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北京一位大学教师的《我在美国经历的一场荒唐的猫狗官司》，说起在大洋彼岸探亲，遇上“人精”，好不容易才摆脱缠讼，绘声绘色，令人发噱。读过也就罢了。 岂料了犹未了，在此岸，批评声起，题曰《标榜欺诈是中国人的耻辱》。批评者概括了事件经过：该大学教师的妻子在美国大学教书，他去探亲期间，妻子与邻居乔斯竞争领养一条叫“波尔”的小狗，社区会议最后同意由作者妻子收养。乔斯为此耿耿于怀，先后以波尔的叫声影响休息、波尔吓着了乔斯家名叫“索菲亚”的猫为由，通过律师向作者妻子索赔。作者于是以道歉的名义，与妻子约上两家的律师、社区工作者到乔斯家去。乔斯家门口有一段路结了薄冰。作者故意踏上那块冰，做好了准备，“哎哟”一声，吸引大家注意，接着仰脸就栽倒了。然后作者说，自己本来就有脊椎炎，现在完了，估计脊椎的骨头摔断了。按美国法律，如果行人在居民家门口摔倒造成伤害，房主必须负责。乔斯为此很紧张，主动示和。在作者要求下，写下“如果今后波尔对索菲亚有某些亲密接触的举动，我永远放弃诉讼权利”的备忘录。作者得胜回朝。结论，是指责这位大学教师通过弄虚作假取得“胜利”。
友人聚会，我讲了这个故事，引来大家兴致。我赞同批评者的意见，那位教师确是“弄虚作假”――无非是假循法之名，行欺诈之实。用通俗说法，该叫“钻法律空子”，真不是君子所为！不过，太过指责则不宜，因为对方那位老美乔斯也一点不高大，彼此彼此，亦是假循法之名，行欺诈之实而已。这样，算是双方扯平。
“但是，我发现这位同胞有个习惯性短处，你看他，碰上争执，不是经过法律程序，不上公堂求私了，却实在是东方人的陋习。”――对我的这一点“发现”，还颇有几位赞赏者哩。
孰料，这个“发现”出了洋相。当律师的友人辗转得悉此一高论，给我发来电邮，摘录的是几则法学家专著中的文字：“从国外的经验看，诉讼和解的结案率一般也是相当高的。且不说美国有90％以上的案件是以各种形式的和解在庭审前解决的，在大陆法系的日本、德国，和解结案率也占相当大的比重。”“将诉讼调解阶段与开庭审判阶段相分离，调解工作主要放在庭前准备程序中进行，目前已成为不少国家和地区解决民事纠纷的主流。韩国大法院2000年2月公布的‘21世纪司法发展计划’称，将在民事诉讼中建立‘调解前置’制度，从而将相当数量的案件在一审判决前引导当事人通过协商解决，以缓解社会纷争，减少审判费用，提高工作效率。”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不消说，是提醒我别再宣扬什么“发现”，人家避开美国的公堂自有合理性存在。
这一提醒，让我的思维丰富、复杂起来，原来，什么事情都不可一概而论，简单化，就出片面性。上公堂，打官司，一场又一场诉讼，当然顺乎常理。但是，也可以变通呵。从社会整体那一头来说，让尽可能多的案件在一审判决前引导当事人通过协商解决，就可以缓解社会纷争，减少审判费用，提高工作效率。从当事人个体那一头来说，“私了”的好处更为直接了。作为工薪族，钱囊羞涩，他对法律的接受程度，往往不止于抽象的公平、正义，而往往首先关注成本如何，是否值得。如果成本高得受不了，他就情愿私了了。你看，《勿患法治浪漫主义病》，竟成为另一位法学家郝铁川的随笔标题呢。
人家老外有的是钱，患上“健讼症”也没关系，咱们怎么奉陪得起？所以，即使对待人家那巍巍乎圣哉的公堂，也不可浪漫主义的。
发稿编辑/楼伊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