是这里现在是公安局一个派出所，地下室已作他用，未能再看看。
虽说当年未受惊，未遇险，但这却是一场令人十分后怕的惊险经历。我差一点就把我们两届“新青”核心领导小组的成员让国民党一网打尽了阴!
与入党介绍人突然相遇
1948年夏，我从中央大学毕业后，原打算在南京《新民报》工作。组织上发现有一个过去参加过进步活动的同学，我们复员那段时间他到台湾去进了国民党国防部第二厅，现在回到南京，总爱跑到学校打听一些进步同学的情况。我们已不得不送走好几个同学了。最近发现他千方百计到处打听我的情况，我在“新青”和后来入党后，因为分工搞组织工作，一般公开活动都没参加过，同他更从来没有来往过，因此组织上决定我必须迅速离开南京。
我急急忙忙正准备从下关上船去武汉，突然碰到周正平从重庆乘船来南京在下关下船。他告诉我，是专门来找我的，因为重庆地下市委正副两个书记都叛变了。他平时是守机关和管钱财的，市委书记刘国定的妻子正在医院坐月子，可能因为他在管钱，关系到该书记的妻子和孩子，因此没有最先出卖他。他赶紧安排好他联系的人离开后，自己也跑出来了。
他是我初中时的入党介绍人，我读高中后和他虽无组织关系，但我们仍是好朋友并且经常有来往。他未上高中，在一个药店当店员，后以同等学历考上了药学专科学校。学校复员到南京，他们学校离我们中大在丁家桥的一年级分校很近。我当时在“新青”内分工联系领导一年级，我当然信得过他，我曾吩咐我们“新青”和各校联系的同学，在药专可找他研究在学运中怎样共同行动的问题。他比我先一年离校回重庆，他回去后仍在那个药店工作，并把那个药店作为地下市委的机关。
我告诉他，我马上要去武汉，我的组织关系已转到武汉，作为个人我可以相信你。但按组织原则，我现在也没时间考察你。我要他拿了我的信去上海找廖伯康老同学：“初中时他也和你同学，他知道我们俩很好，你可把你的情况告诉他，请他帮你解决问题。”
解放后才知道，廖伯康先以我的老同学的关系接待他，待廖向上级汇报后，才明白告诉周，他是党员，组织上决定目前给周的任务是先隐蔽起来，不要和任何人接触：同时把他所了解的重庆党组织被破坏的情况，毫无遗漏地向组织汇报。廖伯康为周在华山医院的药房找了工作安置下来。组织上要廖自己也马上换地居住，因为当时的上海，原来早已对重庆出事作了周密的准备。已叛变的市委书记刘国定有钱瑛的一个地址，所以钱瑛已去香港。待后来经过考察，周正平后面没有尾巴，他汇报的情况也和从各方面了解的情况相同。就解决了他的组织问题，他就随二野进军回重庆工作了。
现在回想这事，周正平自己跑出来，组织关系成了问题；我同廖伯康突然碰到他找上我们，这自然也有一定的风险。好在三个人原来有过的担心，都平安无事了。
两次失掉组织关系
我在地下党生活10年，我没有像许多地下工作者那样，有过很多危险的奇遇，我算是平平安安过来的人。但我在地下生活中，有过两次失掉关系的意外经历。
在国民党黑暗统治的环境里，心里时时都绷着危险的弦，为什么还能以平实的心态照常工作呢?最主要的稳定因素，最大的靠山就是我生活在组织里，哪怕我所在的组织是最小的，我心里明白它都是最大的；再就是我生活在群众之中，我做的是为群众的工作，群众就是为我阻挡黑暗和危险的保护墙。
我读初中入党时，我们班上很快就发展了四个党员，周正平是最早发展我入党的，我们四个人自成一个小组，一直都是他和上面联系，他自然就是我们的小组长。四个人做班上四五十人的工作，不论是读书会、歌咏队、壁报社、时事讨论会、话剧社等等，都运用自如。更从周正平活动的圈子看，虽然我们和学校其他同学没有沟通组织关系，我们心目中肯定王觉(在校时叫王大绩)、李忠禄等等一大批参加进步活动的同学都是我们的人。全校的进步势力肯定占多数。
我们读第五学期开学时，学校扬言周正平(当时他叫周恩德)是周恩来一家子的人，思想不纯，要默退，不让注册；我上学期是班长，说我学业成绩平均88分，算是第一名，但思想不正，操行丙等，不能再当班长，不能免缴学费。开学时我们约好全到鱼洞溪去了，并发动同学去和教务主任辩论，我们七嘴八舌，理直气壮，他却口吱吱唔唔。我们为他搭个台阶，说反正又没出布告，通知书上随便写的怎能算数，就按过去的规矩办算了。学校怕学生闹事，终于默默收回了成命。这让我们认识到组织的力量，群众的力量。
读高中时虽是国民党反共高潮期间，领导人换过三个人，和学校其他党员又没有打通关系，但我有组织关系，对付当时的局面，心中仍然豪无恐惧。
在我改读交通大学和后来读中央大学时都没转组织关系，一直是一个同志领导我。他是在学校最后一个联系我的同志，我当时不知道他的姓名，不知道他的一切。但他却知道我的一切，甚至我们胡家的好多事他都能说个子丑寅卯，我觉得他熟悉这么多地方情况，真了不起。我在中大柏溪时，我们约定了一个通讯地点，我两次去信都未得回信，我就心焦起来了。是他有情况不能再用那个地方了呢?或是他出事了呢?还是他认为我不可靠要甩掉我这关系呢?
这是我第一次碰到这情况，心里不能不七上八下安定不下来。好在当时由于我的活动，我已是“新青”前身“据点”在柏溪核心小组的成员，我猜想这肯定是和上面有联系的。但我不能向我周围任何进步的同学问人家是不是党员咽。要是人家不是，不就把我是党员的身份暴露了吗?要是人家还信不过我，人家自然也不会告诉我他有关系。
“新青”成立后我第一次去红岩参加总结会时，我就好像到了家一祥，我趁开会空隙找个机会跟青年组平时同我们联系过的副组长朱语今谈了我这情况，问他我该怎么办?他说这不是他说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解决的问题。安慰我不要着急，他当天就单独跟我介绍了一位在红岩管组织的同志黎智给我，说由他跟你约时间商量怎样解决。后来黎智约我单独去七星岗一个地方他的宿舍细谈了一次，他说你的上级等于空白，不好清理。要我写个自传和情况留下，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告诉我：好在你现在巳在组织系统内工作。希望你继续好好工作，党是有眼睛总会看到的。这话让我有了希望，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1947年“五二0”运动后，南京市委成立学委，在中大建党。原来在二年级时“新青”组织关系中我领导的颜次青同学来发展我入党，这说明他先解决了入党的问题，我向他说明我失掉组织关系的情况，他请示后，说过去的情况现在无法清理，你就重新入党吧。这说明党的眼睛真是看得见的。
1948年我快毕业时组织上要我紧急转移到武汉。半年后组织关系都未转来，这次我知道领导我的时昭溥还在学校，但我去信催问，总说异地转关系周转多，要我耐心等。这时，原来中大“新青”也是我们核心领导小组成员的童式一同学看到我在武汉的活动，又来发展我和我未婚妻尹慧珉入党。我便又一次重新入党。
我自然没有等关系的心思了。但我离开南京前，经过我手负责转到长沙的陈执中、胡封陈等五个同学党的关系也未转到。他们着急了，陈执中知道我在武汉的地方，他代表他们来找我，我当时关系也未转来。我也只能要他们耐心等待，并答应他们还可继续找我，我一定负责到底。
我自己放下心了，但对他们五个人的组织关系，我责任更大，就更为担心了。幸好，原来我们中大“新青”核心小组领导人之一的刘晴波来武汉，我把这个心焦的事告诉了他，他答应五个人的组织关系问题，由他回长沙负责解决。解放后知道都解决得很好，陈执中是我们中大政治经济研究所毕业的，他后来曾任湖南省经贸厅厅长兼党组书记。《南京大学共产党人》一书中称刘晴波为我校杰出的校友，他领导中大这批党员，运用陈执中的社会关系，曾对湖南和长沙的和平解放作出过突出的贡献。
在地下的这些经历，我最初完全把它当作平常事。解放后没把它当回事，参加工作后，老同志才告诉我，你这些曲里拐弯的经历都应该找到证明。从高中到大学一年级，我的党的领导人三个人，我一个也不知道真实姓名，这可怎么办?后来在无意中竟碰到了两个人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武汉市要成立工会筹备委员会，原地下市委做工运工作的王维章被推荐为筹备委员宋参加筹委会，我作为《华中工人报》的记者去采访。两人相见都觉得面熟，又一时想不起对方是谁。问来问去，原来他在长寿县国立二中和重庆中学教过化学，是我的老师，就是那时他有半年是我的党组织领导人。
另一位秦兴泉就更有意思了，他的爱人苏文芳，同我的爱人在《工人日报》一个办公室工作，一天，她问我爱人，你常打电话找的胡甫臣是你什么人?我家那口子常常提到他呢!就这样，我约好去他家相面。一握手，两人都不约而同地说出：“还是老样子!”
原来他也是中大同学，也是我的党组织领导人!他比我高两年级，与我叔父胡定一同年级，难怪我家好多事他都知晓。至于失掉联系，是因为他到农村去，接关系的同志未去接(后来他找到他的领导给我写了证明)。
这次见面，我还激动地对他说：“你可真是个好领导，好学长，好兄长叼!你将近三年的领导，给过我好多政治上的帮助啊!回想起来，你还那么照顾我。在长寿县，我们每次见面的地方，都是你从桃花溪电厂走来，我从河街走去；我在九龙坡交大时，会面多在石桥铺乡场那一带：我到中大柏溪时，会面多在磁器口一带，我们每次差不多都是各走等长的路程啊!”
多少年过去了，他给我这种同志间默默关怀的情愫，至今还让我一想到就心里颤动不已!
责任编辑 何 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