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茅盾的《子夜》类似，柳青的《创业史》也是讲述一场运动——农业合作化的史诗性作品，为此他举家迁往长安县皇甫村落户十四年，参与了皇甫村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全过程。这样的生活积累，加上柳青的个人才华，使得《创业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不能略去的一笔。李建军先生素以新锐批评著称，往往也不乏独到见解，然而这次对《创业史》的指责却太失水准，一把不适用的尺子不仅没估出《创业史》的不足，反倒量出了李建军的轻率。
一是对史实的无知。李建军在《论〈创业史〉的小说伦理问题》[1]中引用了几个历史名词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但是这几个名词却暴露了李建军历史常识的缺乏，甚至是文学史常识的缺乏。例如，李建军在文中提到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土改运动时说：“在土改运动中，那些富裕农民的财产，一夜之间就被‘公有化’了。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从来没有遭遇过的大变局。富裕阶层的农民，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从这段话足见李建军对土改运动的理解完全是凭个人感觉猜想的，因为这只是简单的历史常识问题。建国初的土改运动和建国前是有区别的，这次的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对富农由过去征收多余的土地财产改为保存富农经济，对于地主财产的没收也限制了范围。也就是说，不只建国前的土改运动从未没收贫农和中农的财产，建国后的土改运动更不会没收他们的财产，还会分给财产，富农的财产也不予以征收，即使是地主的财产，在这次土改运动中也对没收范围进行了限制，然而地主也不属于农民范畴之内。因此李建军所谓的“富裕农民的财产，一夜之间就被‘公有化’了”完全是对土改政策的曲解，而这更不能称作所有“中国农民”的共同命运。除此之外，李建军对建国初期农村经济制度也不了解。例如，对于郭振山说发展生产的话，李建军便认为“是‘文革’结束之后农村‘包产到户’政策的先声”，看来他是把农业合作化与大锅饭两个概念混淆了，至于两者的区别，我推荐李先生读一读马社香的新书《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百名亲历者口述实录》[2]。“包产到户”是一个与改革开放相应才出现的历史名词，建国初期土地改革之后的土地制度仍然是个人私有制，根本不存在承包不承包的问题。除了历史知识，李建军对文学史中的概念似乎也把握不准，例如他在文中说：“柳青在写《创业史》的时候，接受的就是这样的写作模式。所谓‘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就是对这种模式的概括。”只要李建军先生随手翻开一本当代文学史便能知道，“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属于“集体创作”的标准模式，它是在1958年文艺“大跃进”运动中提出来的，而柳青落户长安县皇甫村却是在1952年，到1958年时《创业史》已经创作完成，它也不是某个创作组的集体创作，绝对是柳青的个人写作。至于李建军抓住不放的小说主题问题，只不过相当于一个作文的题目，小说中的结构模式、人物形象、故事背景等还都是一无所知，这怎么能说是“领导出思想”呢？
二是对历史情境的无知。小说人物存在于特定的小说场景中，类似场景中的人物才有可比性，如果硬是把不相干的人物放在一起，便会显得滑稽可笑。李建军在文中说：“遗憾的是，柳青的‘带着生活主人的神气’的判断，只对梁三老汉有效，因为，直到许多年后，胡玉音和秦书田才不再被人侮辱，冯幺爸才敢第一次站在‘乡场上’大声地说‘不’，李顺大才有机会圆自己‘造屋’的梦，李铜钟的乡亲们才不再被饥饿折磨得死去活来。”梁三老汉，是解放初期农民个人形式的农业生产无法进行的情况下，走向集体合作生产并成功的人物代表，尽管他对这种农民翻身性质没有哲学层面的认知，但是从个人生活改善上体验到了“体面”的感觉，这有什么匪夷所思的？冯幺爸、李顺大等人，则是在农业合作化后期管理不善而沦为“大锅饭”的历史情境下，为了刺激个人生产积极性而产生的肯定个人价值的人物形象。两类人分属于不同的历史转型时期，符合不同的历史要求，岂能相提并论？李建军把他们的心态放到一起对比，真有“关公战秦琼”的意味！
除了人物对比之外，李建军还把郭振山提醒高增福打自个儿过光景的主意，看作是“包产到户”的朴素形式，“在他看来，在中国的土地上劳动，最有效的组织方式，就是个体化和家庭化的”“如此诚实地对待劳动，如此辛苦地受累、流汗，难道不是很庄严、很值得人们尊敬吗？这种劳动的意义和价值，难道就一定比梁生宝的买稻种和进山割竹子要低吗？”看来李建军是真的不清楚，解放初期的农民虽然分得了土地，却几乎没有生产工具，个体的农业生产根本无法进行，为了达到生产资料互补，防止农民把刚分到手的出卖而回到土改以前的情况，农业合作化运动应运而生，如果农业合作化不出现，那么贫穷的农民为生活所迫，也只得出卖自己仅有的生产资料——土地，以维持眼前的生活，所以梁生宝买稻种和割竹子的行为，看似不起眼，却是从细节上体现了农民自觉巩固经济地位的努力。与之相对的是，郭振山貌似体贴他人的生活，其实是想怂恿占有较多生产资料的农民凭借自己的生产资料优势，排挤占有生产资料较少的农民，间接地阻止他们经济上的翻身解放，这与改革开放中“包产到户”的出发点是完全不同的。
对于皇甫村的实际情况，恐怕李建军也没有抽空翻翻看，不然他也不会说出下面这样的话：“柳青配合政策，毫不宽假地反对‘私有财产’，将‘私有财产’当作万恶之源；他不遗余力地宣传合作化的必要性，满腔热情地为暴风骤雨般的合作化运动辩护；他按照阶级斗争的理论，将作品中的人物分为‘左中右’三类，分为进步、反动和动摇三部分；他在作品里，自始至终都表达着自己以及人物对毛泽东的崇拜，甚至在小说一开始就引毛泽东的话作为自己写作的指导思想（内文中也引过三四次）。”柳青真的只是在“配合政策”吗？柳青1952年到皇甫村落户，一住就是十四年，即使到完成《创业史》，也有六年时间，他参与了村里合作化的全过程，对皇甫村和村里的合作化运动了如指掌，如果这样的生活积累也算是“配合政策”，那什么样才算不是呢？李建军还说：“他所塑造出来的属于‘无产阶级’的‘正面人物’和‘英雄人物’，都不可避免地具有虚假和夸张的性质，而很少具备鲜明的个性特点和丰富的人性内容。”我不知道李建军在说这两段话的时候，有没有到皇甫村也去考察一番，好像他比柳青更了解皇甫村似的。但我知道这六年时间里，柳青在皇甫村的生活中收获不少，创作并发表了《1955年秋天在皇甫村》（1955）、《王家父子》（1956）、《走哪一条路》（1957）、《咬透钢铁》（1958）、《雨夜》（1958），以及散文特写集《皇甫村的三年》[3]等，尤其是《皇甫村的三年》记录了当时皇甫村的真实情况，为《创业史》做了资料准备，也提供了一个个人物原型，即使是李建军认为没有一丝“人情味”的梁生宝，也有着人物原型——胜利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王家斌。 恐怕李建军不仅没有读过那段历史，也没听人说过那个时期农村的情况，我的依据就是他如下这句话：“贫富的差异，不仅从道德上把人区别为两类人，一类近乎‘狗’，是应该‘鄙视’的，一类则觉得自己在精神上‘要高贵百倍’，而且，还改变了人的味觉系统，竟然会使穷人面对富人的饭菜，有了生理上的不适反应，以至于‘看见就发呕’，——这样的描写，简直太离谱了。更为离谱的是，当高增福得知哥哥高增荣向姚士杰借了粮食，便以‘立场’为由大加责备。”我虽然没有经历过那段时期，但是我听上辈人说过，那个时代的阶级成分划分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反而是至关重要的，以至于成为农村中衡量某个家庭状况的基本标准，比如婚姻方面，地主和富农子弟总是被人歧视的，因为与他们结婚，就意味着要丧失很多生活和工作中的基本权利。至于心理感觉能否改变人的生理感受，希望李建军读一读萨特的小说《恶心》。
三是批评标准的单一化、庸俗化。福斯特把小说人物分为两类：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具体要把某个人物描述成哪种类型，作家会依照作品内在要求设定。李建军独独赞扬《创业史》中梁三老汉形象，否定梁生宝形象，并说：“殊不知，如此煞费苦心塑造出来的英雄人物，并不是真实而可爱的活的人，只不过是一个僵硬的躯壳而已。”难道扁平人物就没有价值？“真实而可爱的活的人”是评价人物形象的唯一标准？华老栓（《药》）、祥林嫂（《祝福》）、翠翠（《边城》）、吴荪甫（《子夜》）、丙崽（《爸爸爸》）、K（《诉讼》）、默尔索（《局外人》），这些人物形象中有哪个不是扁平人物？扁平人物的价值往往不在其形象本身，而在其形象之外，李先生何苦偏偏要以丰满不丰满这个标准来衡量呢？何况柳青并非“殊不知”，而是刻意要把梁生宝塑造成这个模样，“梁生宝只不过是一个由于新旧社会的不同的切身感受而感到党的无比伟大，服服帖帖想听党的话，努力琢磨党的教导，处处想按党的指示办事的朴实农民出身的年轻党员。在这方面，他有时不是达到天真的程度吗？”至于圆形人物，除了梁三之外，素芳也是很丰满的形象，由此可见，不是柳青不能把梁生宝描述成圆形人物，而是李建军自以为聪明了。
李建军不仅对人物形象整体不满，还认为柳青的安排不“合理”，“富裕中农子弟永茂，在县城读中学，本该是一个可爱的、受尊敬的青年，但是，就因为他是富裕中农的后代，所以，必然是‘落后’的，必然要被作者塑造成一个俗气的、令人讨厌的家伙”。李建军的“本该”又是从何而来？至少柳青的形象设定还有家庭环境熏陶的依据，李建军又是依据什么呢，难道就因为他“在县城读中学”？读书人就应该是“可爱的、受尊敬的”？恐怕是李建军的才子佳人小说看多了，以貌取人吧！还有徐改霞的爱情选择，李建军也说：“在曹禺的笔下，四凤不能爱周冲，是因为她已经爱上了周萍；在柳青的叙述中，改霞不爱永茂，是因为‘阶级’的阻隔使她不能爱，——她只能喜欢没什么文化的梁生宝，爱这个属于时代的‘英雄人物’。”美女爱时代英雄不行吗，难道只能爱读书人？皇甫村不是周公馆，徐改霞也不是四凤，柳青更不是曹禺，李建军为什么一定要让美女都爱上读书人？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就这么招美女待见？
如果按照李建军的逻辑推理，小说中农民应该是什么样子？首先，必须是自私自利、目光短浅的。李建军说：“事实上，最能代表普通农民阶层的生活态度和生活诉求的人，恰恰是郭振山而不是梁生宝。由于有着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劳动经验，郭振山只承认劳动的价值，本能地排斥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做法。”这就是说，农民不能有理想主义想法，不能有集体主义观念，只能是一心追求个人物质利益的扩大。其次要没有气节，见利忘义。面对温饱问题时，在李建军看来，贫农高增荣理应不自力更生，不去参加互助组做扫帚，而是忘记自己曾坚决与富农姚士杰划清界限，拎着口袋去恳求他施舍接济。再次，还要具有强烈的本能冲动行为和丰富复杂的爱情心理。“为了把梁生宝塑造成‘英雄’，柳青就是要把他身上的自然的情感，尤其是对异性的冲动和爱情，全部消除干净，因为，一个无产阶级的‘英雄’，必须熬得过‘美人关’，甚至必须是一个‘厌女症’患者”。这就是说，梁生宝与徐改霞见面时，不仅要具有丰富复杂的内心活动，还要对徐改霞有性冲动才对。总之，农民形象就应该是愚昧、不知廉耻和低俗的。那么，这样的农民是否就能如愿获得爱情了？李建军认为稍有上进心的农村美女（如徐改霞）就不该爱农民梁生宝，因为他没有文化，还是英雄人物，她只能去爱不是英雄人物的永茂，因为他有文化，所以就是“可爱的、受尊敬的”。看来李建军是真的不了解农民，淳朴善良是农民性格中的主导，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心理变化，也不会在日常生活中对有本能冲动，甚至连爱情都是简简单单的，这可以拿赵树理的小说来对照，李建军对农民形象的理解只是自己凭空的想象。
四是批评逻辑的自相矛盾。文中的论述也并非无懈可击，甚至出现了硬伤。如李建军对柳青的个人品格是这样认定的，“他没有说真话的勇气，更没有批判的精神。有的时候，即使已经看到了生活的真相，柳青也仍然不敢发出质疑的声音”。李建军的依据，是“大跃进”期间乡干部冯继贤执行不合理的生产任务时柳青没有组织群众抵制。但是很明显，在李建军引用段落中，就有柳青的质疑声音，他问冯继贤，“这能行吗？光搞一二亩地能解决吃饭问题吗？”他问社员，“这样翻行不行？一亩地打一万斤行不行？”李建军的论据与其结论明显是不对称的。李建军以此便把柳青认作“官僚化的知识分子”，并进而为其盖上了人物形象理念化的帽子，也要算作“莫须有”的办法了。
文中李建军的错误，也是时下流行的一种评论模式，即抛开作品的历史情境和作者创作倾向，只按自己熟悉的某一种尺度衡量，不合尺度便对其随意指摘。这种不尊重作品、不从作品出发的粗暴评论，是评论中的不良倾向，也是对读者极不负责任的。评论原应是指导读者切入作品的视角，而这种对作品价值严重歪曲的所谓的新视角，只会把读者引向对作品的误读。
注释：
[1]李建军：《论〈创业史〉的小说伦理问题》，载《南方文坛》2012年第2期。
[2]马社香：《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百名亲历者口述实录》，[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
[3]柳 青：《皇甫村的三年》，[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