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女作家，萧红的小说具有非常鲜明的语言风格，有人甚至将其评价为“功力不足的稚拙与妙笔生花的才情”的生动组合。这个看似矛盾的评价，恰恰概括了萧红语言风格的个性。其实萧红的小说语言艺术并非纯出天然，也绝非一成不变，而是有着一个随着创作实践的丰富，由稚嫩日趋丰富和成熟的发展过程。她的所有文字，都贯穿着鲜明的个人风格。
一、似乎越轨的演练――《跋涉》、《生死场》中的语言尝试
萧红初中毕业之后就中断了学业，没有继续入学深造，因而缺乏相应的写作方面的规范性训练。因为后天不足，所以她更多地是凭借自己作为一名女性作家所特有的敏感和细腻的个性进行写作。其早期作品，无论是对文章整体结构的把握，还是具体语言层面的应用都存在着相当多弊病，文笔显得极为生硬而艰涩。以《王阿嫂的死》为例，首先，她有意在文中穿插进一些时髦的字眼和概念性的抽象词汇，以便与当时主流的普罗文学的艺术风格相符，然而“工人阶级”、“雇工阶级”、“妇人们的集团”字眼等在文中过于生硬，并没有有机地融入到作品当中去，显得很突兀；其次，在一篇白话小说中既有俗语、俚语的大量使用，却又莫名其妙地穿插进一些文言的成分，不仅与人物身份不符，也使文章的整体风格显得极为不协调；再次，萧红常常在一个单独的句式中穿插进太多的状语、定语等修饰性成分，在拓宽单句表达信息量的同时，也使句式变得极为冗长、拖沓，严重影响了语意表达的连贯性和准确性，有时甚至令人不忍卒读。如“别的女人把王阿嫂的怀里紧抱着的骨头，强迫地丢开”一句中，萧红强制性地把两个(群)人的两个动作放到了一个长句当中进行表达，不仅造成了语意表达上的模糊不清，也使主语部分因为和它发出的动作之间距离太远而失去了必要的连贯性。这些欧化色彩严重的句式显而易见是萧红生吞活剥、刻意模仿西洋小说的表达手法，食洋不化的产物。这表明，萧红此时在语言上还处于一个不甚成熟的摸索期，尚未找到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语言风格。
虽然缺乏必要的基础写作训练使萧红一时之间难以自如地控制自己的写作，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她却恰好借此机会摆脱了既定写作规范对自己的束缚，随心所欲地按照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和情绪流动自由地书写。不遵守既定语言规范的束缚，重主观、重直觉，重视色彩的搭配，擅长把自己的主观情绪融入文章，以情动人，是萧红在语言上留给读者的第一印象。如在“山上黄了叶子的树，在等候太阳”一句中，萧红出人意料地把“黄”这个形容词活用为动词，使静态的旬式具有了动态描述的效果；在“五妹子坐在王阿嫂的身边，炕里蹲着小环，三个人在寂寞着”一句中，作者并没有拘泥于完全的写实，而是灵活地采取了一种类似于印象主义的表达方式，同样达到了一种主观的真实。这样的表达突破了词类固有的意义和用法，改变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欣赏习惯，产生了一种出人意料的表达效果。
在《生死场》中，萧红更是把这种语言尝试发挥到了极致。试看下面几句的表达方式：“毗连着菜田的南端生着青穗的高梁的林”；“王婆因为苦痛的人生，使她易于暴怒”；“她用泥浆浸过的手去墙角拿茅草，她沾了满手的湿草，就那样，她烧饭，她的手从来没用清水洗过。她家的烟筒也冒着烟了。”就小说写作的既定规范及写作传统而言，这三句话中分别存在着多重定语过长、主谓搭配不当、主语重复等明显语病，但如果把萧红作为一名有着独特艺术个性的作家来把握的话，就需另当别论了。
《生死场》中充斥着大量静态的景物描写和心理描写。静态描写的语调一般较为平和舒缓，有利于作者从容不迫地展开叙述。但如果运用不当，则会影响文本正常的叙事节奏，造成叙述的拖沓，使全文笼罩上一层压抑的氛围。总体而言，萧红在这方面处理得还算成功。试看下面的两个句式：“一只山羊在大道边啃嚼榆树的根端”；“菜田里一个小孩慢慢地踱走。”就语意推断，这两句所表达的应该是正在进行的持续性动作，故而应该在动词的后面加上“着”字以表明这一特征。可萧红却偏偏打破这种既定的语言规范，采取了一种出人意料的表达方式。像这样的句法运用在全书中并不少见，从语言层面上考虑，这种取消动词瞬间表现效果的做法在客观拓宽了动作的广延性，使之从一个简单的具象转而成为具有一定共时性意义的持续性行为，从而与文本所要表达出的“百年孤独”般的沉寂相契合。也许只有这些不合语法规范的表达才能真正体现出混乱、盲目的生死场所蕴涵的无限丰富的历史内涵。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生死场》的语言也许不是完美的，但它与全书的风格却浑然统一到一起。
《生死场》表现出萧红小说在语言上的积极探索，其中既有其作为女性所特有的细腻、轻盈的一面，亦有东北作家身上共同体现出的“阳刚的、粗犷的”“力之美”，渗透进了雄浑悲壮的气息，也就是鲁迅所提及的“力透纸背”的质感。以文中对村人歃血为盟、宣誓抗日的一段描写，萧红一改前文的平淡沉寂，以悲壮豪放的笔调和本真的、原始的、粗砺的叙事风格，将不堪忍受日寇铁蹄蹂躏的东北人民的血性和豪气充分地展现了出来，具有极大的艺术震撼力和鼓动性，使《生死场》中所具有的幽邃的主题具有了一种历史的穿透力。
二、一阕凄婉的歌谣――《呼兰河传》的语言风格
无论是就思想性还是艺术性而言，《呼兰河传》都代表了萧红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萧红在小说中成功地运用了儿童视角，通过一个天真无邪的四五岁孩子的眼睛，将自己对呼兰河的感受直观、感性地描述出来。与之相对应的是，她在写作上采用了一种轻松活泼、充满童稚气息的语言，她有意识地挑选出那些通俗易懂的口语和白话，剔除了抽象的、概念性的词汇，尽量避免因成人语言的使用可能会对文本整体风格造成的损害。
1.缤纷绚丽的色彩之美
萧红有着相当的美术造诣，对美术的特殊爱好使得萧红对色彩非常敏感，她极擅长运用自己敏感的观察力，将自然界中各种原始的、鲜活的色彩搬到文章中来。以对呼兰河当地火烧云的一段描写为例，缤纷绚丽的色彩在空中存在的时间极为短促，稍纵即逝，不易把握，萧红却充分调动起她对色彩的特殊感受力，将之忠实地临摹出来。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葡萄灰、大黄梨、紫茄子”，这些以生活中常见的水果为原型的色彩称谓有着鲜明的真实性和亲切感，使读者对于火烧云一下子就具有了一个直观的感受。句式极为简练，多以短句为主，很多句子甚至只有单纯的主语和谓语，不必要的定语、状语等修饰性成分一概去掉。此外，动词使用的频率非常高，这不仅造成了极强的动态效果，而且也与现实生活中火烧云稍纵即逝的特点相暗合。这一段描写在情景交融之中营造出诗一般的抒情意境，使人如醉如痴，其艺术手法之高超使人叹服。
2.主观主义、印象主义的体验表达
试看下面一段描写：
太阳在院子里是特大的，天空是特别高的。太阳的光芒四射，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睛，亮得蚯蚓不敢钻出地面来，蝙蝠不敢从什么黑暗的地方飞出来。是凡在太阳底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连 大树都会发响的，叫一叫是站在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似的。
“太阳在院子里是特大的，天空是特别高的”，这段描写并没有严格遵循现实主义的写作原则，而是明显地渗透进了作者的主观情绪，从而使文章带有了印象主义的色彩。这是一个多彩的绚丽世界，有声音，有色彩，有形象，充满了浓郁的诗情画意和浪漫的想象。在一个四五岁孩童的眼中，不仅蚯蚓、蝙蝠，就连大树和土墙也都具有了生命的灵性，被赋予了人的性格特征。这不仅仅是单纯的修辞手法的运用，更是从幼童天真无邪的心理和思维状态出发，在对外部世界进行认知时得出的最真实的感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在状态恰从一个相反的角度与现实生活中人和人之间的冷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有力地印证了文章的主旨。这也许不是一段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描写，却有着无可置疑的真实性，表达出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所不能传递的艺术效果。
在创作时，作者遵循的不再是对外在世界的客观真实，而是自己内心的情绪流动。这种“内倾型”的写作方式使得语言在写作当中的侧重点悄然发生了倾斜，即它不再单纯地指向外在自然，更是成为一种负载感情的符号，自由传达着作者本人对外部世界的种种纤细而微妙的体验和感受，进而将作家的审美体验和审美情感具体化。这种诗性的追求大大拓宽了语言的表现力度，使之具有了无限丰富的张力。
3.句式的变化
萧红在文中广泛采用了散句、短句等表达形式，有时甚至直接以单句成段。例如，在描写呼兰河严冬的寒冷时，萧红这样写道：
人的手被冻裂了/……/小狗冻得夜夜的叫唤，哽哽的，好像它的脚爪被火烧着一般。/天再冷下去：/水缸被冻裂了；/井被冻住了；/大风雪的夜里，竟会把人家的房子封住，睡了一夜，早晨起来，一推门，竟推不开了。
文章要表现的中心主题是严寒，作者通过对人、小狗、水缸、井、大雪封门等具体场景的描绘，从不同的角度对之进行了阐释，使严寒的主题得到了更为淋漓尽致的展现。连续四段，每段只有短短的一句话，几个字。后三句话之间是纯粹的平行并列关系，逻辑性不强，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前后因果联系或递进关系。语意散漫，跳跃性很大，其次序可以任意调换而不会对文本造成任何的损害。这种写作手法跳出了线性叙述的单一，在削弱了小说叙事性因素的同时，在一个横向的角度有效地扩大了文本对外在世界和内在情绪的表现范围，使之承载了更多的信息量。
文中还大量使用了“……了，就……”的句式，如“耳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动了，就瘫着”；“生了就任其自然地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等等。这种貌似稚拙的语言背后体现着作者极为深刻的思想认识：在这个由一个助词和一个副词组成的固定的完成时态中，“了”表示已然完成，“就”则表现为一种无可奈何的顺应，整个句式以一个孩童的口吻表达出了人们在大苦大难面前所呈现出来的平静和顺从。联想起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反正”、“不过”、“也没什么”、“算不了什么”，从表面看来，似乎是以一种轻松恣态摆脱了生命的重压，实则完成了对故乡人善于遗忘、不知反抗、内心忍耐及对生老病死一味漠然的反讽，其中隐含着作者复杂的思想感情。
《呼兰河传》的语言清新自然，不事雕琢，有一股新鲜而陌生的“拙味”，其中既有女性的敏感、细致，善于从琐碎的日常生活碎片中找到深刻的暗示；又有儿童语言的率直、天真，更加通感地对真理的认知和表达，有一种清新的质感。这种语言貌似幼稚，实则相当成熟，尽管有时显得枝枝蔓蔓，不很严整，甚至有些随意和任性。
萧红的本色语言并非刻意追求，而是在长期的写作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东北大平原的粗犷和一览无遗以及古朴小城的原始气息构成了萧红成长的文化氛围。大自然是粗线条而少矫饰的，小城千百年来是呆板而又周而复始地运转着，当充满灵性而又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想的萧红回转身来俯视她所熟悉的一切时，她是带着含泪的微笑把这一切从心中娓娓道出的。萧红的语言中涌动着一种天然的率真，携带着一丝淡淡的忧愁。它自然本色，自由自在，绝无雕饰之感，仿佛妙手天成；它舒缓有致，充满感情渗透，却又不乏强烈的理性质疑；它自由地行走于小人物的情感之中，体会着他们的生老病死和喜怒哀乐，表达着自己的怜悯、悲痛、愤怒、同情和讽刺之情。
萧红英年早逝，无法抵达由人生经验的充分积累而产生的通达、明朗的表达境界，可如果从作品积累的角度来考察的话，我们却可以感受到她在完善自己表达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从早期的《王阿嫂的死》到后期的《小城三月》、《呼兰河传》，其语言技巧上的生疏与熟练区分非常明显，对文章的驾驭能力也在日益增强。她虽不是一位诗人，却“是一位富有诗人气质的小说家和散文家”，“不以诗名，别具诗心”，这大概可以算得上是后人对萧红语言艺术最恰当的点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