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成都工作和生活的时间，虽然前后加起来不过半年，但我进出这个城市的次数，足在30次以上。我最不能忘记的是第一次进入成都，即参加解放成都的入城式。时间是1949年12月30日，那时我才17岁，参军不到半年。
在这之前的一个月，即1949年11月30日，刘邓大军的主力解放了重庆。胡宗南部即放弃秦岭、大巴山等地，退守成都。刘邓大军迅速向川南、川西迂回，以切断胡宗南部逃往康、滇的退路。中央军委命令贺龙率领第18兵团（胡耀邦当时是政治部主任）自12月5日起由北面向四川分三路追击前进，围歼胡宗南部于成都盆地。左路是61军，越秦岭、大巴山，直抵中江；右路的62军扫荡陇南、文县、碧口，7军则自天水南进；中路是指挥部和60军，沿川陕公路追击。一路上粉碎敌人的抵抗，经过了朝天驿、剑门关、姚家渡三次较大的战斗，我18兵团很快兵临成都城下，我二野部队也插到了盆地西沿的青神、邛崃。在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的铁掌合击之下，胡宗南已成瓮中之鳖。期间，敌军的五个兵团和宪兵司令部及所属部队被迫相继宣布起义。胡部守备成都的裴昌会起义后，与我军商定了和平解放成都的实施办法。成都宣告和平解放。
我是跟随贺龙司令员由中路进军的。入川之前，我们第一野战军政治部战斗剧社的全体同志，在西安东大街《群众日报》社的礼堂里听了贺老总专为我们作的动员报告，他挽起袖子，用极为洪亮的声音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他的风趣和生动的比喻，引发出我们的阵阵笑声，增添了我们进军的力量。他从国际形势讲到解放大西南，从西藏讲到苏联、印度、锡金、不丹、尼泊尔，又讲到进入四川以后要注意的一些问题，细致到嘱咐我们为预防疟疾要多吃辣子，甚至说：“到了四川，你们要讨个四川老婆，川女多情啊！”会后，我们剧社立即抽调了几十个人，组成了前梯队，由严寄洲任队长，朱易庵任政治指导员，高保成、李桐树任副队长。我是其中的一员。我们这个前梯队直接跟贺老总进军。
1949年12月8日，我们打着绑腿，背着背包和乐器，扛着步枪，离开了正在下着小雪的西安，踏上进军四川的征程。我们紧随在战斗部队的后面，走过了寒夜中枯木摇落的马嵬坡，住宿过被群狼包围的益门镇破庙，攀越了雪滑坡陡的秦岭，穿行了木板横空的古栈道，躲过了来不及扫掉的地雷，熬过了一天赶120里的急行军，经受了饥渴和严寒，承受了同队战友的死亡，战胜了国民党起义部队中的反动顽固分子的挑衅，还做了不少的宣传群众的工作，于当月27日到达新都桥，上级宣布休息两天，准备进入成都。28日，贺老总特意嘱咐我们的队长严寄洲：“明天要进城，你这个队伍，一定要军风纪整齐，不能吊儿郎当。”这时候，我们经过了连续20天的滚卧背爬，每个人的棉军装都已经又脏又破了。严队长指着身上的军装发牢骚说：“这棉袄再收拾也好看不了。”贺老总面孔一板：“军风纪整齐嘛，不一定穿新军装。你看你们，缺扣子的，没了风纪扣的，要缝上去嘛。”于是，我们在29日这一天的唯一任务就是“整理军风纪”。记得那天是个好日子，天气晴朗，无风无云，太阳很暖，我们在一个大场院里擦洗、缝补棉衣，钉牢衣扣和风纪扣，心中有一种要去参加隆重典礼的庄严感。但是明天的入城究竟是什么情景，成都是什么样子，我一点也想象不来，因为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
30日清晨，贺龙司令员乘坐一辆美国吉普率领我军开进成都。我们战斗剧社前梯队分别站在两辆大卡车上，跟随着战斗部队的行列缓缓前进。我们一路不停地唱着歌，记得我们反复齐唱和轮唱的歌曲有《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解放区的天》、《大进军》、《我们是民主青年》、《团结就是力量》等。那歌声不但极大地感动着沿街的群众，竟也兴奋了我们自己，歌声是那样雄壮，整齐，悦耳。我们这一群男男女女虽然是由音乐、戏剧、舞蹈、文学、美术各队抽调出来的，但都是文艺“好家”，而且都是经过了考试才被录取到剧社的，对于唱歌，整体说来至少是准专业水平，何况又都做到了以情带声，临场发挥得忒棒。因此，我们这一支并不浩浩荡荡的小队伍，成了参加入城式的解放军中最受欢迎的部分。特别是青年学生们，我们的歌他们怎么也听不够，一次次拦住我们的汽车不让走，有的张开两臂扒在车头上，有的干脆拉开驾驶室的车门，拽住驾驶员的胳膊，使他无法开车，还有的甚至跺着脚流着泪哀求我们别走。我们为了保持入城式的队形，既不能脱离前队，也不能阻挡后队，只能一边为他们唱，一边劝说他们放行，那种虽然素不相识却又格外亲热的感情，那种如醉如痴的狂欢情景，是我以前没有见过、以后也很少遇到的。他们举着的小彩旗上有些只写着三个字：天亮了！这使我大为感动，这三个普通的字眼是如此明快，如此精炼，但它凝结了人民多少日月的企盼，暗含了人民多少生活的辛酸，又表达出人民多么大的喜悦啊，这不就是最好最短的诗么？
我们从北往南缓缓前进，歌声、笑声、锣鼓声、口号声、掌声、欢呼声、鞭炮声混成一片，犹如大海涨潮拍岸，大风与森林共舞。我清楚地记得，在西玉龙街和春熙路一带根本看不到路面，全都被鞭炮炸过的红红绿绿的纸屑厚厚地铺盖了。大街两旁和站满楼窗的欢迎人群，为了表达心意，纷纷往我们手里送桔子。因为我们有纪律，不能接受群众赠送的东西，群众于是就往我们的车上扔。也不知哪来的这么多桔子，从我们的前后左右上下各个方向对我们发起了“桔弹”投掷，我们既不能接，更不能挡，又不好躲，只有做无动于衷状、麻木不仁状，任凭桔雨倾盆，我自歌唱不止。好在是冬季，我们穿的都是棉军装，戴着棉军帽，打不疼的。这次我们才尝到了“打是亲”的滋味，领悟到了它的爱意。等我们到达驻地时，桔子已经把我们严严地埋起了，车厢有多高，我们的身子就被埋得有多深，一个个小心翼翼地、艰难地从桔子堆中拔出腿来，才能完成下车动作。
那时的成都是一座消费城市，极少工业，我只记得入城后为了体验工人生活，在裕华纱厂住过几天，见有成百的“纱妹儿”（纺织女工），那大概就是很大的工厂了。春熙路被称为“成都的王府井”，是最繁华的商业街，但也少有三层以上的楼房；一般街道都是木板门面，上铺青瓦；街道没有沥青，也不宽。没有什么大商店，最多的是小吃店和茶馆。那些茶馆是四川独有的景观，它们可以说是一种万能服务站，兼有喝、吃、洗、听、谈、讼、憩等各种功能。当时上级是不准我们军人进茶馆的，正如在西安时不准军人进入电影院一样。可见那时规定之严。
以后，每次再去成都，都有不同的感觉，不少的感慨。我虽是个山东人，但是每当听到那极富音乐性、极富情感色彩的四川话时，都如同听到了乡音一般亲切悦耳。
60年来，成都的巨大变化是用不着我来说的，我非说不可的一句话是：我永远祝福成都！
在成都军管会的日子
1949年12月30日部队进入成都以后，我被分配在成都军管会工作。由于是文化人，分在了军管会的电影科，记得同事中还有舒凡和方艾。我们的科长就是我们前梯队的队长严寄洲（后来成了著名的电影导演）。这个电影科的任务和执行任务的苦楚，以前绝没有想到。
成都市区是属于和平解放的。按照我们的政策和与起义者的协议，原国民党的各级政府人员照常供职。我亲眼见他们每天仍然按时前来上班，但是只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或者小心地小声地谈论着什么，一律无公可办，因为“旧公”已不能办，“新公”尚未交来。
还有就是各电影院要照常营业，继续放映电影。那时，我们只有一个刚刚成立的东北电影制片厂，仅生产了《桥》《瓮中捉鳖》等很少的几部和译制得不多的苏联影片，而且一时也运不来拷贝，不可能满足成都数十万观众的需要和好几家电影院的场次安排，只好允许他们继续上映原有的影片，先行维持。但是那些片子不是“国统区”拍摄的就是从美国进口的，除了一部分进步影片以外，在思想上不可能与我们的意识形态一致，如果不闻不问，就可能出现政治问题；同时，如果不放宽政治标准，将没有多少可演的东西。我们电影科的首要任务就是审查影片，凡是准备上映的片子，都必须把我们请到影院去先行观看，唯一的原则标准和把握尺度就是看它有没有反共的内容，如果有，则需删除或者禁映。到底有没有，由我们（实际是我们的头儿严寄洲）说了算。
当时成都有四五家较大的影院，我记得名字的有“智育”和“大华”。我们每天日出而看，日入而归，总在各个影院里看片，平均一天至少看四部。一般人在正常情况下，都把看电影视为一种乐趣，一种享受，可是对于那时的我们来说，简直是难耐的惩罚。你想，每天有六个小时坐在黑暗里，靠在木椅上，眼盯着银幕，倾听着台词，这样的连续作战也真够人受的。我那时还未满18岁，竟也有腰酸背痛、头昏眼花之感，可见此项任务之艰巨（这种滋味，到了1953年我又备尝了一次──我被借调到解放军电影制片厂去搞纪录片，厂长陈播为了让我了解、熟悉纪录影片，亲手列出了中、外、长、短各个种类的纪录影片共计83部，要我连着观看，学习，并且作出心得笔记。这一下，又使我重温了在成都军管会时的审片生活）。
每当我们进出影院，该影院的经理都站立在门口迎送，点头哈腰，十分恭顺。每当我们看完影片，他们就立刻走上前来惶恐地请示：“可不可演？”每当严科长说“可以”时，他们就连忙鞠躬，满面堆笑。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经济收入，心情之紧张不难理解。我不记得禁映过他们的什么影片，我们的心态是胜利者心态，有一种类似要大赦天下的胸怀，表现是并不“左”的。我只记得在看完刘琼主演的《国魂》以后，严科长对影院经理提出：“这个剧名不合适，文天祥能代表国家吗？”经理十分困窘，害怕不准上映，口中喃喃，不知所措。严科长爽快地出主意说：“改个名可以演，就改叫《文天祥之死》吧。”经理大喜，千恩万谢而去。那时，任何的走后门、送礼品，他们都绝对的不敢。因为共产党、解放军的公正廉洁是名扬天下的。
不久，电影科完成了任务。我被调到了军管会的文教科，同我们前梯队的五六个男女同志组成“川大工作组”，进驻到四川大学。
我们在川大的工作任务是配合军管会派去的校军代表宣传党的教育政策，进行课程设置的了解与改革，开展学生的文娱活动，加强学生与社会的联系等等。我们把开展文娱活动的重点放在了中文系，每天清早摸黑起床，在上早操的时间里教学生们扭秧歌。那时的川大地处郊区，它所坐落的望江楼一带还十分荒凉，周围全住的农民，教学楼外就是稻田。有一天清晨我去教扭秧歌，还踩了一脚牛粪。
在各种文艺门类中，我比较欠缺才能的项目正是舞蹈。大概由于自幼身材较常人高大，动作难免不大利落，所以历来没有人要我进入过秧歌队。但秧歌的动作与套路毕竟并不复杂，可以说没有什么难度，对这种民间舞蹈，主要的是掌握它的特点与风格，何况我又是来自老解放区，看也看会了一些。因此，我竟能分别示范山东秧歌、东北秧歌、陕北秧歌，教大家学几种不同的跳法，纵然优美不足，倒也引起了同学们的兴趣，于是我也就自立门户独当一面地教了一拨儿学生。即便是一年级生也都比我年龄稍大，因为恐怕极少有不满１８岁就考上大学的。在那里，“解放军叔叔”的称呼对我绝不适用，但也没有人叫我“解放军弟弟”。他们的名字至今我只记得一个了，那就是罗湘浦，他后来在四川省作协工作，我们还又见过几面。
学生们为人民服务、与工农结合的热情高涨，很想为附近的农民办些好事，他们在课余时间里为农民办起了免费的夜校和识字班。我们同他们专门开了座谈会，商讨如何办好此事。学生们像对待专家一样地虚心向我们求教，其实我们并没有多少这方面的经验，记得我们只着重谈了教材的问题。
由于起义了的国民党军队手中的武器按政策我方不予收缴，而他们中的顽固分子，经常制造事端，携枪叛变，甚至杀害我军方代表。又由于四川是大陆除康藏地区以外最后解放的一块土地，大量的国民党军、政、警、特、宪人员被我军挤压在这一地带，所以当时社会治安情况相当严重。白天，一个连的兵力很难出得城门；夜里，成都市内到处可以听到枪声。敌人还扬言要专门对付我军管会的干部。我们在川大住的是办公楼的一间大房子，门上没有锁。有好心的学生前来告诫我们：要防备夜里睡熟以后有坏人来暗杀。为了以防万一，我们每晚睡前用背包带在门内床前拦一道“拌马索”，作张网布捕状。但始终无人来犯，保持平安无事。
我们的一日三餐是在校门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包饭，严格执行不超过四菜一汤的伙食标准。我最感新鲜的，一是这里把不放盐的淡汤叫做甜汤。而在我们北方，只有放了糖的东面才配用一个甜字。二是把跑堂的服务员喊作“肴师”，想是菜肴师傅之意，这倒是一个可取的尊称。在所吃过的菜中，我觉得味道最为鲜美的是青笋和豌豆尖儿，到现在我仍旧喜欢它们那种来自四川大地的天然气息。
那时川大的交通条件和物质条件都是很差的。有一天，我们组里的女同志杜冠华得了急病，我们只能找来一辆架子车把她拉到华西医院。因此在我的印象中既没有校医室，更没有救护车。
望江楼是我们晚饭后经常去散步的地方，那时简直没有什么游人，危楼衰草，残墙败竹，脏沟剩水，只能供人凭吊。现在，成了翠竹的博物馆，成了薛涛的纪念馆，成了成都的大名胜，成了游客的必去处。那时的我们则是不曾想到的。
改造起义部队
在进军西南解放四川的途中，最使我们难以忍受的是国民党起义部队中少数顽固分子的嚣张气焰。按照我们的政策规定，他们宣布起义以后，不能收缴他们的武器。他们却十几人或者几十人一伙聚集在我们行军的路旁，和我们保持百八十步的距离，有的朝天鸣枪，有的呼喊反动口号：“打到北京去，活捉毛泽东！”对这种败军中的无赖之徒的挑衅，我们虽然心中怒不可遏，但总是以大军风度泰然处之，看也不看他们，径直昂首阔步地前行。让他们搞几天“精神胜利”吧，等待他们的将是改造和改编，不法的终会受到惩罚。
成都解放几个月后，我由军管会文教科调往川北中江县，参加了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第七兵团的工作团（这个兵团的司令是我的山东老乡裴昌会，他宣布起义前是奉命固守成都的）。我一直下到144师431团３营的连上，协助连代表工作。我军对于起义部队的改造有一套完整的经验，它的全过程及每个步骤都安排得十分科学。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中，固然也有一部分流氓兵痞之类、投机刁钻之辈，但大多数是从贫苦农民中抓丁拉夫强迫来的，并不知道为谁而战。他们的各级军官军阀作风严重，经我们调查统计，如打骂士兵，丢弃伤病员，枪毙逃兵，强迫士兵赌博以“赢”得他们微薄的饷银等等现象相当普遍。官兵关系十分紧张，正体现出旧军队的特征。
我们工作团的人数不多，各个师、团、营、连都只派一名军代表，而且都不携带武器，大有孤胆英雄的气概。我们军代表一律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出操。我和一个班的士兵一起睡在大通铺上，也只占一身之地。川西盆地的夏天来得早，农村水稻田密集，蚊子数量之多和勇猛程度，为以往所罕见。每晚在房中点燃蒿艾，浓烟呛得人气难喘眼难睁，而蚊子们照样飞舞不去，四面出击。我军是配发有单人蚊帐的，为了表明对他们平等相待，和他们同甘共苦，我把蚊帐压在铺下不用，使他们深受感动。
我们各级军代表之间相亲相敬，既无猫鼠之相，更无主仆之状，彼此尊重人格，使他们从我们身上窥见了我军的优良传统。有一个名叫石银昌的士兵在一首题为《我觉悟了》的快板中写道：“代表们，到营连，说话和气对人宽。上大课，讲思想，我们心眼才照亮。”
经过学习阶段，他们对于人民解放战争的意义和形势有了基本的了解，接着转入了诉苦阶段，既诉旧社会的苦，也诉旧军队的苦。这期间，发生了几起令人难忘的事。
为了配合诉苦，上级派文工团来演出《刘胡兰》《白毛女》《穷人恨》《血泪仇》等剧目。鉴于以往血的教训，看戏的部队一律不准携带武器。这次在演出《血泪仇》的时候，剧中的农民说：“你不要欺负人。”地主说：“我欺负你了，你能怎么样？”话音刚落，台下一个士兵掏出他坐着的砖头扔向舞台，狠狠砸在“地主”的大腿上。演员忍着痛向站在侧幕条内的导演投去求救的目光，导演则命令他说：“坚持演下去！”但台下的砖头、板凳又连续地朝他扔来，只好闭幕停演。工作团的领导走向台口，大声解释说：“大家不要打，他们不是坏人，是演员，是我们自己的同志，把他们打坏了，戏就演不成了。”观众这才清醒过来，恢复了秩序。同时宣布：把坐着的硬东西一律丢到场外。戏才又演了下去。又一次在演出《白毛女》时，台下哭成了一片，有些士兵当场晕倒。戏又只好停演，由各连军代表负责进行劝慰。我拍拍这个的肩，摸摸那个的头，不停地重复说着安慰的话。有个农村来的士兵倒在我的怀里哭喊着：“我的妹妹就和喜儿一样啊！”我注意到，军官们则只是低着头，极少有哭的。这真是“存在决定意识”。我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这情景，不能不使人对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公正与不公正、人道与不人道等重大社会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
诉旧军队的苦时，士兵们义愤填膺，要动手打他们的连长。政策是不允许打人的，我和连代表劝阻不及，只好拉起手把连长围在中间进行保护，但士兵们依然怒吼着伸直了手臂越过我俩的肩头去打，有几拳误中了我俩，这才止住了武斗。这样做的影响是好的，不然人家会说：作为指挥官，我们起义了，你们反而组织士兵来打我们。那时，我军对各项政策的执行十分坚决、非常认真、极为严格，说重视政策如同生命也并不夸张。
随着改造工作的逐步深入，与广大士兵觉悟的提高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少数顽固的反动军官组织叛变。这在当时四川各地的起义部队中屡有发生，他们杀害我军代表，携枪出逃，宁肯去当土匪也不接受改造和改编。他们中的一些人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人帮蒋介石反攻大陆抱有幻想。我所在的连队也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端。
一天晚上，连代表正召集军官在屋里开会，一个排长（记得他也姓高）想把拉了线的手榴弹扔进会场，恰巧在他抬手的瞬间散会了，人们纷纷走出门来，他只好就地扔在院中，一声巨响，浓烟弥漫，呛得我几乎窒息。结果是只有坐在上房屋门口的房东老大娘的膝盖和他们连长的下巴受了轻伤，他自己则肚子开了花，伤势严重。他为了掩盖罪行，竟然倒在血泊中呼喊“毛主席万岁”，企图制造因委屈而自杀的假象。士兵们闻声纷纷跑来，嚷着不让给他治疗，让他自作自受，死掉拉倒。我军代表还是立刻下达命令，将他送往医院抢救。为了教育大家，震慑其同伙，稳定住局势，全连立即集合，秉烛开会，对那个排长的行为进行分析批判，由我担任记录。士兵们旗帜鲜明地反对叛变，表示要坚决跟着共产党解放军走。会后，有的士兵主动把机枪架在我们的门口，为我们站岗放哨，被我们婉言谢绝了。第二天上午，在操场上召开了全营大会，营代表（可惜我的日记已全部毁于“文革”，查不到他的名字了，只记得他是山西人，略矮，微胖）就这一事件作了讲话。他的泰然自若的语调，理直气壮的言词，轻松幽默的表情，给我留下了至今难忘的深刻印象。他站在队前问大家：“有人要叛变，要杀我们，你们说，我们怕不怕呀？”下面齐声回答：“不怕！”营代表又问：“你们人很多，我们只有这么几个军代表；你们有这么多枪炮，我们赤手空拳，我们为什么不怕？”下面没有回答，只有小声的议论和一道道困惑的目光。营代表忽然提高了嗓门：“因为枪杆子握在广大士兵的手中，握在我们的阶级弟兄的手中！”士兵们因为得到信任感奋异常，掌声雷动，高呼：“反对叛变！”“誓死保卫军代表！”彻底粉碎了少数军官的叛变企图。此后，我们所在的起义部队一直比较平静。
改造工作进行到最后阶段，对起义军官一般都安排复员转业，并以礼相送。对士兵则去留自便（个别劣迹昭著的则不纳其留），愿意回家的发给证明和路费，愿意参加解放军的可以留队。最动人的场面是在广场上举行公祭仪式――士兵们把各自家中因受剥削压迫残害而死的亲人的名字和本部队中被军官毒打遗弃折磨而死的弟兄的名字全都写到牌位上，摆成了长长一串，进行集体悼念。会场上香烟缭绕，哭声震天，不少士兵悲痛欲绝，有的当场咬破手指写下血书：参加人民解放军，不报私仇报公仇！结果是军官们都愿转业，士兵们不肯复员。
回到中江县城的兵团部，兵团军代表、工作团团长徐立清将军特意留我们几个耍笔杆儿的共进晚餐以示送别。同住一处的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将军也应邀参加，他面色黑红，身材瘦小，体质不错。席间，兴致很高的徐将军对裴将军风趣地说：“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就要走了。我把你的兵团原交给你，你们爱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吧。”裴将军不假思索地说：“现在的第七兵团已经不听我的了，我再也指挥不动喽。”大家都笑了。裴昌会将军的话是符合事实的。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使一个兵团的军队调转了方向，变换了性质，这其中有不少值得深思的问题。人心向背决定胜败，正义之师终将无敌，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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