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后两个王朝，亦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时期。经历了数千年岁月的洗礼，历史层累相因，发展变异，传统社会的典章制度、社会形态、思想意识等至此多臻成熟，社会经济总量亦庞大可观，或呈纷繁复杂面貌。各自来看，明清两朝分别维持了276年和268年的长时期统治，这在中国王朝统治史上亦不多见，似乎相对稳定。但联系或整体考察，又有诸多巨变，朱明取代蒙元、明清易代自不待言，鸦片战争之后果更堪称中国历史上空前变局，中国数千年传统社会的终结即肇始于此。于是，人们对这一时期给出了很多说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和发展的时期；传统典章制度集大成的时期；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至登峰造极的时期；中国在世界上从先进到落后的时期；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成长的时期；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时期，等等。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与国外学术界的交流日益频繁，欧美学界的“冲击与回应”、“中华帝国晚期”、“新清史”等、日本学界的“地域社会论”等研究范式，以及施坚雅倡导的区域研究等研究方法逐渐为国内研究明清史的学者所了解与熟知。在史学研究中，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众多社会科学理论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使得明清史研究的议题更加广泛，方法更加多元。
近年的明清史研究中，社会史可以说是研究成果最为突出的领域之一。虽然说对于何谓“社会史”等问题至今还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分歧，不过，着眼基层，面向大众，关注日常则成为学者们普遍重视的研究取向。
本期“明清史”专栏所收4篇文章，均可归入社会史研究的领域之内。明清时期的吏胥并非正式官员，但正是这一群体联系起了官府与民众，成为“从县衙门到家门口”的桥梁，王雪华的《清代吏胥的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考察了吏胥阶层的血缘、地缘与业缘等社会联系，强调从两个视角——一方是掌握话语权的官僚士大夫，另一方是胥吏——来看待胥吏的社会关系，以期对该问题有较为深入而客观的认知。宗族是明清时期一种重要的民众社会组织形态，对于宗族的祠堂，人们予以了普遍的重视，徐斌的《明清鄂东家族性庙宇的经营与管理》一文，对宗族所有的家族性庙宇进行了考察，细致分析了家族性庙宇的管理中，俗世与僧道世界之间对于各自权利、义务及责任的分配。我们知道，士绅身份的取得，来自于对儒学的钻研与科举功名的获得，赖玉芹的《倾心佛教与坚守礼教》则为我们展示了士绅阶层对于佛道等非儒家思想的信仰，揭示出这一阶层在思想意识方面存在的多种面相。赵秀丽的《明代妒妇研究》则是社会史研究的一个新取向，性别史的研究方兴未艾，该选题颇能迎合这一学术潮流。该文在注意到不同时段女性“妒风”现象的表现之外，更能把握时代背景，深入现象之后寻找本质，并分阶层进行讨论。
可以说，这4篇文章的选题很难称得上宏大，而且分属不同的领域，但共同点是阐幽入微，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扫除我们对于一些基层问题认识的盲点，也体现出社会史研究对于基层社会的关照。