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芳香之旅》的导演章家瑞口口声声说要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但影片中的那个被毛主席接见过的劳模老崔更像一个在特定年代里(“文革”)，拥有物质照顾和享受精神崇拜的特权人物。在那个物质困难的年代，他每天有专人做鱼做肉，甚至可以通过组织的力量为自己选定年轻貌美的妻子。但是，本应性欲旺盛、拥有生命激情的工人阶级在影片中被设定为性无能者。医生说这是因为他长年开车的缘故，而影片的一个细节似乎透露，老崔性无能的缘由在于，新婚之夜个体的狂欢激情引发的政治恐慌(毛主席石像的粉碎)，这体现的正是时代的集体心理压抑在个体精神和肉体(性)上的深刻烙印。于是，老崔的存在更像一个潜隐的政治符号，用他的光芒或自我压抑来折射政治的荒诞和无情。
或许，影片的重心在于描写特定时代普通女性的命运和生存状态，只是，女性春芬更多地被演绎成封建时代的“烈女”或基督教义中的“童贞女”形象(教义中的另两种形象“罪人”和“母亲”，因为春芬泥足深陷并深深陶醉在无性婚姻中而无缘涉及)，以女性的牺牲来弘扬一种灭人欲的女性形象。如果说春芬的少女时期，还以那种无心机的单纯、对生活和工作的热情、对未来的憧憬、对浪漫爱情的大胆追求而彰显出一种生命的热情和真实的人性，当她步入无性婚姻后选择隐忍克制，几十年照顾植物人丈夫而无怨无悔，为维护婚姻而拒绝初恋情人见最后一面请求时的“贞女”姿态，完全符合象形文字中那个持帚跪地的封建传统女性形象，她身上强加的所有美德都像是男性白日春梦中对“肋骨”式女性的遐想。
导演的思路似乎并不是在普通人的生命轨迹中寻求对命运的思索，对时代的反思，更多的是以“文革”的奇观化意象来迎合人类普遍的窥视欲念，并契合当今普遍流行的怀旧情怀(那是后现代工业文明时代对过往温馨、浪漫的想象性还乡)。影片中所有的场景都因时空的阻隔而被诗化和浪漫化。癫狂、迷乱、酷烈的“文革”被有意识地纯化了，整个时代充溢着手风琴、黄军装、激情革命歌曲，刻画出青春飞扬、充满理想、温情善良的一代人。这使导演试图在这部电影中以“怀旧”的姿态构筑“平民史诗”的意图变得可疑。
导演似乎无力顾及，为什么在影片构筑的失真童话里，会造成老崔的性无能(他自己反复强调是精神压抑造成性无能)，为什么会让一个性情活泼的青春少女把千年的封建礼法内化为自我的道德守则，为大红的祭坛掬上一捧青春的热血。这样，时代的烙印和人物的命运成为两条渐行渐远的平行线，尤其“文革”的伤痛被有意遗忘，甚至刻意修复为一道吸引眼球的亮丽风景。于是，导演开始从多角度来阐发电影，来弥补裂痕。无论是构筑“平民史诗”还是对“父母作出的牺牲进行怀旧”，都只是导演欲对一代人的命运进行反思的主观愿望，它们在影片中隐约浮现后消失不见。
老崔和春芬作为劳模夫妇，他们的人生之旅中充满了对对方的无私牺牲。春芬的爱情憧憬被扼杀，合理欲念被弃绝；老崔为追求做“精神上的男人”(开车接春芬初恋情人和妻子见最后一面)而付出肉体代价(植物人)，两人始终坚贞忠诚，不离不弃。或许，我们会感动于这种忘我的付出和相濡以沫的温情，但更会绝望于人性在不自知中的异化、僵化、符号化。他们的生命旅程中似乎从没有过自我。一次夫妻夜话时，面对春情荡漾的春芬，老崔询问她对于实现汽车六十万公里无事故有什么合理化建议。这时，一种彻入骨髓的悲凉氤氲开来，春芬个体性的生理需求在时代性的宏大目标前显得那样难以启齿。影片一定要把我们的父辈描绘成僵化的政治符号，或者刻意拔高为“高、大、全”的完人和纸人吗?柏林电影节上该片的宣传海报上那对手持毛主席语录的革命夫妇，是否又成为妖魔化的“东方”和狂热政治海洋中一道新的异国风景？
当四十年后的春芬驾驶着那辆写着大大的“废”字的“向阳号”汽车，因中途熄火而停在喧闹的现代化都市，成为被围观、嘲笑的滑稽对象时，在历史变迁中精神凝固、停滞不前的活化石春芬，终于在体认到自己一生的悲剧时掩面失控大哭。只是，在影片的最后，在驶向老崔坟地的汽车上，春芬在恍惚中又回到自己陪伴一生的“向阳号”和老崔身边，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自己的初恋情怀，并露出总结性的幸福满足的微笑。这分明是影片结构上的一处硬伤。或许，哲学专业出身的导演太想指导观众用多元的视角和辩证的态度来看待世界，结果，对世界的解释也在不期然间走向混沌和模糊。
当“文革”被塑造为一种温馨的浪漫怀想而停驻在我们的脑海中，当那种压抑人性的婚姻被作为一种牺牲而被赞美时，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怀旧”吗?这就是我们今天对于“文革”时代的理解和评价，对于爱情和婚姻的价值判断吗?
(责编/孙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